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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波尔的焦虑和愿景:《奥特朗托城堡》中哥特想象的政治解读

作者:陈姝波 来源:《外国文学评论》

  内容提要:霍勒斯·沃波尔的《奥特朗托城堡》问世于英国社会急剧转型的十八世纪中后期,它融古代传奇与“现代”写实小说两种文体于一炉,开启了哥特小说创作的先河,其中的哥特元素形象地表现了以作者为代表的中产阶级的焦虑。本文从政体、身份、性别三方面解读该作品,探讨作者重建理想社会形态的乌托邦冲动以及自我舒缓焦虑的策略。

  关 键词:霍勒斯·沃波尔/《奥特朗托城堡》/哥特想象/社会转型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文化观念流变中的英国文学典籍研究”(12&ZD172)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陈姝波,女,1968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英美文学博士,首都师范大学英文系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英国十九世纪文学和当代文学,近期出版的专著有《碎片人生: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英国知识女性生存状态的文学构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发表的论文有《失真的女人——论<吹口哨的女人>对“自由女性”的重构》(载《国外文学》2015年第1)

 

  《奥特朗托城堡》(The Castle of Otranto,以下简称《城堡》)是英国作家、辉格党人霍勒斯·沃波尔(Horace Walpole,1717-1797)的作品,初版于1764年,有哥特小说“开山之作”之称。在不少主流批评家眼里,这部小说除了在文类上有“别具一格”的创新,其他方面似乎乏善可陈,常被看作一部逃避现实、哗众取宠的廉价之作。①不过,随着二十世纪末“文化研究”的兴起,哥特文学成为研究热点,作为该文类滥觞的《城堡》再次进入学者视野。②本文认为,虽然《城堡》是一部存在不少瑕疵的消遣作品,但它在文化意识形态上的影响不容小觑。它以独特的表达方式呈现了十八世纪后期以作者为代表的中产阶级在社会急剧变迁之际的“转型焦虑”以及他们幻想理想社会形态和舒缓压力焦虑的乌托邦冲动。

  一、哥特:“转型焦虑”的另类表达

  新的文类和文学程式、风格的产生,既是文学传统和审美趣味继承和发展的结果,又与新的特定的社会文化语境息息相关。特里·伊格尔顿将后者归纳为文化中某种巨大的社会或意识形态变迁导致的“集体心理需求”。③哥特小说在十八世纪后期的走红似乎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如果如伊恩·瓦特所说,小说在十八世纪的产生与当时中产阶级文化的兴起有不解之缘,是中产阶级个人奋斗、自我独立、进取精神的表达和延伸,那么,作为其分支的哥特小说则是这番经验的另类叙述。所谓“另类”,是指它异乎当时主流的新古典主义的理性、克制、写实的创作风格,将经验的生存焦虑和愿望诉诸奇异的想象,通过描写暴力、恐怖和超自然现象,曲折而隐晦地回应内心的需求。

  《城堡》问世于十八世纪后半叶,那时,方兴未艾的工业革命正使英国逐渐从农业社会向经济发达、国力强盛的工业社会转型。这一方面提高了国民的生活水平和民族自信,另一方面也因社会急剧转型而导致失序和混乱:阶级升降引起了社会结构和心理的变化;经济繁荣背后,物欲膨胀和享乐主义甚嚣尘上;连绵的战争和频发的恶性暴力事件带来恐慌不安;政治体制上的压抑腐败以及党派间的争权夺利令人大感失望,等等。现实的纷扰和动荡让人无所适从,颇觉“今不如昔”,社会上弥漫着一股浓重的崇古怀旧之风。就是这股怀旧思潮,促发了四十年代一场重振中世纪建筑的“哥特复兴”(the Gothic Revival)运动,其始作俑者便是酷爱古董收藏和艺术研究同时擅长文学创作的霍勒斯·沃波尔。如今还屹立在伦敦西南特威克纳姆的仿古地标“草莓山庄园”(Strawberry Hill House)便是他在此次复兴运动中具有历史意义的代表作。高耸的尖塔、厚重的石墙、狭长的窗户、彩色的玻璃等中世纪建筑的元素和风格,让观看者产生了时人埃德蒙·伯克所谓的“崇高感”(the sublime),在端庄典雅的新古典主义建筑风格一统天下的十八世纪,这一外形嶙峋突兀的“另类”庄园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和精神体验。

