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现代“文学”观念，即与民族国家建立相关联的文学现代概念与比较文学概念从诞生之日起就处在一种相互暧昧的自我与他者的互为对象和镜像的关系中，因而只要现代意义上的文学存在，比较文学就不会消亡。我们不应忘记——同比较文学一样——“文学”概念的诞生并不是一个久远的事实。文学的概念和比较文学的概念都是需要不断被质疑的，只有不断质疑它们产生和定义的确定性，回到现代文学诞生之初与比较文学的暧昧关系中，才能同时复兴和解放这两个学科，拓展它们的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福柯的“异托邦”（Heterotopias）思想是使我们能够产生这种思考和继续这种质疑的强大工具。本文将结合“异托邦”概念，分析文学和比较文学作为“异托邦”被理解和分析的可能性。

关键词：异托邦 民族国家 现代文学 比较文学

一、 浅析福柯的“异托邦”思想

“异托邦”并不是一个得到广泛论述的福柯概念，尤其是在中国学界。这一方面是由于我们对福柯缺乏深入的研究，对如何思考异质关系和跨领域关系的问题不够重视，另一方面也是由于福柯一生只有三次明确论及、概括这个概念，后两次实为同一主题的拓展。在国外即使有很多论及“异托邦”概念的文章，也很少将福柯三次提到这个概念的文本关联起来考察。像贝斯•罗德（Beth Lord）在其文《福柯的博物馆：差异、表征和谱系学》（“Foucault’s Museum: Difference, Representation, and Genealogy”）中那样以“博物馆”问题将《词与物》前言和《其他的空间》这两篇福柯明确提到“异托邦”的文章联系起来考察的文章并不多见。本文我们将综合福柯的两篇文章来思考文学和比较文学的问题。

福柯首次提到“异托邦”是在1966年出版的《词与物》一书中，该书前言详细阐述了“异托邦”对语言和事物秩序关系所设立的障碍，而对障碍的克服就是文化秩序有条件的建构。福柯第二次提到这个概念是在同一年，在一个主题为“乌托邦与文学”的系列广播节目中，此时，他主要讲述了儿童如何在游乐场和常规空间创造出特殊的既是想象性的又是真实的游戏空间，同时，福柯也提到了度假村、墓地、监狱、疯人院等相似的非常规空间或者说“反空间”（counter-space）。最后，福柯还在1967年的建筑研究会上做了题为《其他的空间》 （“Des Espaces Autres”）（英译有“Of Other Spaces” 和 “Different Spaces”等）的发言。67年的讲稿是对66年演讲的具体化、文本化和扩充。

首先，我们简单描述一下文本空间的“异托邦”概念 。它的产生来自福柯的笑声和震惊。博尔赫斯（Borges）作品中所引用的“中国某部百科全书”中的动物分类成为这种震惊的触媒事件：“动物可以划分为：①属于皇帝所有的，②有芬芳的香味，③驯顺的，④乳猪，⑤鳗源，⑥传说中的，⑦自由走动的狗，⑧包括在目前分类中的，⑨发疯似地烦躁不安的，⑩数不清的，○11浑身有身份精致的骆驼毛刷的毛，○12等等，○13刚刚打破水罐的，○14远看像苍蝇的” 。这个动物分类为什么让福柯震撼？它有什么问题呢？问题不是这个分类的内容太离奇，而是分类与并置动物的标准不断变换，根本没有统一性可言。这样，这种不断变换的分类标准毁坏了分类，突显了这个分类的荒谬和不可能。在这个分类内部，分类的内容永远没有界限，相互缠绕。知识和表面的秩序遇到了“不能描述”这个障碍。这个分类只在1、2、3、4这些数字的表面距离中得以可能。无论博尔赫斯引用的这个中国百科全书是否真的存在，它之所以对福柯如此重要，乃是因为它成为思考知识和分类的条件的触发点，成为福柯哲学的“隐喻”对象，也成为启迪福柯进行“分类学”重组、打破分类的自明性的动力事件。这个中国动物分类将分类的极限、荒谬和内在逻辑暴露出来，启发福柯思考知识、分类与事物的一种建构关系，或者说“元”关系。然而，借着“中国”作为一种异域，这种哲学的假设又成为一种可能在异域实现的真实存在，正是这种对真实存在的体会提供了异质哲学思维的可能，因为它不是乌托邦，不是自我逻辑的继续，它反映、呈现、抗议了福柯所处的文化运作的逻辑，使得福柯语言运思的界限、极限得以显现，构成了他自身文化的“外在”视域和镜子，呈现了自身文化的建构过程和规则。因而，福柯在此遭遇了一个严肃而极具魅力的问题：“我们自己的思想的限度，即我们完全不可能那样思考。”（《词》：前言：1-2）所以在福柯那里，这个奇异的分类事件通往了哲学思索的维度。与分类的混乱相关的是“思想的限度”，是“无法如此思考”，而无法如此思考使得如此思考变得不再合情合理，而只是一种历史、一种现实、一种合理性的运作方式、一种知识和认识的方式而已。这样，福柯不仅从空间的意义上开始质疑欧洲文化的自明性与合理性，而且在时间的意义上对他所面对的常识概念进行形成史的历史考古学与谱系学的考察。

