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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境中的通灵之争——《占有》中的幽灵叙事

作者:金冰 来源:《国外文学》

内容提要:英国当代女作家A.S.拜厄特在其最具代表性的“新维多利亚小说”《占有》一书中,从当代视角对19世纪风行一时的通灵术热潮进行重构,再现了19世纪科学语境中的通灵术之争。本文通过对小说中主要人物通灵体验与感悟的分析,将幽灵叙事置于维多利亚时代科学与宗教张力关系中进行考察,揭示出其所蕴含的精神与物质关系的悖论性。

关 键 词:《占有》/通灵术/物质性焦虑/降神会

作者简介:金冰,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英语学院

英国当代女作家A.S.拜厄特(A.S.Byatt)在其最具代表性的“新维多利亚小说”《占有》(Possession)一书中,从当代视角对19世纪风行一时的通灵术①热潮进行重构,再现了19世纪科学语境中的通灵术之争。本文拟对小说中主要人物的通灵体验与感悟进行分析,将幽灵叙事置于维多利亚时代科学与宗教张力关系中进行考察,从而揭示其所蕴含的精神与物质关系的悖论性。

《占有》中,与通灵术相关的情节主要围绕女诗人克里斯特贝尔·拉摩特展开。她不但参与贵格派教友组织的有关“显灵”的讲座,还自己尝试用水晶球占卜。在好友布兰奇·格拉芙投水自尽后,她加入了贾基夫人组织的以研究心灵活动为宗旨的女性团体“处子之光”(Vestal Lights),并多次参加灵媒利兹夫人主持的降神会,以期与故友的亡灵交流。在拜厄特笔下,拉摩特对通灵术的迷恋并非仅仅源于个人原因,即渴望与死去的好友布兰奇的亡灵进行交流,而是众多信仰受到冲击的维多利亚人的一种真实写照。在他们看来,“灵魂显现”用最确实的、可以感知的方式证明死后生命的存在,为传统基督教有关灵魂永生的信念提供了无可置疑的证明。

拉摩特敏锐地意识到通灵术与19世纪信仰危机之间的微妙关联。当表妹萨宾娜对通灵术这种“起居室里的小把戏”表示质疑与嘲弄时,拉摩特回应说:

当人们毫无疑虑地确定自己的信仰——当教会还是一种坚实的存在,灵魂会安然地坐在祭坛栏杆的背面。总体来说,世人的灵魂会留在教堂墓地或者墓碑附近。但是现在,他们担心自己死后不复有来生,棺木的盖子不会被掀起,天堂与地狱不过是一些老旧的教堂墙壁上已经褪色的图画,还有蜡制的天使和可怕的妖魔——于是,他们询问,那里究竟有什么?②

拉摩特的身上无疑体现出一种具有时代特征的宗教观。一方面,与秉持宗教怀疑主义和不可知论的诗人艾什相比,拉摩特无疑表现出更为坚定的宗教情感和信念。在她与艾什的隐秘爱情被发现之前,她主要以“宗教诗歌”(36页)和以布列塔尼为背景的神话故事构建小说情节,而这些细节皆为当代学者所熟知的常识。在与艾什的通信中,拉摩特表达了自己对《圣经》和耶稣道成肉身的信念:

神的生与死造就了人类,他是我们的挚友和救星,是我们行为的典范,当他死亡之后复而起身,就等于赐给了我们未来的希望,倘若没有了这样的希望,此生此世处处可见的不公不义,不就只是一则让人难以忍受的笑话了吗?……还有——倘若事实并非如此——我们又怎么可能虚拟出那崇高的典范,那至极的牺牲呢?(182页)

但是,与此同时,拉摩特清楚地意识到“我们这个时代对信仰根基毫不留情、持续不断的深入探究和质疑”(她特别提及圣经高等批评以及诸多批判哲学思潮对基督教根基的动摇)(176页)。对于艾什的科学主义世界观,她并没有完全拒斥,而是以开放的心态与其探讨科学与信仰的关系,并分享自己对自然史及博物学研究的兴趣。她创作了大量有关蜘蛛、蛹、蜜蜂、蚂蚁等昆虫生活的短诗,并在诗中探讨了生命起源和变化的主题。在一首名为《变形》的短诗中,拉摩特写道:“这只皱巴巴的飞蛾,是否还能记起它自身的——源起/蜷缩着,一点点蠕动,柔软而缓慢。”(177-178页)尽管身为基督徒,拉摩特依然相信,一切生命的源起都是上帝的赐予,但她同样意识到,由于进化论等科学思潮的兴起,起源与蜕变这些古老的命题,重又成为“我们这个时代关注的问题之一”(177页)。此外,她还在写作中采用了许多布列塔尼民间传说等异教神话中的素材和意象并对布列塔尼神话中所蕴含的母系社会传统表现出极大的兴趣。