  《城堡》可谓沃波尔将“哥特复兴”大业扩展到文学界的“一个创作实验”,正如他在小说第二版的“序言”中所说,该作旨在“创造一种新类传奇”④,即,将“古代传奇”的“纯想象和不可能性”与受“普通生活”的“可能性规则”制约的“现代传奇”糅合在一起(see Castle:7)。通过描写神秘、离奇等激烈的“反常”,如超自然的鬼怪神灵、暴力恐怖事件以及最后的征服和回归常态,这类作品使人在巨大的“惊吓”和“恐惧”的刺激后,释放压力,并在想象世界里暂时获得应对和解决现实世界矛盾的信心。哥特复兴是对启蒙时代以平静、理性、中规中矩为特征的新古典主义美学的一次逆袭,它为现代唯理主义束缚下的人提供了诗性的灵感和想象的空间,正如文化学者大卫·庞特所说,它为“英国文化带来了它所迫切需要的激情、活力和宏大的精神”⑤。

  十八世纪的“哥特复兴”运动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当时社会制度、文化气候的不满和反叛,而想象中的中世纪则成了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过去的好日子”。另外,想象和重构中世纪一方面适逢其时地赋予一个崛起中的国家所需要的一种源远流长的历史感,另一方面也为随工业革命而迅速上升但自觉根基不稳、前景不明的一个新阶层——中产阶级——提供了表达内心不安、抒发社会转型焦虑的途径。《城堡》明显徘徊在两个时空之间,即中世纪的意大利公国和“当下”十八世纪的英国,故事和人物形象古今气息兼备,产生了扑朔迷离的效果。弗雷德·博廷这样概括哥特元素与时代危机和转型焦虑之间的契合:

  将当下投射到一个哥特式的过去,是作为更广泛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剧变进程的一部分出现的:十八世纪哥特式地迷恋骑士制度、暴力、神奇人物和狠毒贵族这一现象,产生于资产阶级和工业革命时期,一个启蒙哲学和观念不断世俗化的时代。它与封建制向商品经济转向有着紧密的关系,其中财产、政体和社会的概念正在经历大规模的转型。与此同时,自然、艺术和主体性这些观念也在被重估。因此,哥特与跟当下的危机和变迁相关的焦虑和恐惧产生了共鸣。⑥哥特元素被称为“处理西方文化最根本的恐惧和焦虑的一个重要的、多层次且具深刻象征意义的手段”⑦,它既是作家因碍于现实压力而迂回地表达对现实不满和焦虑的书写策略,又是在一个社会迅速发展变迁的时代寻找承上启下的历史延续性的诗性表达。作家们抚今思昔,寻求过去与当下以及未来的某种对话的可能,试图从中获得逃避和化解困惑及焦虑的途径,探索心中对社会政体的朦胧愿景。由于早期哥特小说绝大多数描写的是胸怀抱负但处于中层或中上层阶级的白人的心理状态和经验,他们过去受专制贵族或教士控制,如今有了往上层升迁的可能,而读者又大多是中产阶级和盎格鲁人⑧,因此,哥特小说包含了典型的中产阶级“集体心理需求”,而《城堡》就是其中的代表。

二、哥特:中产阶级的焦虑

  中产阶级的政治焦虑主要体现在他们的身份焦虑和政体焦虑上。英国的中产阶级或“中等的一类人”是在十七世纪的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革命中崛起的一个相对临时的社会阶层,其组成部分来源庞杂,“从拥有大量商业财富并控制着首都的城市老板一直到小零售商或工匠”⑨,一般包括企业主、商人、手工业者、医生、律师和经纪人,还有因长子继承制而得不到贵族头衔和遗产、落入“中产阶级”行列的贵族幼子()(沃波尔就是一例,他因是首相父亲罗伯特·沃波尔[Robert Walpole,1676-1745]的幼子而无权继承爵位,直到晚年长兄之子无后并去世,他才从侄子那里得到贵族头衔)。除了后者,中产阶级一般都出身卑微,白手起家,依靠自己的才干发财致富。他们虽主宰国家的经济命脉,但缺乏相应的社会地位。在乔治三世国王(1738-1820)统治初年,贵族寡头不仅沿袭土地和财富的所有权,还控制议会,独霸政治权力。中产阶级对此虽颇多怨愤,但在对经济和政治切身权益的诉求上,他们总是小心翼翼,诚惶诚恐,究其原因,无非是因为他们脱胎于社会底层,财富大多是以暴力手段从以前的贵族手中夺得,对自己现有的“暴发户”身份,中产阶级大都充满矛盾认识,内心总有难言的“原罪”之隐和自卑情结。他们一方面支持民众反抗政府,希望从中改善自己的处境,但另一方面又害怕社会因此动荡混乱,到头来殃及自己的既得利益。身份焦虑使中产阶级在社会变革面前患得患失、犹豫不决。