福柯明确定义了“异托邦”，他说“异托邦”“是扰乱人心的，可能是因为它们秘密地损害了语言，是因为它们阻碍了命名这和那，是因为粉碎或混淆了共同的名词，是因为它们事先摧毁了‘句法’，不仅有我们用以构建句子的句法，而且还有促使词（les mots）与物（les choses）‘结成一体’（一个接着另一个地，还有相互对立地）的不太明显的句法。”（《词》：前言：5）为什么这里福柯提到“句法”和“语法”呢 ？因为它们恰恰是语言和句子组合、并置和邻近的支点和可靠性的逻辑保证。这里的“句法”不仅指我们所熟悉的语言的句法、语法和组合方式，而且也在更广的意义上指使得词与物相遇，并以某种连接方式结成一体的“句法”。这样，福柯在博尔赫斯的分类学中所发现的“和”的消失，不仅质疑了语言的句法，而且质疑了词与物结合方式的句法，即二者“结成一体”的能力。这种对句法的可能性和可靠性的质疑，也就是要我们重新思考“句法”和“语法”的组合条件、方式，弄清楚某种句法不是从来如此，而是一种历史性的结合方式，是暂时的和有条件的，福柯研究的目的就是要探究这种条件是什么。与分类相似，分类是靠着某种实际的标准暂时建立了事物和文化的秩序，“语言”也是根据暂时性的语法和句法聚合了词与物，而“异托邦”是对语言的毁坏，它与分类的不可能一样，表明语言是有前提的，它不是中性的。

福柯关于“异托邦”的又一次明确定义是在1967年参加建筑学学会所发表的《其他的空间》一文中，他说：“在所有文化中，在所有文明中，都存在着这样一些真实的场所、有效的场所，它们被书写入社会体制自身内，它们是一种反位所的场所，它们是被实际实现了的乌托邦，在这些场所中，真实的位所，所有能在文化内被发现的其他真实的位所被同时表征出来，被抗议并且被颠倒；这些场所是外在于所有的场所的，尽管它们实际上是局部化的。因为这些场所全然不同于它们所反映，它们所言及的所有位所，所以，与乌托邦相对立，我称它们为异托邦。” 这个定义不仅揭示了“异托邦”是一些真实存在的空间，而且从功能上定义了这些异托邦空间的重要性，即有些空间它们可以自身的有限出发而站在外在的位置上反映、呈现、表征、抗议甚至颠倒常规空间的建构逻辑。

综合福柯的两篇“异托邦”文本我们可以对“异托邦”概念做一个总体的描述。首先，无论是文本的“异托邦”，还是社会空间的“异托邦”，它们在功能上具有根本的相似之处：即它们都是一些特殊的空间，一些非常规的空间，这些特殊的非常规空间处在空间的特殊、界限和极限的位置上。这样的位置使得福柯可以思考“界限”和“界限”内的存在并非是自然如此，而是建构并且正在建构中，使得福柯思考这些建构和运作的逻辑是什么这些问题。无论是文本“异托邦”对分类和语言极限和建构条件的反映和呈现，还是社会“异托邦”对常规空间运作逻辑的反映和呈现都表明了“异托邦”就是询问界限和条件的哲学，而且“异托邦”在呈现、反映极限的意义上反映了日常逻辑所掩饰的“真实”，这样，“异托邦”也就游戏、反讽、抗议甚至颠倒这种“正常”的策略和诡计。所以，“异托邦”既指福柯所描述的特殊的空间如墓地、图书馆、妓院、疯人院、监狱，也指特殊的文本空间如分类的极限，同时在这些空间的基础上“异托邦”联系着一种分析思考模式，即反映、呈现、抗议甚至颠倒正常空间的逻辑。

二、 异托邦与“文学”的质疑

通过上文我们对“异托邦”的描述可以发现这个概念的重要之处就是将一种“质疑”和“有限”的意识，将一种思考多种异质因素建立异质关系的建构方式的意识带给哲学和文学，福柯要质疑所有现代概念的形成过程和话语方式的产生过程。而福柯对“书”、“文学”等范畴的质疑对于我们今天重新审视文学批评、文学史，思考“文学”概念都有很大的启发。