拜厄特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曾经表示,她在构想拉摩特这个人物时,原想以19世纪宗教女诗人克里斯蒂娜·罗塞蒂为主要原型,“但她[罗塞蒂]过于笃信基督教,又带有过多自毁倾向。”③而拜厄特希望通过拉摩特的形象,体现一种受到科学浸染的宗教观,并进一步探讨维多利亚人在科学语境中对灵魂、永生等传统宗教信条的重新诠释。在拉摩特身上,除了罗塞蒂,还可以看到伊丽莎白·勃朗宁及艾米莉·狄更生等19世纪女诗人的影子。

拉摩特在与艾什的通信中,曾经援引她十分推崇的贵格派教友对通灵术的描绘:“我们是地地道道的物质主义者,谈及灵性上的事,除了我们所说的物质性证据,没有什么能令我们满足。”(187页)对此,艾什评论道,“一方面指责这个时代物质主义大行其道,一方面却又试图唤起一种完全物质化的灵性,这真是严重的逻辑匮乏。”(188)显然,拜厄特借由艾什之笔揭示出通灵论本身所含有的悖论性。小说中,灵媒利兹夫人在其自传《阴影之门》的附录中列数了她面向公众举办的关于通灵术的演说题目:《通灵术与物质主义》、《肉身显现与灵光》以及《站在门槛上》等(425页),从中不难看出通灵术所具有的双重性(拜厄特在小说中经常使用门槛、门廊等意象指代生与死的交界,古凯尔特人相信这是来自灵魂世界的使者现身的地带)。亚力克斯·欧文(Alex Owen)指出,通灵论者将他们对物质性的理解延伸至精神维度,相信可以通过严格的实证方法证明灵魂的物质性存在。④可以说,通灵论思潮以一种悖论的方式折射出科学主义和实证主义对维多利亚人精神物质观的影响。

小说中,有关艾什与拉摩特第一次会面的记载就引入了与通灵术有关的主题。拜厄特虚构了艾什与维多利亚时代著名日记作者克拉布·罗宾逊(Crabb Robinson)的朋友关系。历史上的罗宾逊因其与19世纪众多文化名人、尤其是浪漫主义诗人(如华兹华斯、柯尔律治以及德国诗人歌德、席勒等)的密切关系而为人所知。他于1869年出版的《日记、回忆与通信》(Diary,Reminiscences and Correspondence)一书以日记的形式记录了他与浪漫派诗人及其他作家、艺术家及政治人物和社会活动家的交往经历,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小说中的罗宾逊在1858年6月的一份日记中,记述了他在家中召集的一次文人聚会,而艾什与拉摩特、拉摩特同一屋檐下生活的好友布兰奇以及经济学家瓦尔特·白哲特(Walter Bagehot)等都是聚会的参与人:

我们也讨论了所谓的“显灵”,拜伦夫人曾经心有所感地给我写信谈及这类事情。我们也提到斯托夫人,她声称曾经和夏洛蒂·勃朗特的灵魂有过交谈。尽管格拉芙小姐只偶尔插几句话,但她热切地表示,她相信这样的事情能够并且的确发生过。艾什说他需要确定无疑的实验证据才能相信,不过在他看来,那大概遥遥无期。白哲特则说,艾什诗中对麦兹默信奉精神干预的描述,可以表明他并非如自己所声称的那样严格地按照实证科学的原则进行创作。艾什回答说,历史想象需要作者对人物精神世界的一种诗性认同,他对此深信不疑,以至于他现在面临着一种风险,无法明确自己究竟相信什么。所有人都询问拉摩特小姐对那些敲击桌子的幽灵的看法,她拒绝表达观点,只是回之以一个蒙娜丽莎式的微笑。(29页)