  《城堡》主要讲述的是中世纪意大利某公国一冒牌统治者的故事,他因非法继承爵位惨遭超自然力量报应,最后不得不将爵位退还给合法继承人,但是它隐喻的正是英国十八世纪后期中产阶级的身份焦虑。故事中现任非法统治者曼弗雷德是一个披着封建社会贵族外衣、身份可疑的资产阶级暴发户,他从祖父里卡图那里继承了爵位。里卡图是前公爵“好人阿方索”的一名侍从,他下毒谋杀阿方索并伪造他的遗嘱,登上了宝座,走出了一条低层人士非法血腥的升迁发迹之路,而这同时也使他的子孙后代从此生活在一个可怕的“古老预言”的魔咒里:“当奥特朗托城堡真正的主人变得太大,不再能在那里安居时,现在的统治家族就会失去该城堡及其封号。”(Castle:16-17)⑩曼弗雷德为了掩盖自己黑暗的家族史和非法统治者的身份,变本加厉地执迷于权财,酷似一个孤注一掷的现代个人主义者。为保住家族的爵位和财富,他不择手段,安排体弱多病的儿子康拉德与贵族少女伊莎贝拉结婚,妄图使自己的后代拥有贵族血统,从而“洗白”自己的非法身份。当儿子在新婚之际被从天而降的巨盔击中死去后,他又不顾社会禁忌,强迫准儿媳与自己结婚生子。在遭到拒绝并追捕伊莎贝拉的过程中,祖上弑主篡位的家丑露出水面,曼弗雷德的公爵身份被证伪,而与此同时,一位被他诬陷谋害了他儿子的青年“农民”西奥多被指认是阿方索流落“民间”的外孙,至此,真正合法的继承人出现。在超自然力量的威慑下,爵位和城堡归还原主,西奥多正式成为继位者。小说借古讽今,隐喻英国十八世纪阶级的升降变迁及其背后可能存在的身份和“发家史”黑幕,从而揭示中产阶级的身份焦虑。

  除了描写身份焦虑,《城堡》还呈现了中产阶级的政体焦虑。英国是一个传统的世袭制国家,贵族爵位继承的“合法性”问题向来是社会的一大忧患,历史上爵位之争层出不穷,而由此引发的弑君篡位事件也成为文学作品中屡见不鲜的题材。沃波尔最崇敬的莎士比亚戏剧《哈姆雷特》、《麦克白》就是其中的典范,事实上这些莎剧中神秘预言、弑君夺位和先帝阴魂归来等情节,几乎是《城堡》潜在的参照文本。虽然《城堡》的故事发生在中世纪的意大利城邦,但作品人物与情节具有高度的史实相关性。比如,曼弗雷德这个冒牌的封建统治者为保住家族的非法爵位,丧心病狂地威逼已故儿子的未婚妻与自己结合生子,还谎称自己与年老不育的发妻婚姻非法,迫使教会准许他离婚;而当教会识破他的阴谋、断然否决他的要求后,他又恼羞成怒,恶语威胁神父、亵渎宗教,这些行为都让人自然联想到历史上亨利八世的种种劣迹(11)。作者在揭露和讽刺封建君主狭隘、偏执的同时,质疑了君主/贵族世袭制的合理性和危害。除了其固有的长子继承制以及传男不传女的惯例可直接引发婚姻和家庭危机外,体制本身只认血统、无视继承者德行和才能的做法,也是社会不公的表征。作者借神父贾勒密之口,直接否定了所谓的血统高贵论:“什么是血统!什么是贵族!我们都不过是可怜的满身罪孽的爬虫。只有虔诚才能使我们与泥土区分开来,我们来自尘土,归于尘土。”(Castle:55)人生来平等,这既是宗教信仰,也是当时启蒙运动的现代民主思想的体现。十八世纪不少中产阶级的知识精英如丹尼尔·笛福、沃斯通克拉夫特等都反对君主制和贵族的世袭特权,呼吁推行民主政治,赋予女性教育权,实现自由、平等的理想,《城堡》也显示了沃波尔的这种进步思想和政治意识。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小说对篡位者曼弗雷德“恶棍化”的塑造,特别是最后世袭制拨乱反正和“完璧归赵”的结局安排,还是暴露出中产阶级作者迂腐、保守的政治观:他虽有要求平等、民主的意识,但在现实面前往往首鼠两端,甚至妥协将就,这种矛盾性正好表征了他因紧张的身份焦虑而导致政治立场的模糊甚至“反动”。