福柯说：“‘文学’和‘政治’毕竟是新出现的范畴，我们只能通过回顾式的假设或者是形式类比或语义相似的手段，将它们运用到中世纪文化乃至古典文化中；但是，无论是文学、政治，还是哲学、科学都没能像它们连接19世纪的话语场那样，连接17和18世纪的话语场。” 首先，我们现在所使用的“文学”、“政治”等范畴并不是一直如此的，它们在17、18世纪尚且不是如此，所以用它们这些新出现的概念和范畴以假设或者形式类比等方式回顾以前的时代本身就是一种危险的事情。那么，以这种新出现的“文学”范畴去重新类比或审视中世纪、古典文化或17、18世纪的基础和合理性何在呢？这种合理性就在于我们可以研究我们用了分割17、18世纪知识的那些“自反的范畴、分类的原则、规范的标准、制度化的类型”（《知》：22）这些话语实践。因而我们现在使用“文学”这个19世纪新出现的范畴时一定要谨慎地意识到它的诞生史，而不是将之作为永恒的清晰范畴直接回顾古往今来、古今中外，事实上它联系着民族国家身份认同和建立这样一个历史主题。

另外，福柯还从基本单位的意义上质疑了“书、作者、作品”等我们习以为常的术语，这种质疑不仅是对文学的定义，而是对其要素都进行了重新思考，以打破我们在自以为是的自明性中对其的论述。他质问道：“书的物质单位同书支撑的话语单位相比难道不是一个物理的、次要的单位吗？而这个话语单位，它是否又是同质的，可以统一使用的呢？一部司汤达的小说或一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的各自差异不同于《人间喜剧》诸篇的各自不同，而《人间喜剧》中的各不相同的诸篇又相异于《奥德赛》、《尤利西斯》之间的差异。这是因为书的界线从来模糊不清，从未被严格地划分。”（《知》：22-23）所以“书”也不是自明的，不是指那本用纸组装的平行六面体，它有物质的层面，也有话语的层面，不仅这二者是不同质的，而且每本书所涉及的话语也不同，当书一旦被询问时，它就无法辨明自身，它若要定义自己就不可能在那平行六面体之内，而是必须在话语复杂的基础上。书从来都是暧昧而模糊的，那种书与书之间的差异绝非来自物质的质料，而是来自话语的方式和条件。同样，对于“作品”这个我们天天使用的概念福柯也质疑道：

至于作品，它提出的问题更为困难。然而，从表面上看，还有什么比它更简单呢？这是一些可以由一个专有名词的符号表示出来的本文。不过，这种表示（尽管暂时可以不提归属问题）不是一个同质功能：一个作者的名字难道以同一方式既表示以他自己真名发表的本文，又表示以其笔名发表的本文，还表示人们在他死后发现的草稿，或者只是一些乱涂的东西，一个笔记本，一张“纸”吗？（《知》：23）

福柯在《作者是什么》一文中也就这个作者话语问题进行了全面的讨论，他论述了这种签名的功能和意义何在，以及它与社会文化的运作方式何关等这样的问题。限于篇幅暂且不论。但与之相似的思考是，真名、笔名、草稿、笔记本、纸上的书写者等都不能表明作者的签名是同质的，都不能说明一个唯一的作者身份，因而没有一个统一的作者在那里，或者说从来没有一个统一不变的作者身份在那里。在那里的是以翻译者、诗人、谈话者甚至是同为诗人的不同话语身份的存在者的非同质的“马拉美”，而不是以同质的关联具有这些身份的“马拉美”，福柯的作者身份观念始终是在话语的具体性中建构的和临时认同的。同样，“尼采这名字和青年时代的自传、学校论文、哲学文章《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看，这个人》、信件、《狄俄尼索斯》或《凯撒•尼采》签名的最后的明信片和那些记满了洗衣店账单和格言草稿的无数小本本之间这两个方面的关联不是同一种关联。”（《知》：24）然而，福柯并不是一个相对主义者或虚无主义者，他这种质疑和批判就是要建立以话语为基础的实证性分析。福柯对于重新思考、质疑和设定这些概念自己总结道：

但是像“作品”和“书籍”，或者还有像“科学”或是“文学”这样的单位，我们是否可以永远不使用它们呢？……事实上，问题在于把这些单位从它们所谓的明确中拯救出来，澄清它们提出的问题，承认它们并不是寂静之处，以此为基础可以提出另外的问题（关于它们的结构、协调性、分类、转换），而且它们自己也提出了一大堆问题（如：它们是什么？怎样确定或者限定它们？它们服从的是什么不同类型的规律？什么样的连接对它们是可能的？它们可能引出什么样的子总体？在话语的领域里，它们产生哪些特殊现象？）。问题在于承认它们可能不是最初所想象的那样，简言之，要承认这些单位需要一种理论；而这种理论若无它赖以建构起来的话语事实的范围在其非综合的纯粹性中出现，便不可能形成。（《知》：26）