这段描写中有关斯托夫人(Harriet Beecher Stowe)的讨论显然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维多利亚时代的“通灵热”现象。据史料记载,《汤姆叔叔的小屋》(Uncle Tom's Cabin)作者哈丽叶特·斯托因爱子亨利夭折而寻求灵媒帮助,以期与爱子亡灵交流,此后对通灵术的热情一直有增无减。她曾多次致信乔治·爱略特(George Eliot),与其探讨通灵术与宗教之间的关系,并声称自己曾经亲眼见到《简爱》(Jane Eyre)作者夏洛蒂·勃朗特(Charlotte Brontё)的鬼魂。对此,爱略特在回信中写道:

关于席卷美国的招魂术热潮,你对其根源的分析具有一种深刻的感染力,即,这是一种因挚爱的亲人逝去而发出的悲痛之声,如同圣经中的拉结,因丧亲之痛而悲泣。但关于招魂术(当然,我是指通过敲打桌子或自动书写等方式与亡灵进行交流),就我在大洋此岸的了解而言,它像是一种贬损心灵的愚蠢之举,在对证据的判断方面十分轻率,又或者说是一种无耻的欺骗。⑤

在1872年6月的另一封回信中,爱略特更为详细地阐述了她对通灵术的看法:

你的扶乩体验令人惊奇,但你说那些文字是夏洛蒂·勃朗特的鬼魂所述,对我而言(也许对,也许不对)却极不可信。若让我相信,除非现场的每一个环节都被明白无误地展示出来,而且所有其他的解释都被证明为不可能。如果是另一个幽灵模仿夏洛蒂·勃朗特——如果这些捉摸不定的鬼魂倾向于通过晃动家具或者以气泡的方式偶尔出现在某些特定性情的人面前,抑或在很多场合出现在各种性情的人面前,讲述我们已经知道或者即便不知道也应该如此的事实——我必须坦率地承认,我对这类事情兴趣不大,我感到,在更为崇高和令人敬畏,也更为清晰明了的启示面前,我们的生命十分短暂,终其一生也只能得到一些不尽如人意的了解。如果有一些悲伤的灵魂需要我们帮助——那么我认为我们应该停下脚步,耐心倾听他们的思虑;但除此之外,我不认为我们有必要去研究他们,就像我们没必要去研究人类社会某个特殊阶段的特有愚昧一样。那些与我感受不同,并被此类活动所吸引的人,正通过实践向我们展示,除了困惑,无法从中得到什么。当下,在我看来,将任何根本的宗教信念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之上都是一种令人痛心的误导,因为它使人的思想偏离高尚或纯粹情感的真正源泉。⑥

拜厄特对斯托夫人与爱略特的这段书信往来显然十分熟悉。艾什对宗教问题的思考有着爱略特的印记,他对招魂术的看法也与爱略特不无相似,这在艾什与普莉希拉·克罗伯的通信中体现得最为明显。普莉希拉是小说中的当代学者罗伯逊·克罗伯的曾祖母。她是一位热衷于催眠与通灵术的19世纪美国上流社会女性,她在纽约的家是通灵活动的中心。普莉希拉曾写信给艾什,声称她与诗人柯尔律治的鬼魂有过交流,而艾什回信的口吻与爱略特几乎如出一辙:

我不是在开玩笑,夫人。我参加过您所提及的那种尝试让亡灵显现的降神会……我认为最有可能的解释就是一种赤裸裸的欺骗加上一种群体歇斯底里症,一种如同瘴气般四处弥漫的焦虑和躁动不安的气氛,正在戕害着我们的上流社会,使下午茶会的谈话变得刺激而腥膻……我承认,世上或许真有游荡的灵魂,大地散逸的气泡、发散物,空中的生物,它们偶尔在我们心有忧虑之际从我们身边穿越而过,然后继续它们不为人知的行程……天堂和人间的确有很多事物是我们的哲学所无法想象的。但是,我相信,若要发现它们,并非依靠敲打桌子或者其他可以感知的操控行为,或者像霍姆先生那样,伸着僵硬的胳膊,绕着枝形吊灯飞来飞去,又或者像您这样在占卜板上信手涂写,而是依靠长久而耐心的思考,探究逝去的灵魂与现存生物体复杂的运行机理,依靠智慧,兼顾古今,依靠显微镜和分光镜,而不是去盘问那些对人世执迷不舍的鬼魂和亡灵。(116页)

