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从左拉文学世界中百货商店的成功谈起，以法国第二帝国时期的女性购物者为考察对象，借用凡勃伦的有闲阶级论和叶隽的侨易学理论，探讨了购物如何因“越位消费”的逻辑与她们的职责联系到了一起，奢侈的民主化如何经由她们开始得以实现，靠以服装为主的时尚又如何令女性在模仿中产生了种种观念上的质变。在这一过程中，百货商店作为拜物教的圣地和时尚的策源地，为女性提供了一个以消费的方式体验和创造现代性的场所，同时也正是资本语境的一个缩影，依靠推动变与常的交互流转，不断实现资本增值，更在衣食住行的小事上不断改变着世界。

【关键词】百货商店 有闲阶级 越位消费 侨易学 仿变

引论：从《妇女乐园》中慕雷的成功谈起

在法国作家左拉的文学世界中，当奥克塔夫·慕雷[②]尚未成为《妇女乐园》中大百货商店的拥有者，而还只是《家常事》里那个闯荡巴黎的绸布店店员、想靠女人上位的花花公子之时，便已开始酝酿这样一个充满雄心壮志的计划：挤走附近的小手工艺品店及其他服装类店铺的竞争对手，在新辟出的大道上开设一家新式商场，把橱窗布置到街头，设置一批现代化大柜台或特制货架，在水晶宫似的店堂里堆满妇女们的奢侈品，白天进出万金，夜晚恍若出席皇家盛宴。[③]到了《妇女乐园》中，丧妻后独掌商店的慕雷靠一次次大胆的革新，终于实现了当初看似疯狂的计划，将最初那个专门经营绸缎的小店铺，建立为日进百万法郎，雄踞整个街区、势力范围超出巴黎，闻名欧洲的大百货商店。

慕雷成功的原因自然是多重的，但从目标顾客定位的角度来看，他的成功在于准确地将主要顾客群体定位为女性——早在《家常事》中酝酿计划时他设想的就是“堆满妇女们的奢侈品”，到了《妇女乐园》中向不动产信托公司总经理哈特曼男爵寻求扩张的决定性资金支持时，他更是直言不讳地说出成败的关键就在于女性顾客，有了她们，“你连世界都卖得出去”，因为在他看来，巴黎是属于女人的。[④]

那么，在慕雷所处的时代，绝非一家之主的女性是如何成为百货商店最主要的目标顾客呢？在妇女乐园这样的大型百货商店从无到有，并迈向一个又一个成功的过程中，是什么样的变化使得消费主体愈发转向女性顾客，并进而对她们构成了哪些影响的呢？这些正是本文试图通过左拉笔下的文学世界，借用美国制度经济学家凡勃伦（Thorstein B Veblen）的“有闲阶级论”和叶隽的“侨易学”来探究一二的问题。

一、中产阶级家庭主妇的职责与越位消费

在无数中国女性为马云缔造阿里巴巴百亿神话的今天，女性更容易将购物当作消遣，且往往被视为时尚口味的权威；据上世纪末的有关研究估计，80%以上的购买决定都是由女性做出的，这种情况甚至从上世纪初就已经开始了。[⑤]然而，这种如今看似约定俗成的消费规律却并非历史悠久的传统。

就近代法国而言，尽管路易十五时代的蓬巴杜夫人、杜巴丽夫人和路易十六的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都是著名的奢侈女性，甚至左右着法国的相关工商业，可她们所代表的女性毕竟只是极少数皇室贵妇或情妇，从商业经营者的角度看，若将事业发展完全寄托在她们身上，兴衰成败也可能是转眼变幻之事。更不要说她们的铺张奢侈，正是18世纪极少数显贵特权的象征，不断激化着法国社会与政治矛盾，并最终成为燃爆大革命的导火索之一。由此可见，左拉笔下第二帝国时期的商人们，如果想要在历经革命动荡的巴黎获得商业的上的巨大成功，绝不能只将目光锁定在王公贵族、大金融家或是显贵绅士等上流社会家庭之上，人数更为众多、较为富裕、或至少是有稳定收入来源的中产阶级家庭才是他们开疆拓土急需争取的群体。

在《妇女乐园》女顾客的众生相中，既有参议院议员女儿兼证券经纪人遗孀戴佛日夫人，财政部次长妻子布尔德雷夫人这类经济实力应当颇为雄厚的女顾客；也有法院名律师之妻居巴尔夫人和养马场总监勃夫伯爵的夫人这类经济实力尚可、也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主妇；更有公立中学教师之妻玛尔蒂夫人，以及每次都要攒好几个月钱然后从遥远偏僻乡下赶到妇女乐园将钱花光的布塔莱尔太太，这类可说是下层中产阶级的家庭主妇。这些女顾客们几乎囊括了中产阶级家庭的各类主妇，她们显然才是妇女乐园一类百货商店的主要消费群体。