福柯正是要在一种话语事实的范畴内重新思考这些我们用之而不假思索和质疑的概念，如果我们对它们进行质疑并询问它们产生和运作的条件，它们服从的规则，那么一种新的具体性分析领域将被开启，我们不会再执着于对终极的我和终极的真理有意识或者无意识的辨明，而是真正拥有一种多元的态度和多样性的行为过程。关于“文学”的非统一性，作品的非同一性，伊格尔顿也说道：“人们一直在评价的实际上根本不是‘同一’作品，尽管他们也许认为是。‘我们的’荷马（Homer）并不是中世纪的荷马，我们的莎士比亚也不是他同时代人心目中的莎士比亚；情况很可能是，不同的历史时代为了自己的目的构造了‘不同的’荷马和莎士比亚” 。

三、 文学“异托邦”

前文我们说到了福柯对“文学”、“政治”等新出现的范畴的质疑，那么“文学”作为一种现代概念是怎么产生的，它内部发生的是什么样的事情呢？是不是“文学”就自然而然地具有了现代意义呢？

福柯对“文学”的现代诞生做了描述。福柯认为文学这一概念是在19世纪诞生的。这个诞生是随着语文学的形成以及语言与语文学的复杂关系的变化而形成的，当然在语言之外和背后的是民族国家的问题。

首先，语文学形成的“第一个理论片断涉及到一种语言据以能被从内部显现自己的特征并能与其他语言相区分的方式。”（《词》：368）这个理论主要分析语言确立自身特征和自身差异的方式。可见语言的区分与民族、国家在19世纪建立了联系。福柯继续指出确定语言要素的两种组合方式：“第一种方式在于以使得这些要素相互确定的方式把它们并置起来……一种语言的诸要素之间存在着另一种联系方式：正是词形变化体系从内部改变了最重要的音节或词——词干形式。”（《词》：369）福柯说与这两大语言学组织结构类型相对应的一方面是汉语，一方面是梵文。为什么处在两个极端的会是汉语和梵文呢？福柯认为汉语是完全用单独的词来表示语言因素的并置关系的，完全没有词形变化的问题，而梵文则完全靠词形变化结构来实现有机的句子结构。在这二者之间则分布着其他的语言形式。

其次，促成语文学诞生的第二个重要的理论片断是：“在其语源学探究中，普通语法恰当地研究了词和音节通过实践而发生的转化。……现在，语言的全部存在便是有声。”（《词》：372）亦即语文学开始对原始的声音感兴趣，此时，言语被释放出来，它变得比书写更原始，离语言的存在更近，所以口头文学、民间叙事和口头方言成为19世纪语言关注的重要对象。这一点也与民族国家的叙述相关。

再次，语文学诞生的第三个理论片断是：“这一对于辅音或元音变化规律的定义使得能确立起一种新的词干理论（une théorie nouvelle du radical）。”（《词》：375）福柯曾经论述过古典时代18世纪的词根曾是一个基础名词，语言也是在其名词性作用的基础上建立起来以实现表象和命名的功能的。“现在博普也承认，动词都是通过动词与一个词根的凝结而获得混合物。……因此，动词的词根在起初并不指称‘物’，而是指称活动、过程、欲望、意志。”（《词》：375）即对语言而言，现在动词变得很重要，动词不再像“是”那样只具有连接和给予的功能，而是将语言与活动、过程、欲望、意志等联系起来，语言开始指向生命深处。博普开启了对语言新的定义空间，语言像生命一样，不仅可以解剖，可以进行内在的分解，而且现在对语言而言它的本质和定义就是“主体的行动”和“行动的主体”。语言与对事物的感觉分离，而变成了行动主体的意愿、意志、力量。总之，语言现在是作为活动而存在，它表达了一个深层的行动意志。这些论述让我们不得不想到尼采，想到《道德谱系》。从根本上而言，语言构型的变化就使得一种新的思考成为语言实证性的表征和可能。语言定义和功能的这种变化产生了两个结果：第一个结果是现在语言表述的是讲话者的基本意愿，在这个意义上语言不可以被还原，那种讲话者的意志和意愿是不可被还原的。而语言分析的第二个结果是关系到文明和民族国家的建立问题的。我们可以联想到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 也许受到了福柯这个论述的启发。总之，这第二个结果是：“语言与文明相联系不再通过由文明达到的认识水准（表象网络的精细，能在要素之间确立起来的多重关联），而是通过使文明产生、激活文明并能在其中被辨认的民族精神。”（《词》：379）这就是说语言以及它的整个语法结构使得一种民族意志得以诞生：“语言及其整个语法结构使得这样一个基本意志变得可见，即这个意志维持了民族的生命并赋予它讲一种只属于它的语言的能力。”（《词》：379）这样语言的历史性条件全然改变了，语言不再是一个要素或一个产物，不是一种复制表象的功能性存在，不是一种被忽视的存在，语言不是“像洪堡所说的一个功（ergon）——而是一个连续不停的活动，即一种能（une energeïa）。在一种语言中，讲着话的人，并且不停地在人们所不能听见但任何光芒都源于此的低语中讲着话的人，就是民族。格里姆曾认为自己是在倾听《德国民歌大师艺术》的时候，雷努阿尔相信自己在纪录《行吟诗人的独创诗歌》时，突然发现这样的低语的。”（《词》：379）语言开始与一种对民族的同源确认和重构相联系，语言试图回忆一种属于特殊民族身份的人的存在。语言是我们的历史、我们的遗产，是我们的根。语言从此与人的自由相联系。由此可见，民族主义的情结并不是从来如此，语言与历史、民族、精神、自由的结合也不是必然如此的。这种特殊的语言情结只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我们定义语法的内在法则时，我们就在语言与人的自由命运之间结成了一种深刻的同源关系。在整个19世纪，语文学都将具有深刻的政治反响。”（《词》：379-380）整个19世纪，语文学也是因为民族国家和民族历史的问题而与政治紧密联系的。