与爱略特一样,艾什并未完全否认灵魂的存在,他对通灵术的质疑一方面源于其真伪无从考证;另一方面,在他看来,这种招魂问亡术是对人类情感和精神性的亵渎和操控。小说中,艾什参加过两次利兹夫人主持的降神会,他与克罗伯夫人信中提及的降神会就是其中之一。据小说中的当代人物布莱凯德教授的记载,利兹夫人尤其擅长为夭折的幼童招魂,使其能够“显灵”,同时她还可以让人触摸到亡灵的手。在小说中,利兹夫人被当代灵学研究者视为19世纪通灵术的先驱,她举办了一系列有关通灵术的讲座,受到公众欢迎,并出版了自传《阴影之门》(The Shadowy Portal),记录自己的通灵经历。利兹夫人的身上显然综合了历史上的著名灵媒如丹尼尔·霍姆、弗洛伦斯·库克等人的特征。霍姆是19世纪最为知名、也最具有公众号召力的英国灵媒,被视为英国通灵术的先驱。他所主持的降神会吸引了为数众多的欧洲王室成员以及包括勃朗宁夫妇在内的诸多维多利亚名人参加。一些致力于心灵研究的科学人士曾多次对他主持的降神会进行考察。他在自传《通灵术的光与影》(Lights and Shadows of Spiritualism)中记述了自己不同寻常的通灵经历。而库克同样因其超凡的通灵能力引起公众关注,她也接受了包括克鲁克斯爵士在内的科学界人士的现场测试。⑦

事实上,19世纪的通灵实践与当时的科学思潮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小说中,拉摩特曾用科学语汇对通灵能力进行描绘:“我没有吸引力,无法用磁力让消失的物体现身。”(419页)而灵媒利兹夫人为通灵术所做的辩护更是带有明显的科学色彩:

一个具有实证主义倾向的人可能会说,灵魂为什么不能在光天化日下现身,就像在夜晚那样?默顿教授的回答是,我们看到有多少自然过程受到光影波动的影响。植物的叶子若没有日光就无法制造氧气,而德瑞普教授最近证明,不同光线分解碳的相对能力在光谱上的排列顺序是:黄色、绿色、橙色、红色、蓝色、靛蓝和紫色。现在,事实一再表明,在光谱靠近蓝色,靛蓝和紫色那一端,最利于灵魂显现。如果降神会上的光线来自棱镜紫色的那端,我们就可能看到奇异的景象。(426页)

很显然,在一个宗教面临日益严峻的科学挑战的年代,通灵术为宗教与科学提供了一个相互融通的平台,它为我们重新审视维多利亚时代科学与宗教之间的复杂关系提供了一个绝佳的聚焦点。

许多批评家都曾指出,艾什与拉摩特对待通灵术的不同态度以及小说中有关通灵部分的情节设置在很大程度上是以诗人罗伯特·勃朗宁(Robert Browning)以及伊丽莎白·勃朗宁(Elizabeth Browning)夫妇的经历为原型。据史料记载,勃朗宁夫人在1850年前后开始阅读18世纪瑞典哲学家、基督教神祕主义者伊曼纽尔·斯维登堡(Emanuel Swedenborg)的作品,并对通灵术表现出一种强烈的好奇心。勃朗宁夫妇于1855年7月在莱默(Rhymers)先生的家中第一次见到了霍姆,并参加了他主持的降神会。据勃朗宁记述,他们先是感受到一些噪音和桌子的震颤,然后是敲击声和更多的噪音,“这些声音被认定来自家中三年前死去的孩子沃特,他是降神会上的常客,死时年仅12岁。”⑧沃特的鬼魂用力拉扯勃朗宁夫人的裙摆并显露出一只手,接着一只更大的手出现了,并将一个花环戴在勃朗宁夫人的头上。霍姆认定,这是诗人但丁的手,那只花环是但丁的鬼魂为诗人佩戴的桂冠。勃朗宁认为霍姆是装神弄鬼的骗子,所谓的“显灵”不过是一种依靠光影变换和心理暗示的骗人把戏。在他看来,“那两只手都是霍姆事先做好并绑缚在他自己脚趾上的,他通过移动双脚来使它们移动。”⑨此后,勃朗宁开始旗帜鲜明地反对各种形式的招魂术,在其戏剧独白体长诗《灵媒——斯拉治先生》(Mr.Sludge the Medium)中,勃朗宁无情地戳穿并嘲弄了灵媒弄虚作假的把戏,表达了自己对所谓的招魂通灵的反感和憎恶。丹尼尔·卡林(Daniel Karlin)指出,最令勃朗宁反感的就是那些所谓的“幽灵之手”,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将之描述为“软腻肥厚的一团”,虽然由于顾忌主人的感受,他未能成功地抓住那些神秘显现的“手”,但他坚信那并非鬼魂之手,而是源于灵媒的诡计。⑩