在这里，不妨姑且将法国中产阶级家庭主妇作为一个“侨易群体”[⑥]，考察法国第二帝国时期百货商店产生前后发生在她们身上的“侨易现象”，即购物如何变成她们的职责和日常爱好，其背后又是家庭主妇观念和扮演角色的何种变迁过程。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人们的居住和工作场所是合二为一或是相去不远的，尤其是对许多靠经营起家的资产阶级来说，在家族生意中，主妇长时间扮演着工作助手、记账员的角色，此时主妇与男主人一样生活在缺少私人空间的场所内。根据当代史学家的研究，到了18世纪，法国出现了由国家支配的公共空间逐渐消失的趋势，但大革命却中断了这种演进的过程，私人空间再度成为轻易被人窥尽的半公开空间。[⑦]而到了路易·菲利普当政的时代，居住的住宅逐渐和工作场所区分开来，私人空间开始取得了某种优先地位，居室成为人们暂时远离现实的避风港，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主妇逐渐从工作场所的助手向居室内的“主管”转型，也开始了从缺少私人空间的工作/公共场所向居室之内私人空间的侨动。不过，直到19世纪上半叶，还是有不少中产阶级家庭的妇女参与家庭的生意，甚至投资实业；但到了19世纪50、60年代，中产阶级的主妇大部分已退出生意场，返回到家庭当中，当然这更多的还是与工作场所与家庭的分离程度相关，时间并非绝对的分界线。[⑧]

从19世纪上半叶为巴黎的都市女性准备的各种流行指南、手册中，可以看到当时社会对于家庭主妇职责的“规划”，正是以往的贵族女性所竭力避开的角色——家务的管理者，她们理应学习如何以合理的方式来分配时间、进行理财，定期将家庭成员召集到餐桌旁，作为家庭内部空间的秩序创造者，还要负责保证家庭内部具有合理的规律和纪律，护卫家庭的隐私等等。[⑨]当然，与平民家庭的主妇还要照顾孩子、操持各种具体家务甚至为家庭寻找额外补贴不同，中产阶级家庭的主妇渐渐普遍拥有仆人来为她分忧，管理仆人做好各项事务而非事事亲历亲为，成为了她们的职责所在。

有了足够的仆人分担家务事，女主人也就有了看似可以自由安排的“闲暇时光”。然而那些日常闲暇中所做的事，却往往并非纯粹的消遣，恰恰是与主妇的职责休戚相关的；比如不时地接待来访或是拜访他人，因为“组织协调好社会关系是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生活中的重要方面，也是家庭主妇的职责所在，她必须保持与其他家庭主妇进行沟通的渠道畅通无阻”[⑩]。这些礼节及礼节规范除了宣示关怀与善意，也是在博取或保持声誉，亦即凡勃伦所谓“有闲阶级”（the Leisure Class）所做的“炫耀式休闲”（conspicuous leisure）。[11]在他看来，礼节正是炫耀式休闲的一个分系。[12]

工业革命之后，法国第二帝国时期相当一部分中产阶级不再生活在物质匮乏、经济拮据的家庭中，也不再生活在距上流社会非常遥远的社会阶层中，“拥有足够的财富后，他们为之奋斗的东西，即利润，已不再是他们催马加鞭的动力”[13]，如何在获得了财富和权力之后，赢得并维持社会中他人的尊重，对于越来越多家庭来说，才是更大的问题。

然而中产阶级家庭的男主人通常是从事具有经营性质的职业的，或是有着这样那样的社会责任，很难经常性地进行炫耀式休闲活动，于是免于从事一般生产劳动的渐进过程，也就会随着家庭经济实力的增长，首先从他们退回到家中掌管家庭事务的妻子开始。对于这种以妻子为主，甚至延伸至负有居家职责的仆人来执行炫耀式休闲的情形，凡勃伦统一命名为“越位休闲”（vicarious leisure）。[14]于是，家庭主妇的角色便相应地逐渐发生转化：“过去是真正操持一个家，如今是要显示并炫耀她丈夫使她享受豪华、舒适、悠闲生活的能力，而且她还必须表现出她嫁给她丈夫是高攀了。”[15]

不过，相比休闲，炫耀性消费也许更适合那些意欲夸耀成功的资产阶级，不管他们是否掌有作为一个阶级的政治权力，再没有比一掷千金更能显示他们已迫使其他阶级俯首称臣了。于是，他们的生活方式便逐渐不可避免地告别了以往的节俭。与休闲的情况类似，消费的职责自然还是会交给掌握财政大权的主妇们，于是就有了凡勃伦所说的，“贵妇及家庭其余成员在食物、衣着、住所及家具上”进行的“越位消费”（vicarious consumption），这种消费在理论上等同于男主人本身的消费，而并不真的属于家庭主妇自身。[16]