最后，语文学诞生的第四个理论片断是：“词根分析已使得一种对语言之间的种种亲缘关系体系的新定义成为可能。”（《词》：380）这些新的定义最终向我们表明“历史性”进入了语言领域。

那么，与这种语文学的产生和功能的变化相关的文学如何诞生于19世纪呢？福柯认为文学的出现、文学的诞生是语言对象化和成为对象的语言最重要也是最意想不到的补偿。然而“文学的出现”、“文学的诞生”是指什么呢？是不是我们称之为“文学”的古典作品就不是文学呢？福柯界定了他所说的“文学”：“就是这样的文学的出现，因为自但丁以来，自荷马以来，在西方世界中确确实实存在着我们其他人称之为‘文学’的一种语言形式。但‘文学’这个词的诞生期是新近的，恰如在我们的文化中，一种其特有的样态将是‘文学的’特殊语言的分离是新近的一样。”（《词》：391-392）这里有三个层面需要注意的信息。首先福柯承认西方世界自荷马、但丁以来存在着“文学”的语言形式或者说存在着我们现在称之为“文学”的东西。但这种“文学”与福柯所说的“文学”不同，福柯所说的“文学”首先是指“文学”这个词的诞生是新近的，这就如他说“性经验”这个词的诞生是新近的一样，他总是质疑和分析现代概念的形成问题而不是以现代概念为基础综述和回忆历史。确实西方“文学”一词的诞生要到了19世纪，而在大学里开设文学学科也是19世纪以后的事情了。其次，与新诞生的“文学”一词相关的是一种特殊语言的产生。所以“文学”一词和作为特殊语言的“文学”的同时出现产生了福柯意义上的“文学”。某种意义上，这也是现代文学本体论诞生的基础。

前文我们已经说到语文学使得语言成为一个知识和认识的对象。而在这个语文学为知识所贯穿的对象时期，文学的特殊语言却在别处被重构，重构的方式是参照写作活动，重构的目的是恢复语言独立的、难以接近的、反省其自身诞生的谜一般的状态。语文学以自身的对象化而实现了一种历史的存在，并且开始了对语言内在各个要素以及语言的内在分析，而文学却因为语言独立地位的产生而反思语言存在的谜，即向语言这种存在本身靠近，这种靠近不是靠近对语言各因素的内在分析，而是以书写活动穷尽语言存在的极端空间。所以，如果没有语文学，文学就不会产生，但是，在上文所论及的我们已然处在语法的暴力中的问题上，我们发现文学又是语文学的争议。它们二者是孪生的。正是文学不是在语言内部，而是在语言自身存在的外在空间中将语言推向极致，将语法的言说暴力揭示出来，告诉我们“存在有”，告诉我们，不是我们在说，而是词在说。所以福柯说正是在那里，在文学对语言反思的极限处，文学遭遇了词之野蛮和专横的存在。福柯说：“从对一种自己的仪式中墨守成规的话语所作的浪漫主义的反抗，直到马拉美发现处于无能状态中的词，我们都清楚地看到在19世纪相关于语言之现代存在样式的文学的功能是什么。”（《词》：392）现代文学存在的功能从浪漫主义到马拉美都是要在一种对词反抗中揭示语言、语文学和词的真谛，它们为语法所保障的暴力。马拉美那本“大写的书”、“漂亮的书”之所以无法完成，就是因为他无法越过“词”的界限定义文学和文学的语言。更重要的是，在这个文学向语言的自身进行“元”反思和抗议的时候，在这个基础上产生了现代文学的存在形态，一种我们能看得见的改变，而福柯要强调的是：他所说的“文学”正是指这种特殊的文学语言的诞生，是指这种对纯粹的写作活动的重复。此时文学和语言脱离了涵义理论，也脱离了意指模式，文学不再指向他处而是向自我不断折回，向语言不断折回。体裁、修辞和辞格变得不再重要，文学说出的话语也不再重要，重要的是书写要不断达到对语言界限的接近和跨越，对成为极限的“词”的突破。马拉美、布朗肖等所有福柯所欣赏的作家就是在这个新的空间冒险而标志了“文学”的诞生和作为文学诞生定义的全部本质。语言即语文学的语言虽然成为了认识的对象，但它却促成了它的孪生姐妹文学的诞生，这种诞生抗议了语文学对象化的语言，它表明了认识在对象内部所无法企及的极限，这个极限就是词已然存在并自我闪现，而认识永远可能是被语法和词征服和规定了的具体操作。我们现在所谓的文学不及物，文学的自反甚至所有的现代形式的文学实验都应该在这个意义上获得新的理解和阐释。文学不及物因为它摆脱了向自身之外的指向，而直指构成它的语言和词。文学反思语文学留给它的那个狭小的却深远的空间，一切关于“畏、无、死亡、梦”的现代文学书写都可以在福柯这里找到理解的灵感。