与此相反,勃朗宁夫人对灵媒与招魂术却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与信任,她将“幽灵之手”视为灵媒通灵能力的证明,并在写给好友的信中对其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在灵媒的请求下,幽灵之手从桌上拿起一个花环并戴在我的头上,这只手的尺寸极大,雪一样白,很漂亮。就像我此刻写信的这只手一样,近在咫尺,我清楚地看到了它。”而这只手给她的感觉是“温暖的,如同人的手一样——事实上比一般人的手还更温暖。”(11)她多次为招魂术辩护,声称她积累了大量有关“显灵”的证言,并且它们全都来自“名声好且智力优于常人的男性与女性”,在写给家人的信中,她称这些证人“严肃,善于推断,并且具有极强的宗教感”。(12)

小说中,艾什与拉摩特同样参加了一场引发彼此隔阂的降神会。与勃朗宁一样,艾什试图在降神会上揭穿灵媒利兹夫人的骗术,“他对着空中一抓,大叫‘灯光,灯光!’灵媒晕厥过去,另一位女士[拉摩特]也跌坐在椅子里,灯光亮起后,发现她已经人事不省。艾什先生紧紧抓住灵媒的手,并声称是灵媒在传递花环。”(429页)降神会后不久,艾什以勃朗宁式戏剧独白体创作了诗歌《被施了魔法的木乃伊》(Mummy Possessed),以利兹夫人为原型塑造了灵媒西比拉·希尔特的形象,并通过这个人物,对灵媒和通灵术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揭露和批判。

与之相反,拉摩特对降神会的描述则与勃朗宁夫人十分相似。她在给克拉伯夫人的信中写道,“我看到过极其美丽的幽灵之手,并且感觉到它们温暖了我的手,在我的手掌中融化、蒸发。我看到过利兹夫人的头上环绕着星星的王冠,一个真正的普鲁塞皮娜,黑暗中的一道光。(419页)

拜厄特对艾什与拉摩特截然不同的通灵体验的描述并非旨在单纯再现勃朗宁夫妇的故事,她对“幽灵之手”这一意象的强调显然与其对维多利亚时代“物质性焦虑”(anxieties about materiality)的关注密切相关。在其创作的另一部“新维多利亚小说”《天使与昆虫》(Angels and Insects)之《婚姻天使》(The Conjugal Angel)篇中,“幽灵之手”的意象同样多次出现。

凯特·里蒙德(Kate Limond)曾经指出,《占有》中的通灵叙事体现了比尔·布朗(Bill Brown)的“物论”(thing theory)。(13)所谓的“物论”,是指一种物质化的想象方式,即透过物质生成意义、建构自我以及规范情绪。布朗的“物论”脱胎于法国哲学家加斯东·巴舍拉(Gaston Bachelard)的“物质想象”(material imagination)理论。这种想象“思考物质,在物质中生成梦想,栖身于物质,换句话说,使想象的对象以物质化的方式现形”。(14)小说中拉摩特与艾什对通灵活动的描述都体现出这种物质化的想象方式。拉摩特曾经尝试用水晶球占卜,并在里面看到下面所列的“事物”(things):

一个做针线活的女人,她的脸转向另一侧,一条大金鱼,每个鳞片都清晰可见,一只镀金时钟,我后来——一个星期或更久——在老娜索夫人的书架上第一次看见它的实物,她周身裹在羽毛中,令人喘不过气来。这些事物(things)最初只是一些光点——它们逐渐聚集加厚,模糊不清——最后显出形态,仿佛实物。(419页)