  贵族世袭制导致权力和财富的不公,而专制统治更是压抑了中产阶级对于自由、民主的追求,作品描写的中世纪封建专制情节充满了对现实世界特别是十八世纪英国汉诺威王朝政府的影射。暴虐的冒牌公爵曼弗雷德愚弄百姓,以“莫须有”的罪名无端指控“农民”西奥多谋害他的儿子康拉德,将他打入地牢,进行残酷迫害,这一侵权暴行与英国当朝国王乔治三世的专制独裁不乏雷同之处。乔治三世在位初年,对外军事冲突不断,特别是“七年战争”(1758-1763)在国内引发了重大分歧和争议,不仅使得政局动荡,高额的债务和税收也让百姓怨声载道。乔治上台后强化在光荣革命后被削弱的王权,操纵议会和政府,打压长期以来控制政府的辉格党集团势力,使后者失去了在政界一直占据的主导地位。面对新的专制王朝,1763年,著名新闻记者、辉格党人约翰·威克斯(John Wikes)和他的支持者发动了一场要求“老的英国自由和新的英国权利的运动”,这是历史上一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中产阶级激进运动。期间威克斯因在报刊谴责国王乔治三世和当局压制民主,被判“叛国罪”和“煽动罪”而入狱。同为辉格党人的沃波尔认为这是赤裸裸的滥用国家权力、践踏民主和违反新闻自由的做法;次年春天,沃波尔的密友亨利·康卫(Henry S.Conway)将军又因反对无处不在的“搜查令”而遭免职。出于义愤和对当朝的失望,沃波尔从政坛告退,隐居草莓山庄,在那里他奋笔疾书,短短两个月内便完成了《城堡》的创作。小说中曼弗雷德愚弄百姓、囚禁西奥多的行为,与乔治三世将威尔斯关押在伦敦塔可谓是虚构与现实的呼应。

  沃波尔成长在一个政治气息浓厚的家庭,父亲罗伯特·沃波尔是汉诺威王朝内阁长期掌权的辉格派党魁,一度出任英国首相。拥有这份显赫的家庭背景,沃波尔年纪轻轻便步入政坛,曾是英国辉格党的一名议员。尽管后来他告别政坛,投身艺术和古董收藏及文学创作,但是,他的政治关切始终没有改变。沃波尔一生捍卫君主立宪制,认为那是完美的政体,晚年在给一个朋友的信中,他这样表达自己的政治信念:“在过去的45年间,我始终遵照[光荣]革命时制定下来的宪法原则,那是据我所知世上最好的政府形式,它宣扬自由,保护财产,鼓励贸易,成就了人民的自由、富裕和胜利。”(12)然而,这个在他看来最好的立宪政体却在诞生半个多世纪后遭到汉诺威王朝的蔑视和践踏。乔治国王滥用王权,过度干涉公民自由,不仅违背1688年《权利法案》确立的有关规定,也与启蒙运动所宣扬的民主、自由、正义理想背道而驰,是严重的倒行逆施。作者借中世纪封建君主的专制独裁隐喻当局,表达了自己对社会变革转型期政治局势的不满和忧虑。

