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大学生态批评学者劳伦斯·布依尔的著作《环境批评的未来：环境危机与文学想象》认为“环境的”比“生态的”更能体现当前环境问题的状态，而且更好地捕捉到了文学-环境研究的跨学科焦点，所以更倾向于环境批评而非生态批评。他认为，生态批评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着批评模式和认知上的诸多局限，而环境批评深入到文学想象引发的生态危机的思想、文化和社会根源，更加重视环境批评理论的建构，更加注重发掘环境文本的社会正义和功用价值，其核心理念是挖掘文学想象在改变环境和认知环境方面的潜在价值，其愿景是观照从本土到全球的跨文化地方想象以及弱势边缘群体的文学正义诉求。
生态批评的短板与环境批评的提出
随着世界范围内生态思潮的高涨和环境危机的日益严峻，有着深远思想文化根基的环境批评日益引起文学研究界的重视。美国生态文学作家雷切尔·卡森、生态批评先驱之一帕特里克·默菲、文学与环境研究会创始人之一斯洛维克和布依尔、英国“绿色研究”奠基人乔纳森·贝特、中国学者鲁枢元、王诺、曾繁仁 等都从生态视角解读和阐释文学，但这些声音在文学批评领域依然被边缘化，尚缺乏一整套理论预设、基本原则和批评程序。
生态批评者在早期多注重研究自然写作和自然诗歌，强烈反对现代文本性理论，然而随着生态批评的深入发展，这种过分反理论的倾向就显得捉襟见肘，环境批评也就应运而生。当然，环境批评也仍然需要建构自足的系统化理论来消除非议和偏见，进入主流批评。不仅如此，作为极具实践精神的运动，环境批评应致 力于使其观念产生社会效果，劳伦斯·布依尔认为：“环境批评的任务不只在于鼓励读者重新与自然‘接触’，而是要灌输人类存在的环境性意识——作为一个物种的人只是他所栖居的生物圈的一部分——还要意识到这一事实在所有思维活动中留下的印记。” 也就是通过对文化表现进行学术分析，来发掘有力表述环境意识的文学作品和样式。对同一自然物体，不同国家和地区、不同时代的人们会表露出不同的情感，而文学文本则记载了这些人类思维活动。环境意识就隐含在这些文本之内，并指向超越文本的现实领域。比如树的意象，在华兹华斯的文学想象中就与梭罗的迥异，这是 与特定的地域文化、环境无意识、文化价值等息息相关的。因此挖掘文本世界的文化内涵，重新建构文本与文本外世界之间的联系对于环境批评的发展意义重大。文本本身以特定的体裁和风格再现社会历史环境，这就要求我们不仅要重新审视文学文本的文化内涵和环境意识，同时还要重视体现这种意识的承载体——文学样式。
环境诗、环境戏剧和环境科幻小说就常被忽略，但这些文学文本却隐含着深厚的文化意蕴和环境意识。斯坦福大学学者安格斯·弗莱彻认为，诗不仅表明或暗示环境是其主题意义的一部分，而且将读者引入诗歌所营造的意境。此时读者并非简单认同文本世界，而是与环境融为一体，世界就此被诗人重新构建，弥尔 顿、但丁和惠特曼就是在诗歌中抒发热爱自然和构想美好世界的情怀。易卜生的剧作《人民公敌》被奉为生态戏剧的经典作品，而英国的卡里尔·丘吉尔、美国的罗伯特·希恩肯等剧作家的作品也都体现了浓厚的生态思想。未来生态戏剧发展应将生态问题置于戏剧主题或情节的中心，赋予土地以声音或“性格”，探讨人与地方 和文化与自然间的联系，在舞台布景和表演场地等方面努力构建人与地方的浑然一体，尝试克服自然纯粹作为舞台背景的缺憾，弥合舞台上自然与文化割裂的现象，以及审视环境非正义问题等。与环境诗和环境戏剧一样，科幻小说也一直备受冷落，但人们已经开始认识到这种文体特有的人文关怀与生态理念的契合所产生的意 义。此外，电影、电视等视觉艺术领域的绿色现象也值得关注，其蕴含的环境意识有待发掘和研究。
地方想象的重启与环境意识的强化
文化植根于地方，从本土到全球的环境文学想象必须探讨地方意识的文化和生态建构，因为地方意识在形成生态意识、促进环境想象及消解环境危机的过程中至关重要。爱德华·萨义德说：“所有的文化都是彼此关联的，没有一种文化是单一纯粹的；所有的文化都是混杂的，异类的，非常不同的，不统一的。”从这 个意义上说，我们有必要分析文学作品中的地方变迁、地方意识和地域文化。
地方承载着重要的社会和文化内涵，对地方意识的想象某种程度上决定着人们的环境意识、地方忠诚感和责任的建立。生态诗人温德尔·贝里认为，没有对自己所在地方的了解和忠诚，地方必然被肆意滥用甚至毁灭。海德格尔在谈及地方时，认为真实而诗意的栖居就是栖居在自己的家，并承担起保护“家”的人文与 自然的完整责任。但是地方所蕴含的文化特质正逐渐被现代主义对空间的无节制开发和殖民化抹去，只剩下坐标轴上虚拟的点。传统的以家为核心的同心圆模式也被打破，人们对地方的归属感延伸为辐射状，核心不复存在。而正是文学想象，尤其是神话和媒介所创造的虚拟现实，通过风景的陌生化处理提供给人们鲜活而敏感的 地方想象，重新构建起人们的地方意识和忠诚感。