此时，文学语言就是语言为了指明自身而存在的一种书写活动，文学因而获得一种本体论意义上的存在。由于词是不可接近的，语言的单元是不可修复的，词是暴力的，所以福柯说这也是为什么长期以来哲学反思远离语言而试图用已有的认识和知识思考生命、劳动等，只有到了19世纪末，也就是我们所谓的语言学转向的时候“语言才直接而主动地进入思想领域。我们甚至可以说，只是到了20世纪，语文学家尼采——在这个领域中，他是如此聪明，他知晓得如此多，他撰写了这么好的书——才第一个把哲学任务与语言之根本反思联系起来。”（《词》：397）所以在福柯那里尼采是语言反思和语言转向的第一人，这种反思和转向当然是指有意识的将哲学的翻转与语言的反思联系起来，将哲学与语言放置在一起进行思考。正是在尼采所打开的哲学——语文学空间内，一本“大写的书”的问题可以被理解和思考。文学的语言要回答的就是“谁在讲话？”，当尼采以话语的权力形式判定是话语持有者在讲话时，马拉美以“书”表明词在讲话。他们二者之间构成的间距即话语的主体和词之间的间距就是现代文学存在的本体论空间。当语文学家尼采在思考谁在讲话，谁在判断，而将说话者归于话语权的持有者时，文学家马拉美以词在讲话，“存在有”来不断在另一极回应尼采。他们二者从话语和词的两端为现代文学设置了空间。这就是文学、文学的诞生、文学对语言的反思和对语文学的补偿所产生的一系列问题和思考，也是文学诞生本身的考古学基础和文学诞生所引起的知识与思想的重置，文学从此不仅与哲学话语天然混合，不仅在经验的层面上奠定了现代哲学的体验基础，而且在根本上表明了哲学和语言思考从此密不可分的关系，同时，也只有在文学中这种思考才变得可能和清晰，这也是为什么当代哲学家都关注文学和文学语言，文学这种极限的对语言自身的思考成为语文学和现代知识型的“异托邦”，不断折射出现代思想的逻辑和界限。然而文学自我指涉以及不及物并不代表它不指向对民族国家身份认同的问题。这里的不及物只是表面文学的“元”和外在的反思位置。如果文学是对语言的极限和合法性的思考，那么语文学所启示的民族、文明史的问题必然在文学中得到思考。