  此外,作品还反映了作者对性别专制的焦虑。尽管小说围绕男性间权力和财产的转移问题展开,但是,由于这个过程离开女性就无法实现,所以它也同时折射出当时社会的两性状况。无论是中世纪封建社会,还是十八世纪资本主义社会,父权制的文化性质始终没有改变。女性虽然担负繁衍后代的大业,是使制度和秩序得以延续的保证,然而,她们劳苦功高却无权无势,被动而无助,基本依附和从属于男人,作品中曼弗雷德的发妻希波里塔就遭遇此等命运。曼弗雷德罔顾她的存在,也不顾当时的乱伦禁忌,强迫亡子的未婚妻与自己结合,目的无非是借用她的贵族身份和年轻的身体为自己生个血统贵族化的男性子嗣以续“香火”。另外,未嫁的女儿也是父权制家庭里一件可以随意处置的私有财产,曼弗雷德与前来讨伐自己、寻找女儿伊莎贝拉的阿方索后裔弗拉德里克相互勾结,私下密谋将彼此的女儿许配给对方,企图以“联姻和亲”的方式构建政治和经济联盟,女儿们成了贪权恋财的父亲们实现政治和经济野心的工具,玛蒂尔德甚至还惨遭父王曼弗雷德误杀而身亡。这些情节充分说明女性在王权、父权和家长制多重压迫下卑贱的地位和身不由己的悲惨命运。

  相比中世纪,十八世纪资产阶级女性的生存状况虽有所改善,甚至能享受较为闲适自由的生活,但没有什么政治权利和地位。保罗·兰福德在论述十八世纪英国中产阶级历史的著作中写道:妻子在法律上是“已婚女人”(femmes coverts),这实际上被剥夺了与丈夫分享家庭财产的权利,地位相当于奴隶。(13)她们还随时可能因遭到丈夫遗弃而失去生存的保障。由于社会几乎不为“体面的”中产及中产以上阶级女性提供就业机会,婚姻几乎是她们长大后安身立命的唯一途径,更是她们改善社会地位的唯一凭借。这一点在同时代小说家特别是简·奥斯丁的作品中已得到充分揭示。由于没有政治地位和权利保障,她们在婚姻里大都习惯性地压抑和泯灭自我,顺从丈夫,委曲求全。沃波尔以曼弗雷德对妻子的暴政和妻子无条件的逆来顺受隐喻十八世纪严重的性别等级制,表达他对性别专制的关切。

  在表达社会转型之际的这些焦虑时,作者大量运用哥特元素,制造阴森恐怖的氛围,如神出鬼没的古堡、漆黑幽闭的地下室、迷宫般的暗道和重重机关以及令人心惊肉跳的各种声响等等,它们都是中产阶级内心的欲望、焦虑和恐惧的外在表现。作品中出现最多的是被奸仆谋害的前公爵阿方索的阴魂,它似乎始终盘桓在城堡上空,密切关注着城内动静,似在伺机报仇雪恨、东山再起。每当非法统治者图谋诡计或实施恶行时,阿方索总会准时显灵。比如,在曼弗雷德心急火燎地安排病重的儿子康拉德与伊莎贝拉结婚之际,阿方索的鬼魂化身一个“比有史以来任何盔状物都大一百倍”的“致命的”头盔,不偏不倚正砸中准新郎,使其瞬间“粉身碎骨,血肉模糊地葬身于庞然大物之下”,现场惨不忍睹,目击者无不惊恐万状,失声尖叫(see Castle:12-13)。传宗继业的儿子遭遇的这一飞来横祸,表面上是旧的封建主对取代它的资产阶级的报复,从深层来说,它是篡夺者潜意识里对自己罪恶家史、冒牌身份以及家业朝不保夕的焦虑和忧惧的集中实现,应验了他惧怕的“祖辈犯下的罪恶,由子孙来偿还”的“古训”。阿方索的鬼魂还在关键时刻显出原形,比如在曼弗雷德谋命夺位的真相大白天下后,只见电闪雷鸣,地动山摇,瞬间夷为平地的城堡废墟上突然出现阿方索的身影,他宣布西奥多是阿方索家族的后裔和合法继承人,为拨乱反正、恢复整个贵族制起到了关键作用。这个哥特意象既是资产阶级渴望宽厚仁慈的明主阿方索在朝的“好日子”能重现的象征,也可以说是中产阶级不满当下专制势力、潜意识充满报复欲望和冲动的标志。此外,贯穿全文、成为经典“哥特”意象的古堡和幽灵是男性特征和父权意志的象征,而伊莎贝拉为逃脱曼弗雷德的性侵魔爪而穿越漆黑幽闭、机关重重的地下室的历险,几乎成为后来“女性哥特小说”(Female Gothic)(14)的程式化标配。那些令人毛骨悚然的场景实际上是弱女子在父权社会的内心感受的外向投射,传达的是在严酷的父权势力下,女性对自我生存环境和状态的极度焦虑和恐惧。总之,作品中的哥特元素成为中产阶级男女在社会转型期的被压抑的政治欲望和身份焦虑的外在呈现,而它“将当下社会结构所隐藏的暴力,移置到过去,化成幻想往昔”(15)的表现手法所产生的一箭多雕的功能,使哥特文学成为中产阶级在社会转型期表达自身心理和文化渴望及恐惧的最理想的文学形式。