在写给克罗伯夫人的信中,拉摩特写道,“你认为,那些聚集在我们窗边、并在我们浓稠的空气中显现的幽灵,它们是以什么样的肉身,又以什么样的物质属性,而来到这里?它们是复活的肉身吗?”(420页)而艾什在向罗斯金描述自己参加利兹夫人所主持的降神会的经历时,更是凸显了花束、火钳、手铃等物质性意象:

我们坐在黑暗中——月光透过窗帘若隐若现,壁炉里奄奄一息的火苗发出微光——然后就看到了那些我认为在降神会上早已司空见惯的事情,在桌子另一侧的上方,出现了一双手(从两只手的交合处,垂下来一条长长的细棉布帘),从空中洒下来一大捧暖房里的花,一把角落里的扶手椅向前拖行,有什么肉乎乎的但很暖和的东西拍打我们的膝盖和脚踝。风掠过我们的头发,空气中有磷光漂浮,你可以想象得到……我举起双臂,又抓又拉,结果,在我看来,整个把戏就如同空中楼阁般轰然坍塌了,地上到处都是滚来滚去的火钳,书本和桌子腿发出猛烈的撞击声,还有隐藏不见的手风琴发出的不和谐的旋律,手铃发出的咔哒声——所有这一切,我毫不怀疑,都由利兹夫人用一小盒肉眼看不见的细线在操控,那只盒子就像小人国里猫的摇篮那么精巧。(422页)

海伦·斯沃德指出,艾什对降神会的描述,体现出一种物质主义转向(materialist twist)。(15)他创作的以灵媒和通灵术为主题的诗歌《被施了魔法的木乃伊》,与勃朗宁的同主题诗歌《灵媒——斯拉治先生》相比,对物质性的关注同样十分明显。在《占有》一书的开篇,拜厄特摘录了勃朗宁《灵媒——斯拉治先生》的片段作为卷首语。在这些片段中,勃朗宁借灵媒斯拉治之口对通灵术的迷惑性和欺骗性予以揭露,但另一方面,斯拉治的自辩词也揭示出艺术虚构与通灵术的异曲同工之处。

但是,在艾什以同样题材创作的诗歌《被施了魔法的木乃伊》中,他笔下的灵媒希尔特在自辩词中不但暗示了艺术与通灵的相似之处,还更加凸显了一种安吉拉·雷顿(Angela Leighton)所说的具身化(embodied)的认知方式和一种物质化(matter-moulded)的看待世界的视角。(16)

艺术也有自己的灵媒(Medium)

花腔女高音,蛋彩画,抑或石材

透过颜料的媒介,永恒之母的完美形象得以显现

(尽管模特可能只是某个卑微的女仆并无特别之处,我们可以这样推测)

通过语言的媒介,伟大的诗人

使完美成为永恒,就像比阿特丽斯

依然对着我们倾诉,尽管但丁的肉身早已化为尘埃

透过这个可怜肉身的媒介,

伴随着汗水、呻吟、恶心

还有动物般的痛苦呐喊,最伟大的灵魂

也会在那些静坐、等待的人面前现身

透过这同一具肉身,它们激发出那些超凡的技巧

可以点燃磷光火柴,给线条打结

或是从地毯上托起沉重的椅子。(442页)

显然,艾什透过灵媒的辩护词,凸显了一种物质化的想象方式,创作需要具象化的语言载体,永恒之母的形象需要花腔女高音、蛋彩画、抑或石材这样的物质媒介得以体现,灵魂则与肉身密不可分。

与此同时,拜厄特通过灵媒利兹夫人之口,揭示出艾什自身所具有的悖论性。在利兹夫人笔下,尽管艾什的到来令她感到“一阵怀疑的冷风迎面扑来”(427页),但她却在艾什身上发现一种双重性,“在他冷若冰霜的怀疑表象下,燃烧着一种对灵性的敏锐感受力和不同寻常的力量。”(427页)小说中的当代学者认定艾什参加降神会的目的并非出于对通灵活动的兴趣,而是为了“理性调查”(324页),艾什对降神会的描述也似乎带有一种旁观者的冷静与客观。但拜厄特以嵌入文本的形式,通过灵媒利兹夫人的自传《阴影之门》,为我们呈现出的却是一个带着强烈个人情绪,一个被失望、挫败及愠怒所控制的“灵魂询问者”(seeker)的形象,“因为自身的实证倾向而未能得到任何他渴望的交流。”(430页)根据利兹夫人的记述,“处子之光”团体在其组织者贾基夫人家中定期举行降神会,“以期持续不断地对灵魂世界的真理进行探究”,参加降神会都是一些“卓越的男士和女士”,其中包括“克里斯塔贝尔·拉摩特小姐”(427页):