尽管妻子负有监管仆人之职，可她在经济职能分化过程中被指派的任务从本质上说却与仆人一样，都是显示其主人的支付能力。法国1804年公布并长期施用的《民法典》中以自然的名义赋予家庭中丈夫和家族中父亲以绝对优越的地位，经济上不独立的女性，即便身处再高的阶层，在婚前也是受父亲监护的，婚后即便有丰厚的嫁妆，某种意义上也仍是丈夫的一种动产，在法律地位上如同未成年人，均无权处置自己的收入，直到1907年法国的法律才在这方面放松了限制。[17]事实上，在与有闲阶级的兴起休戚相关的所有权形式中，最早、也是最主要的所有权，就是男性对女性的所有权。[18]在慕雷那句对哈特曼男爵所说的“巴黎不是属于女人的吗”之后，还有一句“而女人不是属于我们的吗？”[19]

反过来说，男性也有必要尽心尽力地投身工作，以足够的财力来供妻子替他中规中矩地展示出他在当时社会中公认应有的相应越位休闲和消费程度，倘若有财力却不照此规则屡践，便很容易被冠以吝啬的坏名声。贝尔特与奥古斯特婚后三个月就开始不断发生冲突，就是因为妻子贝尔特受母亲左瑟朗太太从小的灌输，认为丈夫理所应当每月给她五百法郎服装费，只有把妻子打扮得像个女王，才不会显得他在生意上太过无能；而奥古斯特则难以理解贝尔特为什么要连续不断地外出访友，购物，散步，涉足于戏院、庆典和展览场所，远远超过了他现有的财产和地位。[20]类似的矛盾在《妇女乐园》的玛尔蒂夫妇身上再度重演，这里一方面是传统的节俭观念和日嚣尘上的奢侈观念之争，另一方面也表现出在怎样才算符合家庭身份的恰当消费问题上，最难达成共识。

德国社会学家桑巴特（Werner Sombart）曾这样定义“奢侈”：“任何超出必要开支的花费都是奢侈”。[21]在他看来，“奢侈发展的集体模式代替纯粹的个人模式”，正是19世纪以降的新经济时代“特有的公共生活模式”[22]；在物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只有奢侈更加“民主化”、“大众化”，才能在尽量避免社会阶级矛盾激化的前提下，保证资本的稳步收益。然而大部分曾经参与经营或是出身于从事经营家庭的中产阶级家庭主妇，还保有勤俭持家的观念，在理智上认为至少不应当在不必要的生活支出上花费过多。比如《妇女乐园》中的布尔德雷夫人虽身为财政部次长的妻子，但在妇女乐园购物的初期，却始终带着“聪明而又实际的小市民的眼力，一直走向便宜货的地方去，拿出一个能干的家庭主妇的非常手腕，尽量……给自己节省下大笔的开销”。[23]

除了勤俭持家的观念外，还有另一种抑制中产阶级家庭主妇们进行炫耀性消费的因素，那就是随着私人空间和公共空间的区隔重新确立后，回到家庭的“良家妇女”是被限定在丈夫主宰的家庭居室之内的，如果与“公共”活动或俱乐部、赌场等专属男性的私人空间有任何瓜葛都会有名誉受损之虞，[24]更不要说闲逛在大街上了。如此一来，主妇们大多会倾向求助于专门的供货商，或是让仆人代为购置一些日用品，商店虽然还是会去，马车也能让她们尽量避免抛头露面，可实在很难在那里自在地过多驻留。

解决居室之内的家庭主妇“走出去”问题的，是道路的“桥变”[25]，作为一种在人、物、空间以及资本之间搭建各种连接的中介，道路背后的资本语境为不断将最广大的顾客群体纳入到消费队伍当中，一直在推动着道路的“桥变”，从拱廊街到奥斯曼的林荫大道，再到百货商店的过道走廊，一步步将曾经的公共空间转化为室内，模糊了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的界限，终于令原本专属于家庭居室之中的家庭主妇们得到了一个合法的购物、社交空间。[26]百货商店中如妇女乐园那般设置电梯、服务台等服务设施，以及小吃部、阅览室、儿童游乐区等各类休息场所，加之贴身服务、送货服务等服务措施，以及鲜花、气球等礼品馈赠活动，无不增强了购物女性们的舒适和愉悦感。何况百货商店中既有华丽昂贵、饱含异域风情的奢侈品，也有廉价的日用品，主妇们可以自如地在游逛中打量和比较商品，不必受到必须购买的压力。如此一来，就像慕雷毫不亏心地宣称的那样：“这些女人不是在我的店里，是在她们自己的家里。”[27]主妇们可以在不需要男性陪伴和监护的情况下，利用闲暇时间完成职责内的炫耀性消费，从而最终使得闲逛逐渐转变为彻底的消费，令百货商店变为本雅明口中闲逛者的最后场所。[28]