关于文学即现代文学的概念诞生于19世纪以及历史性进入语言的问题这个事实，我们可以参考伊格尔顿论述英国文学概念的产生来理解，伊格尔顿说：“在18世纪的英国，文学这一概念并不像今天有些时候那样，仅限于‘创造性’或者‘想象性’作品。它意味着社会中被赋予价值的全部作品：诗，以及哲学、历史、随笔和书信。”（《二十》：16）也就是说直到18世纪的英国，文学这一概念还不是我们今天所理解的意义，它的含义更宽泛。前文我们也已经说到福柯认为现代语文学的产生使得追根溯源，确立差异的比较语言学以及民族国家的意识得以产生，而与此相应的就是文学的本体论化，也就是狭隘化和审美化，它被封锁到一个想象性的自我指涉的范畴内，但是这种封锁同时与民族国家意识的产生互为表里，更于一种自我和人的价值相互关涉，即审美的文学现代概念在现代国家除了是一种民族自豪感的来源而且是自我价值的一种姿态。伊格尔顿说：“‘文学’（literature）一词的现代意义直到19世纪才真正出现。这种意义上的文学是晚近的历史现象：它是大约18世纪末的发明，因此乔叟甚至蒲伯都一定还会觉得它极其陌生。首先发生的情况是文学范畴的狭窄化，它被缩小到所谓‘创造性’或‘想象性’作品之上。18世纪最后几十年中出现了对各种话语的重新区别和重新界定，亦即，对于那个也许可以被叫做英国社会的‘话语形成”（discursive formation）的东西的彻底改组。’”（《二十》：17）很明显，“文学”并不是一个笼统的概念，我们现代意义上的文学无意识和直觉其实是19世纪才发生的经验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一系列的话语斗争和话语形成被介入其中。其目的是非常明确的。文学一方面狭隘化、想象化，而在拥有这样的纯美基础上，文学又实现了现代意识形态和现代民族国家身份认同的功能。实际上，当我们现在再说到审美无功利时，首先想到的就是文学，而事实上，当我们宣称自己无功利时我们一定处在某种意识形态姿态中。伊格尔顿因而说：“文学，就我们所继承的这一词的含义来说，就是一种意识形态。它与种种社会权力问题有着最密切的关系。”（《二十》：21）这样对于比如英国文学来说，语文学、语言与民族认同从此紧密联系起来了：“文学会使他们为自己民族的语言和文学而骄傲：如果稀少的教育和漫长的工时使他们不能亲自创作文学杰作，他们可以在下述思想中获得安慰，亦即，他们自己之中的另一些人——英国人——已经创作了杰作。”（《二十》：24）而且“英国文学是用他们自己的语言写成的，因此对于他们来说是很容易接触的。”（《二十》：25）因而，在宗教衰落的时代，文学因为它与情感和经验的直接关系就承担起继续完成宗教遗留给英国社会的意识形态任务。在英国“下述现象确实耐人寻味：作为一门学科，‘英国文学’不是在大学，而是在技工学院、工人院校和大学附属夜校中首先成为常设课程的。英国文学实际上就是穷人的古典文学——它是为处于英国公学和牛津剑桥这些迷人的小圈子之外的人提供最便宜的‘人文’（liberal）教育的一种方法。”（《二十》：26）也就是说，一开始英国文学根本不为剑桥和牛津这些学习古希腊罗马的贵族所认可，它的发生是与一个普遍的民众人文教育相关的，这些民众因为只能说俗语即英语而不懂拉丁语，但要使这些人具有一种现代民族国家的想象认同必须给他们教授英国文学，让他们有“家”可归。因而，“在英国文学研究中，关键不在英国文学而在英国文学：我们伟大的‘民族诗人’莎士比亚和弥尔顿，亦即，对于‘有机的’民族传统和认同（identity）的意识，而新应征者则可以通过人文学习而被接纳到这一传统和认同中来。”（《二十》：27）此时文学不仅想象化、狭隘化、审美化而且直接经验和情感化，它这种想象化并非纯粹脱离了外在的世界，它虽然如福柯所说自我指涉，但它在自我指涉中思考语言之源和谁在言说的问题，它抛弃了现实，但却获得了一种情感和身份的高度价值，这种审美化不仅具有麻痹的作用，而且更重要的是它具有积极的价值，但凡提到文学人们就在一种美学的高度获得价值，而与此同时在美学中想象自己的民族身份和自我身份。所以这种文学的狭隘化反而适应了它的当代民族认同功能。这次它不是要吸引贵族，而是要团结全民族，尤其是让穷人即所有的人有所依归，在这样的承担下“英国文学绝非某种业余性的或单凭印象的冒险，而是一个竞技场，在这里，有关人类存在的一些最根本问题——作为一个人而存在意味着什么，与他人发生有意义的关系意味着什么，依据最根本的价值的中心而活着意味着什么——都被鲜明生动地突显出来，并且成为细察（scrutiny）的对象。”（《二十》：30）英文性此时就获得了与地方的、乡村的、民众的精神建立联系的全面价值。所以T.S.艾略特才在《传统与个人才能》中主张：“人们必须为一个非个人的秩序而牺牲自己微不足道的‘个性’（personalities）和见解。”（《二十》：38）

四、 文学与比较文学的相互依赖关系

在“异托邦”的意义上弄清楚了“文学”的现代诞生以后，我们知道文学概念的产生与民族国家概念的产生不可分割，而要区分一种民族和国家的独特身份，各民族以前的作家都被赋予了民族国家的内涵，所以这种区分和差异性的民族国家边界的确立其实与文学概念的确立同时进行，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文学的概念是随着跨国、跨民族和跨语言的概念一起产生的，也可以反过来说，即比较文学依据我们现有的定义是与民族、国家、语言的跨越密不可分的。文学与比较文学二者其实是同时产生，就像孪生兄弟一样彼此互为对象和界限。这样我们看到文学概念的产生是以不断比较和确立民族文学和国家为目的的，而这种确立的过程也是区分的过程，现有比较文学又是以民族国家的边界为基础来定义自己，因此我们看到二者相互依赖，不分前后，互相确立的关系。而且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产生的时间与文学相似：“比较文学是在19世纪末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 。