在我提到的那天,我们与灵媒和来自灵魂世界的朋友们进行了一系列极富启发意义的对话,并且蒙灵魂所赐,有幸见证了很多奇迹。有人告诉我,我记得应该是利敦爵士,艾什先生非常希望能参加一场降神会。我当时拒绝了——一个十分和谐的通灵群体,外人的加入通常会干扰已有的氛围,因而十分有害——但我听说,艾什先生刚刚经历了一次丧亲之痛,因此极为需要精神安慰。我虽说依然心存疑虑,但在对方极力请求下,最终还是同意了。艾什先生提出一个条件,那就是关于他的身份和他此行的目的都要向其他人保密,那样,他说,他就不会干扰到我们这个群体自然和谐的气氛了。我答应了这个条件。(427页)

这段描写与艾什后来写给拉摩特(但并未寄出)的信中所记述的内容相互呼应,揭示出艾什参与降神会的真正动机。“我最希望你能宽恕我的是,我(从布列塔尼)回来后,用欺骗的手段获得利兹夫人的信任,加入她的圈子,因而令你受到惊吓。”(495页)约克郡之旅后,拉摩特因怀孕远走他乡,艾什曾前往布列塔尼寻找拉摩特的踪迹,并得知他与拉摩特有一个孩子,但拉摩特因为好友布兰奇之死而陷入自责,一直对艾什避而不见,并拒绝透露任何有关孩子的信息。艾什在降神会上情绪激动地询问:拉摩特“孩子在哪里?告诉我他们把孩子怎么样了?”(429页)而拉摩特的回答“你令我变成杀人犯”(拉摩特将布兰奇之死归咎于自己与艾什的私情,而艾什误以为她在暗指孩子一事)令他情绪失控(496页)。在利兹夫人的描述中,“艾什先生冲动而具有毁灭性的行为导致混乱和极大的危险。”(429页)小说中的当代学者布莱凯德教授曾对艾什在《被施了魔法的木乃伊》中所表现出来的对女性灵媒“不同寻常的敌意以及由此延伸出的对所有女性的敌意”感到困惑不解(424页),而在他得知了艾什与拉摩特的情感关系后,他发出这样的疑问:“这种迄今为止无法解释的辛辣情绪的爆发是否与诗人对克里斯塔贝尔·拉摩特的情感有关?”(424页)答案显然是肯定的,艾什在《被施了魔法的木乃伊》中所表现出来的对通灵术和灵媒的激烈批判态度与其和拉摩特之间的情感纠葛有着微妙的关联。事实上,更多时候,艾什对通灵术所揭示的历史与当下、生命与死亡、精神与物质的关系问题有着冷静而深入的思考。他在给克罗伯夫人的信中曾经这样写道:

或许可以这样说,历史学家和科学人士同样也都(如灵媒一样)在和死者进行交流。居维叶令早已灭绝的古生物大地懒重生,赋予其血肉、动态和食欲,米什莱和勒南、卡莱尔先生(分别是法国和英国的历史学家)以及格林兄弟,都曾亲耳听到过逝者无声的呐喊,并赋予他们声音。而我本人,在想象力的帮助下,也曾在这方面有所建树,我为逝者代言,赋予他们声音,并将我自己的生活融于其中。它们在我们的生活中复活,作为一种警示,一种实例,表明过去的生活与我们如影随形,这是每一个思考的男人和女人都应该关注的事情。(116页)

尽管艾什多次声称自己是一个信奉科学的“19世纪理性主义者”(211页),但正如吉莲·比尔(Gillian Beer)所指出的那样,“维多利亚时代的科学唯物主义从未彻底放弃对超验事物的关注。”(17)对于艾什而言,他最重要的创作主题就是“早已逝去但并未消失的事物(things)极其不断变换的生命形态”(279页)。维多利亚人对超验世界的关注建立在对现实物质世界及生命物质性的肯定之上。而在笔者看来,这正是拜厄特对19世纪通灵术进行重构的用意所在。