随着中产阶级家庭主妇们走进百货商店的脚步，提防奢侈浪费的观念问题也逐渐得到了解决。以往，那些超出维持生计最低需求以外的消费品，尤其是那些被列为禁忌的稀有物品，中产阶级原本是难以负担，或是根本不被允许消费的。1855年巴黎万国博览会的召开，宣告了工业化生产已经进步到足以使绝大多数人都能够负担起原先昂贵的商品，这些消费上的限制也就随之渐趋消失了——几年前包法利夫人还要花四百法郎才能从鲁昂的商贩手中购买的印度开司米羊绒如今只需二十法郎，曾经的奢侈品纷纷变成了寻常日用品。[29]难怪本雅明会说，万国博览会“是商品拜物教的朝圣之地”，它“推崇的是商品的交换价值”，“造成了一个让商品的使用价值退到幕后的结构。它们成为一个学校，给在消费上遭到排斥的大众灌输商品的交换价值观念”。[30]当是否购买一件商品的首要考虑从使用价值和实用性，逐渐变成了“我是否负担得起这个价格”时，观念的逐渐偷换也就悄悄打开了哪怕是最节俭的主妇的荷包。至于那些仍然要价不菲的奢侈品，也不愁没有吸引不到戴佛日夫人这类既有足够经济实力、又具有艺术趣味的贵客。

如此一来，就不难解释妇女乐园一类的百货商店采取的明码标价、廉价倾销甚至“亏本销售”等一系列销售策略，对中产阶级家庭主妇们是多么具有杀伤力了。正如左拉在《妇女乐园》所写到的那样：“各家店铺激烈地进行竞争就是为了女人，而被陈列品弄得眼花缭乱以后继续陷进它们的便宜货的陷阱里去的也是女人。它们在女人的血肉里唤起了新的欲望，它们是一种巨大的诱惑，女人注定要被征服，首先情不自禁买一些家庭实用的东西，然后受了精美物品的吸引，然后是完全忘了自己。”[31]而退货制度更是用欲擒故纵的方法打消了主妇们最后一丝犹豫——尽管这件商品可能不实用，但反正可以退货，于是心安理得地将商品买回家了，却很少有人会像居巴尔夫人一样真的把商品再退回来。

然而，即便有更多的人像玛尔蒂夫人一样，购买了足以让自己倾家荡产的不实用商品，就其初衷和实际效果来讲，与凡勃伦所说的炫耀性消费也还是略有不同。急需更多的奢侈来推动的各种工业，也需要另外一种动力，它就恰好从与中产阶级家庭主妇有所交集，但又不尽相同的一群女性那里源源不断地生发出来了。

二、女性的仿变与时尚的仿常

《妇女乐园》虽几乎囊括了中产阶级家庭的各类主妇，但却似乎少了一类在奢侈品消费中极为惹人注意的未婚女性群体，那就是娜娜这类情妇或高级妓女。娜娜从走红到病故的1867-1870年间，已是作为妇女乐园考察原型的乐蓬马歇、卢浮宫、莎玛丽丹等百货商店的兴盛时期。娜娜在被米法伯爵包养后，新公馆内各式充满异国情调、价格昂贵的日用奢侈品，[32]虽说未必都购置于百货商店，但现实中不断在奢侈品方面推陈出新的百货商店，无疑是娜娜们的主要选择。

蓄养情妇的时髦绝非19世纪的产物，17、18世纪，随着“城镇女郎”数量的持续增长，在巴黎这样的文化中心，在合法配偶之外养一个文雅的情妇已成为最时髦的事情。于是，正如桑巴特归结的那样，“一个新的女人阶层出现于受尊敬的女人与放荡女人之间；在罗曼语中这种女人有很多名称：宫娥、宫廷情妇、姘妇、女主人、情人、轻佻女人以及由情人供养的女人”。[33]在《卢贡大人》、《家常事》、《娜娜》等一系列小说所处的第二帝国时期，这种蓄养情妇的“风尚”早已再度兴起，其实正是财力支撑下对以往贵族生活方式的另一种“仿变”——多出一个人执行越位消费，甚至干脆让情妇僭越元配妻子越位消费优先位置的做法，在当时看来更能体现男性财力和地位，就连并不十分富裕的中产阶级甚至城市平民阶层男性都开始以拥有情人为荣，尽管他们往往要为此付出惊人的代价，却仍然对此趋之若鹜。最极端的例子就是娜娜，她奢侈浪费的生活几乎毁掉了身边的每一个男人，一文不名、流离海外、家门败落、贪污入狱、自杀身亡者比比皆是，却依然前仆后继。