但是纵观卡雷、基亚、艾德里、亨利•雷马克的比较文学定义，他们的定义都没有离开国别即现代民族国家意义上的国别和民族文学的基础，即他们都认为比较文学的前提是界限分明的民族文学。韦勒克在《比较文学的危机》中所提及的比较文学内涵也延续了这种民族国家国别界限：“比较文学已经成为一个确认的术语，反映的是超越国别文学局限的文学研究。” 他们都觉得民族国家所确立的国别文学成为比较文学不证自明的前提，然而我们上文的论述已然表明，这个前提不是不证自明的，这个前提其实是与比较文学一起产生的。也就是说并不是有了确定的国别界限才有了比较文学，而是说在一种确立国别文学和民族国家身份和意识的动态过程中，各民族、各语言、各国家已然在不断比较、区分、确立差异，它们已然在做跨文化和国别的思考并从中不断确立自身的身份，因而也确立他者与比较文学的身份。这一点就如福柯所讲的现代他者概念是自我概念的孪生兄弟一样，二者不分彼此，互为对象，互为阴影。因而，现代比较文学的概念的前提从来没有摆脱马克思所说的：“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 。但我们也可以反过来说，现代民族国家、民族文学和国别文学都是以比较文学为基础的，一种世界文学和民族与地方文学的区分是互为他者和自我化的过程，没有比较文学也就没有民族文学和民族片面性的意识，而民族文学一旦确立自己的疆域也必然面对克服自身的局限性，从有限向无限奋进，从民族和自身向世界和他者努力的过程。这就说明了现代文学概念与比较文学概念的孪生性和互为前提性。在这个意义上，文学概念和比较文学的现代产生可以作为一个“异托邦”来理解，它是与民族文化确立的一系列因素和逻辑相结合的，因而它们反映、呈现、抗议甚至颠倒了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逻辑，所以我们反而可以从文学概念和比较文学概念诞生的考古和谱系中分析这些建构性的因素本身，这也是为何解读文学的文化因素和文化研究，政治、历史等的文学诠释维度成为现代文学研究的题中之义的原因。

五、 “异托邦”的比较文学方法初论

如我们前文所说，在福柯的“异托邦”哲学思想与比较文学的方法论思考之间建立一种新的联系是很有意义的事情。我们知道“文学”这个我们现在熟悉的概念并不是一个很古老的术语，古老的“文学”也并非我们现代的意思。在这个意义上，如果我们分析现代的“文学”概念的考古学和谱系学的话，我们会发现文学与民族国家的确立建立了不可分割的联系，确立文学经典是与确立“民族国家”的身份相关的，此时，异国文学的概念也同时得以确立，因此，我们是否发现现代民族国家的确立正是一个划界的行动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中，在“跨”和“异”的意义上“文学”作为民族文学的意识才被建立，“文学”作为我们现在的文学观念才得以产生的呢？也就是说在“异托邦”的视角上看，“文学”作为一个现代概念、经验和空间是一个“异托邦”，这个“异托邦”反映、呈现了现代社会民族国家以及现代社会普遍的运作原理。事实上，在“文学”这个“异托邦”中发生的并不是平静的审美欣赏，并不是自然而然的回味经典，“文学”“异托邦”也是一个充满了权力、知识、话语以及真理问题的复杂场域，让“文学”以今天的认同和经验面貌出现有着怎样的条件和代价，这些条件和代价除了作品和文本自身，还有着什么样经济、政治、体制代价都是我们应该关注的，也是考古学和谱系学可以认真研究的。这里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在划界，在与“跨”和“异”的本国文字形式和他国“文学”相区分的意义上，在反映、呈现现代民族国家运作逻辑的意义上，“文学”“异托邦”概念也许正式宣布了比较文学和跨文化对话才是现代“文学”概念的基础和核心，而且“文学”的概念在今天仍然处在“异位移植”的过程中，它在一种混乱和断裂中不断寻找暂时可靠的定义和联系。这也是为何我们关于“文学性”的讨论不可能有一个终极的结果，文学没有一个终极的定义的原因之一，它将不断处在差异的过程中，而且在现代文学发生时它就不断将差异、跨越和异质视为判定自我的基本因素。“我们的文学”在现代意义上一定是与“他们的文学”相互比较、相互交流才相互划定界限的，所以，无论何时比“同”还是比“异”，现代文学定义中内含着“比较”，内含着“跨”和“异”，内含着比较和区分，它的确立必然要求了“同”，也必然要求了“异”，而“异托邦”思想在启发我们思考这一点是因为民族国家运作逻辑的必然的同时，也启发我们思考“同”与“异”确立的条件、代价和逻辑，以及它们的具体内容，即将什么确立为“同”，将什么确立为“异”这些问题，也就是说文学与比较文学的当下研究也许可以重新在文本中回溯这些话语的建立过程和方式。

作者：张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