对于个体而言，地方意识就是一系列涵盖着地方体验的积累，而对于整个社会来说则是人类意识的凝聚。地方意识的这种共时与历时变化凝聚在文学文本中，因而发掘文学作品中的地方想象很有必要。英国小说家格雷厄姆·斯威夫特、新西兰生态学家杰弗·帕克和美国环境作家约翰·米切尔就跟踪、记录了一些地方 的发展与消亡，不仅唤起了人们的环境意识和社会良知，还有利于培养地方忠诚感和责任意识。
地方意识在传统的环境写作和文学想象中较为微弱，且局限于狭隘区域。未来环境批评应通过重新挖掘文学作品中的地方意识，实现地方内在价值，并将对地方的观照扩大到整个生态圈。同时，城市作为现代社会不可或缺的有机部分也要得到应有重视。在众多文学想象中，地方和环境只是作为背景、事件的附属而存 在，表现的是人类赋予的象征意义，其自身价值却被泯灭，小说家豪威尔斯在《现代婚姻》中对一个新英格兰村庄的描述就是一个典型例证。在那些把环境作为重要形象的作品中也不例外，哈代的小说《还乡》中，爱敦荒野被赋予了土著人的身份，作为一个主题、一种强大的力量影响着人物及其行动。但不管环境有多重要，哈 代笔下的爱敦荒野终究还是从属于男主人公克林·姚伯的故事，依然主要为刻画人物形象或表征其隐喻意义服务。在这方面，爱伦·坡算得上较早关注精神生态的作家，他的本土意识为其创作增添了较多的美国元素，而从地域书写到精神生态的转变使其作品“表现出对文化问题的深层关注和对人类生存困境的忧思”。传统写作 大多关注局部地方，如美国女作家芭芭拉·金索维尔的《记忆中的地方》和萨拉·奥纳·朱厄特的《针枞之乡》等。而关于城市生物区域的文学想象更是支离破碎，生态批评家抓住的也只是叙事、散文、诗歌等文本对城市中个别自然符号的意外发现，缺乏对整个城市和有机世界环境的考察。迄今为止，多数环境文学批评依然只 是立足某一特定国家或地区，而这正说明拓展学术视阈的迫切性和重要性。当然，从整体思考并不意味着抹杀地方的差异和多样性，反而是重视生命的多样和文化的多元，以创建更加和谐的文化沟通。
通过比较分析和重新阐释文学文本中各民族、各地区的环境意识、生存理念和观念习俗，可以发现影响人类社会久远的文化模式和心理积淀，找到一种灵活的、具有可操作性、能产生积极意义的批评理论和范式。跨文化的比较文学研究因为打通了人文科学内部、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沟通渠道，必将获得更新鲜 饱满的学术视野。探究文本中的地方意识差异、理解和想象地方变迁不仅有助于培养环境意识，还有利于审视人类文化对环境的深刻影响。
环境正义的兴盛与文学价值的重估
环境批评关注文本的现实关联和从本土到全球文学想象的地方意识重构，更关注日益兴盛的环境正义。“环境正义”以抵制环境的种族主义、捍卫在经济和政治上处于劣势的群体(弱势种族、妇女等)的环境权利为宗旨，努力实现全球所有国家和地区在环境责任和生态利益上共同的、全面的和广泛的正义。
在反思第一波生态批评理论悖论的基础上，环境批评将视野扩大至包括性别、种族、伦理等社会领域，这将促进文学作品中社会和历史叙事的挖掘与探讨，为环境问题的最终解决提供可能性。生态中心主义是作为人类中心主义的对立面出现的，它强调人类应不惜一切代价保护生态环境，维护生态平衡。这似乎是解 决生态危机的最根本有效的伦理准则，其实却掩盖了诸多深层问题，其理论自身也存在矛盾。它对激进的“放弃的美学”(即放弃人的中心性)的追求否定了人的自 由与独立，然而完全摒弃人类的作用并无益于挽救环境危机。生态中心主义的这种主张是个悖论，决定生物圈良性发展的是人，而且在原则上也只有人能最终成为 “监督者和领导力量”，试图超越人类中心主义还有可能形成新的文学话语霸权。这从另外一个角度表明，在重新审视文学作品时应所有个体都有被保护免遭环境恶化侵害的权利，也都有承担起捍卫自然的相应义务。历史和当代文本中不乏对少数种族和劣势群体遭受身体和精神戕害的关注，如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麦尔维尔的《少女的地狱》、狄更斯的《艰难时世》、威廉·布莱克的诗歌等。澳大利亚土著作家凯文·吉尔伯特的诗 《庆祝88》、昆士兰女性区域主义作家西娅·阿斯特利的短篇《虚构天气》等作品揭示了澳大利亚主流文化对边缘化的亚文化的不公正对待；此外印度文学中关于 “生态流亡者”的叙事等都体现了环境公正意识。这一方面要求我们重新调整文学批评中的不平衡现象，尤其是调整对美国族裔写作、第三世界国家环境叙事和国际 经典环境文学缺乏足够关注的倾向；另一方面要求文学研究要具有新的全球的和历史的眼光，但这并不意味着否定文学作品的其他价值或者放弃以往的研究方法，而是通过发掘其生态价值和社会意义丰富文本意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