尽管在娜娜的挥霍中，饮食上的巨大浪费，住处随心所欲地整套更换家具，仆人中普遍的贪污，造成花费都是惊人的，但给她带来最为直接的声望的，还是她俨然穿出自己风格的服装。这是因为衣食住行中最容易眼见为实的证据之一就是服装，它能直观地令旁观者一眼看出“穿戴者有足够财力进行随意和毫不节约的消费以外，还同时透露出他或她没有汲汲营营谋求生计的必要”[34]。所有阶级花在服装上的支出很大一部分都是为了光鲜的体面，像左瑟朗母女那样宁可在生活的舒适上或必需品消耗上忍受相当程度的困苦，也绝不在穿戴上省钱的人可说是比比皆是。因而，早在大革命开始前的一两个世纪里，丝绸、锦缎、天鹅绒等等以妇女为主要销售对象服装原料，就已成为最典型的奢侈品；早期资本主义阶段，也是与服饰关系最为密切的丝绸工业、花边工业、镜子制造业等成为以大规模资本主义方式经营发展起来的先导行业，也就都顺理成章了。[35]服装也率先成为不等穿旧用坏就继续更新的商品——正如凡勃伦总结的那样，作为炫耀性消费商品的服装的三大原则就是：昂贵、不舒适和时髦。[36]

时髦不仅意味着衣服数量多，也意味着到一定时间就更换样式，季节、日子、钟点变了，服装也要跟着变，场合变了，服装自然也要相应改变。越是有钱有势，就需要越多的服装和越快的更换频率。正如法国年鉴派史学家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所说，“在西方，社会地位最细微的上升都要反映在服装上”[37]，任何试图证明自己地位提升或是希望被人高看的人，会自然而然地在服饰上寻找模仿的对象，这样上一阶层或刚升入阶层的着装风格也就成为首选。由于“每一阶层的成员都会把上一阶层的时尚方式作为其礼仪的理想境界，并且竭尽所能按照这个理想来生活。”[38]较高阶层的人也就会在较低阶层开始养成一种时尚时抛弃这种时尚，转向新的时尚，以此来排斥较低阶层，突出与他们之间的差别，所以“时尚的本质就在于，群体中只有一部分人领导时尚，整个群体不过是跟风而已”。[39]

这样一来，时尚也就成了“变”与“常”的矛盾统一体，为彰显某一阶层的身份共性，它需要相对稳固的一致性，而为了不断和其他阶层区分开来，它又总处在变化之中。若借用叶隽“仿易四义”来理解时尚的问题，在对时尚的模仿中，往往包含着从器物到秩序再到观念的三个层次，较低阶层模仿较高阶层、新晋成员模仿同一阶层时所做出的“仿变”，即“带有变化性的模仿，更多地是一种具有借鉴性的创造”，这种模仿虽然表面上看却往往只是器物、行为方式上简单的模仿变化，但其背后却总有“大道至简”的根本性规律。这些模仿与学习过程中最根本的规律，亦即“仿简”。而较低阶层不论如何模仿，往往还是难以摆脱不了自身财力、地位等深层原因的制约，总是会被较高阶层转换的新时尚抛在后面，从而并未真正实现地位的提升，则是“仿常”之所在。久而久之，模仿者就会与上一阶层或新结识的同阶层人之间产生新的人际关系，甚至进而产生观念层面的质性变化，可谓“仿交”。[40]

德国社会学家西美尔（Georg Simmel）认为，追随时尚的行为在女性这里尤为明显，与男性相比，她们的“社会学本质在于缺乏差别，在于相互之间更大的相似性，在于受到社会平均化更为强烈的制约”，这一判断至少在19世纪中后期的女性身上是适用的；正因如此，她们会更加强烈地追求个体相对的个性化和引人注目，从而时尚，尤其是时装为当时的女性提供了这样的结合：“一方面是普遍模仿的范围，在最宽阔的社会航道中畅游，另一方面是个体人身的显眼、强调和个性化的打扮。”[41]

随着在宫廷和大资产阶级中蓄养情妇之风愈演愈烈，引人效仿的“时尚教主”也就越来越远离宫廷，没有蓬巴杜、杜巴丽那般貌似高贵头衔的文雅情妇或高级妓女也在社会生活中崛起，甚至引得有产者的妻子在时尚和兴趣上，尤其是在服饰方面不自觉地追随她们。因为在越来越多的社交场合中，男人们开始用更具夸耀作用的情妇替代元配妻子，这些“品行端正”的女士们如果不自我调整，与那些情妇们展开竞争，很可能就会渐渐从社会生活中消失了。[42]