三、哥特:模糊、保守的愿景

  面对工业革命和社会变迁、转型带来的各种社会问题和“政治焦虑”,中产阶级的知识文人在发思古之幽情的同时,也设想着克服社会危机、疏解心头转型焦虑的可能,而这部哥特小说的结局便寄托了作家的这种希望和愿景。

  小说第五章作为结尾,叙述节奏明显加快,甚至显得异常急促,几乎每一句都是情节的推进:玛蒂尔德被父亲曼弗雷德误杀身亡;阿方索的阴魂捣毁象征曼弗雷德腐败权势的奥特朗托城堡,并宣布西奥多是他真正的继承人;曼弗雷德忏悔并如实交代自己祖父毒杀阿方索、伪造遗嘱登上爵位的经过;神父贾勒密则揭开作为阿方索后裔的西奥多的身世之谜;次日早晨,曼弗雷德退位并与妻子归隐修道院;弗拉德里克将女儿伊莎贝拉交给城堡的新晋主人和公爵西奥多,意味着两人缔结婚姻。这样,一切可谓在“物”归原主、拨乱反正中重获秩序,特别是爵位和正统世袭统治得到了恢复。小说在西奥多略带伤感的“感悟”中仓促结束:“他接受了劝告,明白只有与永远陪伴自己共同缅怀他心上人的那个人在一起,他才会幸福。”(Castle:110)

  相比前面激烈的矛盾冲突,这样貌似“大团圆”的匆忙结尾明显如强弩之末,显得“敷衍了事”。(16)这样的“收场”除了与十八世纪小说喜闻乐见的大团圆传统有关,更与作者矛盾的思想和立场一致。从结局看,作者不仅没有质疑或针砭封建家族世袭制,反而在维护旧制度正宗血统贵族的复位,以致学界认为《城堡》有“反动的怀旧”(17)之嫌,是“旨在支援贵族势力的一种尝试”(18)。大卫·里切特甚至认为小说反映了沃波尔渴望回到那个旧时代的心愿,那时“秩序不被质疑,也毋庸置疑,君主至高无上,暴君甚至不必假装受过启蒙教育”(19)。如此说辞虽有些偏激,但在揭示沃波尔的保守甚至“反动性”上却不无道理。实际上,它也揭示了十八世纪后期不少哥特小说家如拉德克利夫(Ann Radcliffe)和路易斯(Matthew G.Lewis)等人作品的一个共同特征。这逆历史潮流的设想,一方面归因于这些中产阶级作家长期以来受封建文化熏陶,内心早已认同贵族制和贵族文化并对之充满了艳羡(尤其是沃波尔,他从小优裕的生活环境使他早就内化了封建贵族文化和价值),另一方面也源自这些作者对“当下”变迁莫测的社会现实的失望。怀旧式的期许和幻想成了沃波尔逃避现实的庇护所。就在《城堡》出版一年后给友人的一封信中,他这样写道:“你知道,愿景(visions)一向是我的牧场(pasture),我远没有活到与它们的虚空计较的年岁,我几乎认为,把所谓的人生现实换为愿景是无与伦比的智慧。古老的城堡、古老的画像、古老的历史以及古人的絮语,这些把你带回到那个不会令你失望的年代。”(20)这样的表述直白地表明了作者怀旧、守旧的心态和立场。明知封建贵族制意味着专制、等级制和阶级压迫,绝不是理想的社会形态,但是现代社会的动荡失序和人心不古,使沃波尔对资产阶级能否建立更胜一筹的社会政治体制更缺乏信心。与其寄希望于一个危机四伏、前景未卜的新体制,不如恢复曾经的、想象中秩序井然的贵族等级制。所以,小说最后呈现了一个集古代骑士风范和现代民主精神于一身的年轻统治者面对古老废墟的意象。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对西奥多这个新统治者的刻画可谓极尽赞美之辞。在他笔下,西奥多是骑士精神的化身,而骑士精神历来有“纯真的古不列颠传统”之称,对现代英国乃至整个欧洲的民族性格的塑造都有深远影响,因而也常常成为中世纪题材的哥特小说的必备元素。在作品中,这位据称有着“高贵血统”的年轻人“谦逊而高雅”,他不畏强暴,一身正气,不仅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还侠骨柔肠,忠于爱情。他既是作品中反复提到的“好人阿方索的转世再生”(Castle:18,38),又是横空出世的“一个新型文化英雄”(21),他高尚的人格和美德恰好与当下非法统治者曼弗雷德的自私、狭隘、贪婪和冷酷无情形成鲜明对比,同时也与十八世纪高度竞争和重商语境下自我奋斗、唯利是图的价值观和处世方式大相径庭。这里,作家显然有感于“今非昔比”、世风日下的大环境,渴望随时代消失的骑士精神能够“复活”。在他眼里,古老的骑士精神无疑是一种优秀文化,必然能改善社会风尚,促进社会良好秩序的建立与巩固,从而化解社会矛盾和危机。这样的乌托邦冲动有意无意间迎合了伊格尔顿所说的“集体心理需求”,《城堡》在当时一版再版,供不应求,即证明了这一点。

