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外向性”是福柯为其知识“考古学”立下的一个方法原则，在其著作、演讲或访谈中每有界定或提及。本文结合齐泽克对于“反向迷恋”阐释法的揭橥，试图勾勒出福柯的这一原则与欧陆现代阐释术之间的一脉相承。 

关键词  外向性  福柯  马克思  弗洛伊德  尼采  维特根斯坦 

唯因近在眼前，人才视而不见。

——维特根斯坦[①]                                            

                                                            一 

受拉康所谓马克思实乃 “症候”（symptom） 概念发明人一说的启发，齐泽克豁然发现，以方法论而言，弗洛伊德的释梦与马克思对商品的分析，两者之间存在一种 “本质同构” （fundamental homology）的关系: 二者皆避免对于形式背后隐秘 “内容” 的追索，转而探求 “这形式本身的秘密” （the secret of this form itself）。具体而言，在弗洛伊德这里， 释梦非为由表及里，戡破表层梦面迷文（ the manifest dream-text ），进而探得潜伏于后的日思梦想（ the latent dream-thoughts ）；释梦之要在问这样一个问题：这潜伏于后的日思梦想何以成梦，何以具有梦之形? 换言之，梦的实质非梦里潜伏之思，非梦内核，而在造梦之工（dream-work），在梦里梦面间之无意识欲望对潜在日思梦想的演绎。唯可叹世人先不察梦里梦面之别，偏执于梦面而不解梦里，继而又以探寻梦里内容为务，不辩梦里内容与造梦之工之别，不明梦的实质何在。在完整引述了弗洛伊德一段如此意味的文字后，齐泽克归纳出弗洛伊德释梦法的两大步骤：1.梦有意义可解，非生理失调的混乱，有待揭示的压抑在；2.释梦需戒除对于梦里潜藏意义的迷恋，转而关注梦的形态本身，关注造梦之工，是为梦之本。齐泽克发现，这其实与马克思对商品形态之谜的分析一脉相承。因为在马克思那里，商品的价值首先不是由偶然的供求关系所决定，而是由生产商品的劳动时间所决定，这是古典政治经济学在商品相对价值的表面波动下已然发现的一大秘密，马克思称之为 “人类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 意义的一大发现。然而，古典政治经济学又仅执迷于对商品价值形式背后隐藏内容的索求，依然无法祛除云波诡谲的价值形态之谜，无法揭示商品形式本身的真正秘密。齐泽克解释，这就像释梦在挖出梦面背后潜藏的日思梦想之后，梦何以成梦依然神秘难解一样。毕竟，商品形态之谜全在其形式本身。真正必要予以揭示的恰是这商品形态的生成过程，一如造梦之工之于梦。用马克思的表述便是：“这一内容何以采取那样的形式？劳动何以表现为价值？以劳动时间计算的劳动量何以表现为劳动产品的价值量？” 齐泽克以为，正是阐释方法上的这种同构关系，令马克思的商品分析法得以产生出适用于梦之解析的一个概念。而马克思的商品分析法之所以具有超越单纯经济学的意义，即在于它给诸多社科领域的研究，提供了这样一种从挖掘内容走向考问形式的分析范式，齐泽克称之为 “反向迷恋（fetishistic inversion）”。[②]  

借助齐泽克如此这般的梳理阐发，再看福柯就其话语分析的一个原则所作的表述，我们对福柯的谱系似乎也有了一种豁然的感觉： 

原则四，外向性原则：不要从话语走向其隐秘的内核，走向其间所表现的思想或意义的核心，而是从话语本身出发，从其表现形态和规律出发，考问其外在的可能生成条件，考问这系列偶然事件因何而生，其界限何在。 

(Quatrième règle, celle de l’extériorité: ne pas aller du disours vers son noyau intérieur et caché, vers le coeur d’une pensée ou d’une signification qui se manifesteraient en lui; mais, à partir du discours lui-même, de son apparition et de sa régularité, aller vers ses conditions externes de possibilité, vers ce qui donne lieu à la série aléatoire de ces événements et qui en fixe les bornes. )[③]  