到了第二帝国时期，娜娜这样出生成长在小酒店，做过巴黎的买花女郎、街头妓女，曾经只能在商店的橱窗前徘徊做梦的高级妓女，在一跃成为巴黎“最有名望的风流女人，人人皆知的最会挥霍金钱的人物”之后，也照样能显示出“对一切优雅的东西样样精通”，她那些看似随意穿戴、漫不经心，实则出众地优雅的精巧服装，更是令她显得“既目空一切又充满叛逆精神，像一个具有至高无上权力的女主人，把巴黎踩在脚下。时髦的款式由她定调，高贵的夫人模仿她的时装”[43]。

而当元配妻子开始模仿情妇，高贵淑女开始模仿出身低贱的妓女时，两者之间原本就有人为构造成分的界限也就越发模糊了。正如赛马场上原本绝对禁止妓女进入的贵宾席，坐着的本是宫廷贵族和上流妇女，但当娜娜挽着情夫的手便能轻易地踏进这块禁地，这种禁忌的打破看似是下层女性靠自身的美貌攻破身份的壁垒，前述的模仿也看似是由高向低的反向仿变，但考虑到女性不过是替其男主人执行越位消费，彰显他的地位和财力，这里战胜以血统、官位为本位的等级制度的，其实是这一现象背后逐渐抬头的金钱本位，是新的质性变化产生于人与资本逻辑的“仿交”之中，与“良家妇女”与情妇/高级妓女之间被构造出的二元对立关系并不大。而在贵族、大资产者乃至中产阶级家庭的主妇们的“逆向”仿变背后，则是家庭、道德观念的转变。玛丽·安托瓦内特曾经所代表的噩梦，开始在一个又一个上流贵族和中产阶级的家庭中重演，勤俭持家的美德也早已成为时尚不堪一击的对手。与其说这是情妇们造成的不良影响，不如说这是资本语境对所有女性无形的改变。

而随着巴黎女性在以服饰为主的时尚方面投入越来越大，巴黎女性和时尚之间紧密联系，在19世纪中后期也逐渐获得了世界级的认同。时尚看似造就了巴黎女性千姿百态的美，然而高跟鞋、长裙、不切实用的系绳女帽、束腰衣等等一系列女性时装元素，对穿戴者舒适感的普遍忽视程度，其实和中国清朝女性的裹脚布一样畸形，本质上还是女性不宜从事生产活动，需要在经济上依赖男性的明证。[44]而袒胸露背的束胸衣，以及假发髻、装饰物对女性身体夸张怪异的渲染，这些诱惑与禁锢的奇怪组合，背后其实正是当时男性对于妇女之美强烈约束力的体现。[45]对于许多资产阶级妇女，社会环境似乎向她们传达着这样的信息——“她们生活中的任务就是保持容貌美丽”[46]。而在不断追求这种所谓的美的过程中，女性愈发被客体化，与婚姻、家庭的玩偶式教育融合在一起，催生出许多贝尔特一样用灵魂和肉体交换婚后丈夫的供养，只知道追逐金钱和物质享乐，拼命地在对物的占用中感受自己存在的妻子，成为小说中朱以拉医生所抨击的“七情六欲失去了常态”的女性；[47]即便经济实力足够优厚，也是不过家中的花瓶娇妻。借用凡勃伦的话说，也许巴黎的妇女“是时尚的主人，却并非自身的主人” [48]；时尚彰显的美感并不真正源自她们自身，而是昂贵的交换价值。时尚真正成就的不是女性的崛起，而是“规定了商品拜物教所要求的膜拜仪式”[49]，百货商店则为时尚提供了一个新的动力策源地，以及和剧院、咖啡厅等处所相似的展示空间。

三、百货商店：资本语境之“势”的缩影

在《妇女乐园》中，左拉这样评价百货商店：“为了把它们的营业提高十倍，为了使奢侈品大众化，它们成了可怕的消费机构，破坏了许多家庭，造出了各种无聊的时髦货色，永远是一次比一次更贵重。如果说女人在店铺里是一个皇后，弱点外露，受人崇拜，受人阿谀，被殷勤的款待包围起来，那么，她的统治也像是一个多情的皇后，她的臣民在她身上坐着买卖，她每一次的恣意任性都付出了她的一滴血的代价。慕雷……给女人造了一座庙宇，用一大群店员向她焚香礼拜，创造出一种新的宗教仪式。”[50]关于这种宗教的类比，书中曾出现多次。不难看出，作为女性消费天堂的百货商店，已俨然成为了一种拜物教的圣地——“他的创造带来了一种新信仰，那些教堂，逐渐受到摇动，人迹稀少了，从此一些无所用心的灵魂，被他的大百货商店吸引住了。女人到他的店里度过那些空闲的时间，度过她们从前在礼拜堂里所度过的发着寒噤和忧虑不安的那些时间：这是对消耗的一种神经质的热情的需要，这是跟丈夫对抗的一个斗争，这是超越了美的神圣性的肉体不断革新的礼拜。如果他关了他的店门，马路上将会发生一场叛乱，人们将会发出绝望的呼喊，仿佛被人禁入忏悔室和圣坛去的信徒们那样。他看见她们在十年以来逐渐增长的奢侈里，不问时间地，固执地穿过了巨大的金属建筑的骨骼，沿着悬空的楼梯和浮桥。”[51]而这拜物教的朝拜中献祭的，正是从女人的血肉里唤起的欲望。