①通灵术(spiritualism,又译为招魂术)即相信生者可以通过灵媒(medium,通常是女性)主导的降神会(seance)与死者的灵魂进行交流,相信灵魂不灭及不依附于肉身的灵魂的存在。比较常见的通灵术包括桌灵击(table rapping)、桌灵转(table turning)、自动书写(automatic writing)等。详细介绍参见笔者所著《维多利亚时代与后现代历史想象》一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56-58页。

②A.S.Byatt,Possession:A Romance(New York:Vintage,1991),395页。以后引用,在正文中随文标注页码。所有引文均为笔者所译,同时参考了于冬梅、宋瑛堂的译文。该书2004年由台湾于冬梅、宋瑛堂译为中文《迷情书踪》,时报文化出版社发行。2008年南海出版公司将台湾译本引进大陆并改为简体字版发行,并改书名为《隐之书》。但该译本存在多处明显的错误,如将艾什的长诗《被施了魔法的木乃伊》(Mummy Possessed)译为《妈妈着魔了》,因此没有采纳该版本,仅作为参考。

③Qtd.in Nancy Chinn,"'I Am My Own Riddle':A.S.Byatt's Christabel Lamotte,Emily Dickenson and Mesulina",Papers o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A Journal for Scholars and Critics of Language and Literature,Vol.37(Spring,2001),p.179.

④Alex Owen,The Darkened Room:Women,Power,and Spiritualism in Late Victorian England(Philadelphia,PA:U of Pennsylvania P,1990),p.vi.

⑤George Eliot and John Walter Cross,The Writings of George Eliot:Together with the Life by J.W.Cross,eds.George Eliot and John Walter Cross,Vol.25(Boston and New York:Houghton Mifflin,1909),p.108.

⑥George Eliot and John Walter Cross,The Writings of George Eliot:Together with the Life by J.W.Cross,p.108.

⑦参见Nicola Bowen,Carolyn Burdett and Pamela Thurschwell eds.,The Victorian Supernatural(Cambridge:Cambridge UP,2004); Alex Owen,The Darkened Room:Women,Power,and Spiritualism in Late Victorian England(Philadelphia,PA:U of Pennsylvania P,1990)。

⑧Qtd.in Alison Chapman,"Risorgimenti:Spiritualism,Politics and Elizabeth Barrett Browning",Unfolding the South:Nineteenth-Century British Women Writers and Artists in Italy,eds.Alison Chapman and Jane Stabler(Manchester and New York:Manchester UP:2003),p.78.

⑨Qtd.in Alison Chapman,"Risorgimenti:Spiritualism,Politics and Elizabeth Barrett Browning",p.79.

⑩Qtd.in Alison Chapman,"Risorgimenti:Spiritualism,Politics and Elizabeth Barrett Browning",p.80.

(11)Qtd.in Alison Chapman,"Risorgimenti:Spiritualism,Politics and Elizabeth Barrett Browning",p.80.

(12)Qtd.in Terry Trainor,Victorian London Slum Seven Dials(Terry Trainor,2012),p.219.

(13)Kate Limond,"'The Persistent Shape-Shifting Life of Things':Subject/Object Relations Manifest in A.S.Byatt's Possession:A Romance,34.15,June 2014.http://eng1503.ucalgaryblogs.ca/files/2013/03/The-Persistent-Shape-Shifting-Life-of-Things-Limond.pdf.

(14)Qtd.in Victoria Mills,"Introduction:Victorian Fiction and the Material Imagination",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in the long Nineteenth Century,6(2008)21,Sep.2013.www.19.bbk.ac.uk.

(15)Helen Sword,Ghostwriting Modernism(Ithaca and London:Cornell UP,2002),p.152.

(16)Angela Leighton,"Touching Forms:Tennyson and Aestheticism",Essays in Criticism 52.1(2002),p.67.

(17)Gillian Beer,Foreward,The Victorian Supernatual,eds.Nicola Bowen,Carolyn Burdett and Pamela Thurschwell (Cambridge:Cambridge UP,2004),p.x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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