福柯在《话语的秩序》里阐述自己的话语研究课题，同时交代了随之而来的方法论上的四大要求，即反向（renversement）、断裂（discontinuité）、具体（spécificité）和外向性（extériorité）。福柯说，这些是与传统思想史研究路数相左对立的取向，而其中这“外向性”原则，便是以对话语生存条件的揭示，取代传统的对于其间埋藏之无穷意义的挖掘。[④]  不难看出，福柯标举的所谓 “外向性”原则，也可说就是齐泽克归纳的“反向迷恋”范式的又一具体形态了。若嫌福柯这里的话语不够显豁，我们不妨再看他比较直白的表述。 

1969年，《知识考古学》面世，福柯在随后的一次杂志访谈里，对书名中“考古学”一词所蕴含的“起源”（commencement）和“发掘”（fouille）的意味颇觉不安，因为二者皆非其意： 

……我所探寻的不是什么潜藏隐秘的关系，不是比人的意识还要静默、还要深邃的关系。相反，我要界定的关系就在话语表面。我要予以昭示的乃是唯因其太过表面，人反而视而不见的东西。 

(……Ce que je cherche, ce ne sont pas des relations qui seraient secrètes, cachées, plus silencieuses ou plus profondes que la conscience des hommes. J’essaie au contraire de définir des relations qui sont à la surface même des discours ; je tente de rendre visible ce qui n’est visible que d’être trop à la surface des choses. ) 

问：这就是说，您感兴趣的是现象，您拒绝阐释。 

——我不想探讨话语里存有人的什么思想，而是要抓住话语的表面存在形态，视话语为遵循规则的一种实践。诸如话语的构成规则、存在规则、共处规则、运作体系等。我描述的是话语这一实践的坚实形态，近于它的物质性。 

(Je ne veux pas au-dessous du discours rechercher ce qu’est la pensée des hommes, mais j’essaie de prendre le discours dans son existence manifeste, comme une pratique qui obéit à des règles. À des règles de formation, d’existence, de coexistence, à des systèmes de fonctionnement, etc. Et c’est cette pratique, dans sa consistance et presque dans sa matérialité, que je décris.) [⑤] 

类似这样的表述，其实在《知识考古学》的繁密文字里也一再出现。福柯念兹在兹，似乎不厌其详。[⑥]  虽然在导言结尾那段有名的“夫子自道”里，福柯告诫世人“莫要我始终如一”,[⑦]但关于其话语分析的“外向性”原则，他口中笔下的申说却里外无二。《知识考古学》已属常备经典，在此不作赘引。笔者当下有意仅从其别样场合下不太正式的“谈吐”里引些“字据”, 以资比照发明。乍看之下，个别字词或仍嫌玄虚，但福柯话语分析的一大取向应该明白无误。简要地说，话语在福柯眼里，不是语义内容的问题，不是背后思想意识的问题，而是语言之用、语言的形态、语言在社会实践体系里的运作法则问题。无视深度语义内容，转而描述浅表层的语言实践法则——福柯话语分析的区别特征何在？我们不妨再看他联系现象学批评和 “权力”关系所作的分辨： 

现象学式的描述或者别的什么阐释法，都会在话语背后去找权力和源头什么的。我不是这样。我就从话语表象出发！现象学式的描述, 意在从话语里推出言者的什么情况来，意在从话语出发，找出言者的意图、正在形成的思想。我的这种分析与言者的问题无涉，我要考察的是，在一个攸关权力且权力因此而得以运作的关键体系内，话语所扮演的种种不同的角色。权力并非外在于话语。权力也不是话语的源头或出处。权力通过话语而运作，因为话语本身就是权力关系之重要机制里的一要素…… 