这种欲望的内容是颇为复杂的。凡勃伦认为：“任何现代社会民众中的大多数人之所以在支出上超出其物欲舒适所需的程度，与其说是刻意在有形的消费上以奢华傲人，倒不如说是出于一种欲望：想在所消耗财货的数量和等级方面，实践习俗所认可的礼节标准。”[52]但问题在于，人们往往对自身所处的财力和地位等级并没有清楚的认识，或是虽然心下明白，却还是有逾越自身层级的消费和攀比的冲动。

有时候这种欲望表现为贪欲，有时候则表现为感官甚至性冲动上的代偿，无论是哪一种，都关乎“自我”的满足，这其实是与《人权宣言》之后19世纪“个体”意识、个人身份意识的不断清晰化相关的，不论是在思想观念，还是在道德观念中，个人主义逐渐开始占据了上风，尽管它极易随着周围的环境和场所发生改变，越来越多的人宣称需要更多自己的时间和空间，相信自己有权利去追求他们认为合适的幸福。“对于这一权利，民主主义给予其合理性，市场刺激着它，而移民也推动着它的发展。”[53]往往总是跟着现实后缓缓前行的法律，最开始只是一步步确定了男性的相关权利，但退回到居室之内，有了自己掌管空间的女性，其实也同样开始产生对这一权利的渴望。百货商店包容各阶层的民主外表，更给了女性在其中追求幸福的合理性，让她们在这些妆饰物品上“感到那么一种快乐，以致被埋葬在里面生活着，仿佛是在她们生存所需的温暖空气里一样”[54]。从而女性自我、个体意识的需要成就着百货商店，而百货商店又反过来进一步刺激着这些需要以欲望的形式不断勃发，鉴于欲望的本质其实恰恰不是真正得到充分满足，而是在不断寻觅、延宕的循环运动中，繁殖无法填满的匮乏、空无本身，建立在欲望需求之上的商品市场，也就得了源源不绝的最充足供应。

虽然消费，甚至过度消费的挥霍也许是一种有损于人的恶习，但却绝对有利于贸易。桑巴特在《奢侈与资本主义》当中多次强调奢侈在推动现代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奢侈贸易推动了相关工业的资本主义组织形式发展，间接助推了工业革命的兴起；作为奢侈品消费者的顾客，对最精致商品、最完善服务的不断渴求，也迫使商人们摆脱了手工业者曾经特有的闲散，走上了资本主义生长的道路。[55]他甚至认为：“奢侈，它本身是非法情爱的一个嫡出的孩子，是它生出了资本主义。”[56]百货商店的出现，不过是奢侈催生、推动资本主义发展中的其中一项重要革新而已。

在这里，百货商店既可以被视为大卫·哈维（David Harvey）所讨论的，本身可以作为生产对象来生产的“空间”，它并非单纯物质性的场所，而是包含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资本流通的媒介；也可以用叶隽在阐发侨易学时借用法国学者于连（François Jullien）所讨论的概念“势”（propension）来理解——对于侨易观念核心处理的“变”与“常”之间的关系，叶隽将“势”作为变化与常道之间的过渡、连接，甚至可以转圜的第三者，“它不仅是一种客观存在的情境或语境，它还是具有能动性的运动之力量”，它犹如太极图中阴阳互动变化的流力作用，不断推动“变而复常”、“常而复变”。[57]在第二帝国时期的巴黎，经历摧毁性重建的现代性都市巴黎，甚至更宏观的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就是整体背景的“大势”，作为交易场所的百货商店是其“具势”，而各种手段的广告宣传，及汹涌的购物人群形成的群聚效应则是其“气势”。作为奢侈的秩序化、风格化表现的时尚，因其“变”与“常”的矛盾结合性质，也在奢侈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大势”之下，于百货商店之类既销售商品又展示财力等级的具势中，不断加速着变与常之间的互动流转。