  当然,如此乌托邦愿景,依照伊格尔顿的看法,属于“坏”乌托邦,即一种毫无现实基础的痴心妄想(22),因为在十八世纪资本主义经济蒸蒸日上、封建贵族势力日薄西山的背景下,恢复贵族制的正统性无疑是倒行逆施,不仅不合时宜,也不可能实现,它只是作者的一个白日梦,暴露的是他保守的政治观念。这种保守性既与沃波尔所处阶级的尴尬地位分不开,也与英国长期以来“保守”的政治改良传统相一致。相比欧洲大陆上一些国家选择急风暴雨、摧古拉朽般的“革命”道路,英国更崇尚和风细雨、循序渐进式的社会改良。比如,在对当时法国大革命的看法上,沃波尔高度同意和赞赏埃德蒙·伯克对此事件的反思和立场(23),后者在清点法国革命留下的“遗产”时,专门与英国1688年的光荣革命做了一番比较,并不无骄傲地写道:

  [光荣]革命旨在保护我们古代无可争辩的法律和自由以及使法律和自由获得唯一保障的古代宪政……缔造一个新政府的想法足以使我们厌恶和恐惧。我们在光荣革命时期祈望,现在也祈望,我们拥有的一切都是我们从祖先那里继承的一份遗产。面对这笔遗产,我们小心翼翼,不让任何怪物嫁接在这棵植物上。我们所做的一切无不遵循对古老原则的敬畏。(24)

  可见,英国式的政体变革遵循对传统的尊重。沃波尔让西奥多这位新时代的年轻统治者沿袭古老的体制,在温柔善良、机智勇敢的伊莎贝拉的陪伴下继往开来。小说在一个百废待兴的遗址面前戛然而止,留给读者一个貌似喜大于忧的遐想和展望。这个乌托邦式的结尾既是中产阶级对现实矛盾和冲突的暂时回避,也是他们渴望结束混乱、回归秩序的愿景,某种程度上是自我疏解“转型焦虑”的一个策略。

  总之,由于作者对十八世纪中后期英国社会的政治和文化形势认识不清,《城堡》这部哥特小说从主题思想到故事情节设置都充满了矛盾。矛盾性也几乎成为此后哥特小说的一个共性。通过激烈的矛盾呈现和最后的妥协,小说的“哥特”想象和叙事为中产阶级提供了某种心理平衡和安慰。

注释:

  ①比如十九世纪著名史学家、批评家麦考利(Thomas Macaulay)就在《爱丁堡评论》(Edinburgh Review)上撰文说它是“一堆前言不搭后语的奇思怪想,充满矫揉造作”(qtd.in Cristal B.Lake,"Bloody Records:Manuscripts and Politics in The Castle of Otranto",in Modern Philology,vol.110,No.4[May,2013],p.501; see also 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Critical and Historical Essays Contributed to The Edinburgh Review,5 vols,Leipzig:Bernh,1850,vol.1,pp.192-193)

  ②详见黄梅《推敲“自我”:小说在18世纪的英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第365-389页;苏耕欣《哥特小说——社会转型时期的矛盾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

  ③See Terry Eagleton,Marxism and Literary Criticism,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6,pp.20-27.

  ④Horace Walpole,The Castle of Otranto:A Gothic Story,edi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W.S.Lewis,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4,p.12.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著名称首词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⑤David Punter,The Literature of Terror:A History of Gothic Fictions from 1765 to the Present Day,London:Longman,1996,p.55.

  ⑥Fred Botting,"In Gothic Darkly:Heterotopia,History,Culture",in David Punter,ed.,A New Companion to the Gothic,Hoboken:Wiley-Blackwell,2012,pp.13-14.

  ⑦J.E.Hogle and A.Smith,"Revisiting the Gothic and Theory:An Introduction",in Gothic Studies,11(2009),p.1.

  ⑧See Jerrold E.Hogle,"Introduction:The Gothic in Western Culture",in Jerrold E.Hogle,ed.,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Gothic Fictio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p.3.

  ⑨保罗·兰福德《18世纪英国:宪制建构与产业革命》,刘意青、康勤译,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8年,第176页。

  ⑩这个真正的主人指的是被谋杀的先王阿方索,城堡内有他的雕像,后来雕像的体积不断膨胀,撑破了城堡,使其成为废墟。

  (11)亨利八世娶哥哥的遗孀凯瑟琳为妻,之后凯瑟琳没能生下男性继承人,亨利八世便以《圣经》中说弟娶兄嫂者会无后代的说辞为由要求宣布两人婚姻无效。凯瑟琳坚持自己的王后身份,坚称婚姻有效;教皇也没有批准亨利八世这一请求。但亨利八世不顾教皇的反对,1533年与有私情的女侍官安妮·博林秘密结婚,罗马教皇由此宣布将亨利八世驱逐出教。作为报复,英格兰国会随即立法脱离罗马教廷,大主教克兰麦立刻宣布亨利与凯瑟琳的婚姻无效,与安妮·博林的婚姻合法。亨利八世一生共结婚六次,第三次婚姻得到了唯一的男性继承人、儿子爱德华·都铎。

  (12)Paul Langford,Walpole,Horatio,fourth earl of Orford(1717-1797),in Oxford 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nline,http://www.oxforddnd.com/view/article/28596[2011-08-22]

  (13)See Paul Langford,A Polite and Commercial People:England 1727-1783,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p.110.

  (14)See Ellen Moers,Literary Women:The Great Writer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5,p.90.

  (15)David Punter,The Literature of Terror:A History of Gothic Fictions from 1765 to the Present Day,pp.218-219.

  (16)详见苏耕欣《哥特小说——社会转型时期的矛盾文学》,第8页。

  (17)Maggie Kilgour,The Rise of the Gothic Novel,London:Routledge,1995,p.26.

  (18)Ellen Malenas Ledoux,Social Reform in Gothic Writing:Fantastic Forms of Change,1764-1834,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13,p.37.

  (19)David H.Richter,The Progress of Romance,Literary Historiography and the Gothic Novel,Columbus: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2015,p.70.

  (20)Qtd.in W.S.Lewis,"Introduction",in The Castle of Otranto:A Gothic Story,p.x.

  (21)Toni Wein,British Identities,Heroic Nationalisms,and the Gothic Novel 1764-1824,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OO2,p.49.

  (22)See Terry Eagleton,The Idea of Culture,London:Blackwell,2000,p.22.

  (23)See Robert A.Smith,"Walpole's 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in Warren Hunting Smith,ed.,Horace Walpole:Writer,Politician,and Connoisseur,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67,pp.92-93.

  (24)Edmund Burke,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 and on the Proceedings in Certain Societies in London,London:Printed for J.Dodsley,1790,pp.4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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