(Je n’essaie pas de trouver derrière le discours quelque chose qui serait le pouvoir et qui en serait la source, comme dans une description de type phénoménologique ou dans n’importe quelle méthode interprétative. Je pars du discours tel qu’il est! Dans une description phénoménologique, on essaie de déduire du discours quelque chose qui concerne le sujet parlant; on essaie de retrouver, à partir du discours, quelles sont les intentionnalités du sujet parlant—une pensée en train de se faire. Le type d’analyse que je pratique ne traite pas du problème du sujet parlant, mais examine les différentes manières dont le discours joue un rôle à l’intérieur d’un système stratégique où du pouvoir est impliqué, et pour lequel du pouvoir functionne. Le pouvoir n’est donc pas au-dehors du discours. Le pouvoir n’est ni source ni origine du discours. Le pouvoir est quelque chose qui opère à travers le discours, puisque le discours est lui-même un élément dans un dispositif stratégique de relations de pouvoir… )[⑧] 

这是福柯1978年与美国学生座谈时说的一段大白话，寥寥数语，或许正是其话语分析之“外向性”原则的最为提纲挈领的说明。而语末顺及的话语与权力之关系的扼要概说，庶几就是其坚持“外向性”原则的根本理据了。关于这一点，我们不妨再看福柯对其体制和国家研究之路数的交代，从中当可知“外向性”原则何以竟是其一以贯之之道。 

1978年2月，福柯在法兰西学院围绕“治国术”（gouvernementalité）概念作了系列演讲。福柯意在通过 “治国术” 探讨国家和人口问题。何出此策？他先解释何以要通过“规训”（disciplines）来探讨体制（institutions）。面对医院、学校、军队、监狱诸多体制，福柯说，取“规训”视角即意味着“三重外向步骤（ ce triple mouvement de passage à l’extérieur ）”： 一、从特定体制外入手，以“权力运作之技术手段”（la technologie de pouvoir）的全景视角，替代“体制中心论”。以精神病院为例。你可以考察其组织结构、内在部门间之必然联系，从而揭示其发挥何种疗效等。但若要窥得全豹，则必须放眼外观，比如从关注公共健康的精神分析界这一更大视角出发，看精神病院如何巩固和加强着精神分析界，而精神分析界自身又如何调动种种技术手段，以规范社会的精神状态。要之，在精神病院这一体制背后，发现有权力的技术在。 二、以权力之战略战术的外向视角（le point de vue extérieur de stratégies et tactiques）替代体制功能的内向视角。比如研究监狱。你可以从其设计初衷入手，考其理想功能何在，最大功效为何，再察历史实践，看哪些功能如愿，哪些功能阙如。这是围绕监狱的功能做文章。但从“规训”角度视之，便是跳出了功能的窠臼，便是把监狱放回到了权力关系的大格局中。这时才发现，监狱乃权力之战略战术的构成，其功能的发挥乃至阙如都是这战略战术的基础。 三、以权力之技术生成真理、塑造知识对象观替代既定对象论（un object tout fait）。取“规训”视角，即意味着不以现成对象为圭臬，想当然地研判体制、实践或知识。相反，应努力抓住权力技术操作之脉络，看真理和知识如何得以建构，看“疯癫”或“性”之所以然。要之，从体制外之大势看体制，无视其内部功能发挥几何，不以既定对象视之（la généralité extra-institutionnelle, la généralité non-fonctionnelle, la généralité non objective ）──这便是贯穿福柯体制研究的外向性原则之要义。那么面对国家，福柯自问，我们能否也置身其外，同样取一大视角，一如从“规训”去看各式各样的体制呢？福柯以为，这是顺理成章的思路，是他具体体制研究的必然延伸和拓展。毕竟，医院、监狱、学校和军队──其式样规模不等，规训机制不同，但归根结底，何一不是国家这全局性（globale）的大体制的设计和操作？而我们在诸多体制后面看到的诸多权力技术，又何一不是由国家这统摄性(totalisante)的大体制而来？于是面对 “国家”，福柯也放眼外挪一步，遂有了“治国术”的概念和视角，遂也把国家放在了权力技术的大格局中考察。[⑨] 