从布罗代尔的长时段研究来看，在1700年以前，时尚的统治远不像20世纪这样“专横”，以服饰为例，12世纪初欧洲人的服装仍与高卢、罗马时代一模一样，妇女穿的长袍拖到脚面，男子穿的长可及膝，也就是说几个世纪都处在相对的“常态”中，即便是十字军带来的丝绸和奢侈的皮裘，也没有从根本上改变12、13世纪的服式。但是进入18世纪之后，一切都加快了起来。[58] 不过此时的时尚展示空间还基本上仅限于宫廷周围，远不比政局风云变幻和技术革命飞速改变世界的19世纪。在百货商店这种资本语境的“势境”之中，商品的展示和女性顾客着装的展示，无疑都会较之以往更快地令中产阶级的家庭主妇了解、仿效上流社会或时髦人物的时尚风格，形成一种“仿变之势”，而家庭主妇角色相应的种种职责就像一条纽带，让女性获得“自我”认可或满足的需要，与时尚的仿常之间不断寻找一种“合法”的关联和中介。而当较低阶层对较高阶层的仿变开始不断加速时，为避免被他们赶上而丧失地位上的优越感，引领时尚的上流社会或领军人物也就自然会加快时尚更新的速度。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大势发展越快，百货商店一类的具势也就会不断扩张、升级，时尚从常态到变化的速度也就越来越快，资本的增值也就因此更加突飞猛进。

百货商店的出现，巩固了“将女性作为消费者”的经营观念，并将这种观念像产品一样推销给了越来越多的人，进而让这种“变”渐渐固化为一种“常”，并使得“由女性决定消费，由商家构造女性的需要”，成为一直延续至今的基本策略。在电影产生之前的几十年内，妇女们对于如何生活、着装、如何布置家居的信息，亦即如何进行消费的诱导，大多都是来自于百货商店以及与之利益相关的时尚杂志。[59]

从而，正如米卡·娜娃在《现代性所拒不承认的：女性、城市和百货公司》一文提出的那样，百货商店为女性提供了一个体验和创造现代性的场所。与许多理论家将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早期的现代性定义为一个女性被排除在外的公众时期不同，她认为女性极其重要地参与了现代性体验的形成，事实上，女性的体验可以被解释成是现代性构成的典型要素。[60]只不过她们的体验方式是与大多数男性略有不同的消费而已。

结语

家庭主妇的职责、消费主要群体的变化、乃至服饰的样式，这些看起来都是家常琐事，在短期内也不过是难寻章法的偶发迹象，只有商家和经济学家会去关注，但若置于“长时段”中，在资本语境的大势之下细察深究，就不难梳理出消费目标群体上的不断延伸，比如对成年人有着极大影响的儿童，医疗水平提供人类平均寿命增长后希望延年益寿的老年人，以及都市化进展加快生存压力增加之后幼稚化的成年人——事实上，《妇女乐园》中就已经显现了当时的百货商店开始有意识地通过吸引、招徕儿童，来对作为母亲的主妇产生消费上的影响——这一次次延伸、变化不但关乎商家的盈利，更是与交易场所的变革、城市空间的重构、人际关系的改变、观念的质变，家庭社会教育的重心移动，甚至新的社会秩序、世界格局的出现相关。

从小说中亦真亦假的慕雷到现实当中马云的时代，这之间交易场所从百货商店到超市到购物中心，又到淘宝网店、微博微信的各种微商的革新，闲逛的道路从曾经的拱廊街到林荫大道再到百货商店的过道走廊，最后到今天的网络信息、社交平台，资本语境的“具势”不断发生变化，从而引发了越来越多人的迁移、人与人之间的模仿，以及由此引发的种种移变、仿变，变化中总有相对恒定的规律，而有些质变又慢慢成为了新的常态；资本语境的大势和具势之下，变与常的相互流转也就越来越快。

凡勃伦认为，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炫耀性消费将会越来越比炫耀式休闲更适宜显示人的财力和地位，[61]这与面对面的社交生活不断减少有着密切的关系。百货商店出现几十年后，当嘉莉妹妹们再度走进这里时，就已经能够迅速从服装这一符号体系中判断出城市女郎、女店员的社会地位，以及自己与她们之间的差距了。时尚流行体系在未来越来越近似符号系统，商品也渐渐演变成物体系，如今我们是什么样的人，已经不再取决于我们的教育、职业，而慢慢地变成了我们消费了这一物体系上哪一层级的商品。正如齐格蒙特·鲍曼在《工作、消费、新穷人》中指出的那样，在生产者的社会转变为消费者居多的社会时，“成为穷人”的意义已经不像之前那样来自于失业，而变成了因无力做出足够的消费而被社会判定为“有缺陷的消费者”。这一系列曾经在法国和美国上演的进程，某种意义上也与我们当下面临的种种问题相似。

当我们忙不迭地将拜金主义、败坏人心的指责加诸《小时代》一类以二三线城市年轻女性为主要阅读群体的小说时，似乎丢弃了以往信奉的“文学是现实反映”的信条，更忘了消费主义、奢靡之风不是纯粹无形的精神传染病，类似观念的生发、固化、转化，往往发端、体现于衣食住行的寻常事之中的，修正甚至扭转某些不良观念、作风自然要靠严明的法律规定，但借助文学作品，结合日常生活的史料，探究这些观念产生的资本语境，也是十分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