我们在此且不去深究治国术的内涵了。我们感兴趣的是福柯的体制与国家研究与其话语分析在方法论上呈现的本质同构。而之所以如此，唯因根本理据同一。福柯话里话外，其实已一再挑明：话语、体制及国家，都是权力关系之战略格局上的节点或构成要素。研究它们，为的是揭示权力的游戏和技术手段。故而，面对话语、体制及国家，必要收回深邃目光而外观，必要由权力关系之森林看话语、体制及国家之树木，如此方能给这诸多对象定位，进而戡破其形态之谜。 

                                                            二 

1978年4月，福柯在东京讲学，其间曾做一报告，题为《政治的分析哲学》（La philosophie analytique de la politique）。福柯在报告中历陈权力问题在20世纪的现实迫切性，进而阐述自己研究权力关系的切入点和方法论。饶有意味的是，他提到英美分析哲学的日常语言分析法以及语言游戏概念在方法论上给自己的启迪。在他看来，哲学与科学，角色终有分别。哲学的任务不在探赜索隐，而是发明人人眼中之可见，即要昭示唯因距离我们太近太密太浅反而不为所见的东西。[⑩]  这与前面他就《知识考古学》所做的解说又是一脉相承。福柯以为，英美分析哲学不以探索语言深层结构为己任，而是从人日常言说事物的方式出发去作思维批判，正是哲学之用的一种范式。福柯因而依样设想了一种“政治分析哲学”（une philosophie analytico-politique），任务是描述分析权力关系的日常运作，揭示其形态为何、攸关何在、目标何在。进言之，要从战略及战术、规则及目标等视角，看“权力之游戏”。[11] 

以所谓后学新锐思想风靡英语世界的福柯，居然是从英美分析哲学那里找来了方法论的灵感，这一“很不法国的哲学牵连”（a very un-French philosophical engagement），诚如戴维森所说，无论在美国人还是法国人那里，都是一件出人意表的事。戴维森又引来维特根斯坦关于哲学使命不在掘幽解释（explanation）而在浅表描述(description)的类似表述，让人看到福柯的腔调里确实明显透着维特根斯坦的口吻 。[12]  的确，福柯似乎没有必要对着日本听众来讨好英美人士。几乎同时在别的场合，已有人指出过他与维特根斯坦之间在方法论上的契合。[13]  福柯从维特根斯坦，从英美分析哲学那里获取资源养分，这一点当属无疑。海纳百川所以成海。不过，参照齐泽克梳理出来的从马克思到弗洛伊徳的同构阐释法，我们不禁怀疑，福柯的“外向性”原则是否还有一个更大的牵连呢？换言之，福柯对此是否也有一种自觉呢？幸运的是，福柯似乎也给了我们一个提示。 

1964年，第七届国际哲学研讨会在法国旅游胜地罗尔蒙（Royaumont）举行。在以尼采为主题的圆桌论坛上，福柯宣讲了题为《尼采、弗洛伊德、马克思》的报告。主旨是他在这三人的著作里发现的所谓 “阐释术”（techniques d’interprétation）的变迁。福柯依次指出了新阐释术的四大要旨：阐释空间的外向性、阐释之无限不可穷尽（une tâche infinie）、阐释总是对阐释之阐释以及阐释必然是无尽之自我阐释（l’obligation de s’interpréter à l’infini）等。[14]  我们这里暂且只看第一要旨——外向性。作为参照，福柯先简要勾勒了他眼中西方16世纪阐释术的特征，即阐释的契机和指归都在种种“相似性”。这一部分内容在两年后出版的《词与物》里有着更加丰满明晰的表述，在此不妨引来相互发明。要言之，“相似性”，作为16世纪的知识“无意识”，或 “知识共因”（épistémè），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阐释的性质和走向。其时，阐释学与符号学相互叠加，“寻求意义即是揭示某种相似性；寻求符号法则便是发现相似物”。[15]  然而，进入古典时代，在培根及笛卡尔的批判推动下，这种阐释术，在后来的两百年间，也随着“知识共因”的断裂变更而基本消失，直到19世纪，尤其随着尼采、马克思以及弗洛伊德等人著作的面世，阐释才重见可能。不过，福柯以为，这三位大家并未增加符号的数量，也没有赋予事物以原本所无的新意，而是改变了符号的性质，改变了人一般解读符号的方式。与16世纪天地万物共处一个同类（homogène）空间且彼此以相似性密切和谐（homogéne）互指不同，符号的分布空间，自19世纪以还，便呈现出极大的差异，有了深度（profondeur），却不是内向(intériorité)的维度，而是相反的外向性（extériorité）。在福柯看来，尼采一直予以批判的就是对于符号内在深意的纵向挖掘，揭示出所谓“内在的深刻”（profondeur de l’intériorité）不过是被遮蔽掩埋起来的“闪亮的外在”（l’extériorité étincelante），深意其实只是表面的一道褶皱，人之所谓深刻处不过儿童游戏而已。福柯认为，马克思的“陈词滥调”概念(le concept de platitude)与尼采之所为近乎异曲而同工，因为马克思在《资本论》开篇即表示，他要戳破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迷雾，昭示其货币、资本和价值等学说背后其实并无深刻的本质存在，不过陈词滥调而已。同样，在弗洛伊德这里，意识不过是无意识内含的一小部分，是无意识与外界作用的结果，而透过“造梦之工”或症候体现出的无意识才是心理活动的真实所在。[16]  福柯这里提点的所谓阐释空间的外向位移，所指当是三位大家在各自的著作里对于意识、价值及道德等概念或话语的批判诠释。用他在《词与物》里的话来说，就是，语文学（philologie）成了分析话语深意的现代批评形式：《资本论》的第一卷是对“价值”的诠释；尼采的全部著作是对几个希腊字词的诠释；弗洛伊德是对所有那些无声语句（phrases muettes）——既支撑又塌陷人的明面话语、幻想、梦境及身体等的无声语句——之诠释。[17]  换言之，对于“外向深刻”的追求意味着，阐释的目标不再是掘出语言里深藏的什么太初之言，而是去披露我们思维的语法习惯，去重新弄响、听见一切话语发声时身上携带的静默；不再是从文本和事物里读出什么圣言，而是去揭示令其所以如此的若干字词。福柯说，此即19世纪出现的这种现代阐释法的一个奇异处：面对语言，不是探其言说何意，而是依其明面话语的使用，揭示语言的原生初态(langage en son être brut)。[18] 

说到“考古学”的方法，一如前文所示，福柯每每强调，此法非阐释术，所求不在深藏掩埋的“另一套话语”，不为“喻说”之事。[19] 诚然，福柯的“考古学”戛戛独造，世所公认。然而，正像尽管他矢口否认与结构主义的一切瓜葛[20]，但结构主义却无疑是其一个灵感源泉一样，“考古学”的“外向性”原则也是其来有自的现代阐释学的一个发展。当他对马克思、尼采及弗洛伊德的阐释特征进行梳理总结的时候，又何尝不是在交代自己的传承、界定自己方法论的起点。而齐泽克别具只眼的同构阐发更彰显或印证了这一欧陆哲学的传统。英语世界的读者，因为与欧陆哲学间的天然隔膜，往往抱怨福柯的文字晦涩难解，[21]  不过，福柯或许可以借用对他影响甚巨的尼采的话告曰：我也未把自己弄得“无证可寻”（unbezeugt gelassen）啊。[22] 本文即是对其“外向性”原则之谱系的一个管窥求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