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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外译:基于文明与对话

作者:陈伟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中国文学外译是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优选路径与重要内容。随着该战略进程的深化与发展,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期待与高水平文学翻译人才匮乏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中国文学外译究竟应该由谁(国内译者或国外译者)来承担的问题亦随之日趋突出。从翻译学角度看,中国文学外译战略的译者选择之所以成为“问题”,显然受困于其间存在的两个预设:一是在语言素养方面,国内译者与国外译者之间存在差异;二是在翻译理念与策略层面,国内译者与国外译者之间同样存在差异。

译文表达的地道性焦虑

对于由中国译者承担中国文学外译的观点或做法,很多学者持否定态度,他们较为推崇国内外译者共同翻译的模式。在翻译过程中,外文表达的地道性是最为直观的考量因素,文学作品尤为如此。然而问题是,我们似乎由此产生了一种基于译文表达地道性的焦虑,过于张扬语言表达因素在中国文学国际化进程中的重要作用,从而使得中国译者信心不足,甚至畏惧不为。

毫无疑问,影响中国文学国际化进程的因素较多,整体上呈现为一个四维系统:第一维度,国际大语境的制约;第二维度,包括经济、军事实力等在内的中国硬实力影响,以及包括文化、政治、外交政策等在内的中国软实力影响;第三维度,国外读者基于自身文化与价值观理念而形成的社会性阅读倾向;第四维度,作品自身质量释放的阅读行为驱动力。在这一系统里,译文表达的地道性因素归属在作品自身质量维度中(语言质量)。至于该因素在中国文学国际化进程整体环境系统中究竟占多大权重,甚或能否产生终极性影响,这里无法通过科学的实证研究获得相应数据,只能通过对其他几种因素的解析,从而形成较为客观的认识。

首先,基于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化优越论仍在影响着西方读者对中国文学作品的阅读冲动。其次,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在一定程度上有着自身的缺陷或不足。例如大多作品缺乏对所经历时代全面而深刻的表达、不注重人物的深度刻画或描写、节奏拖沓等。再次,文化与价值观理念指的是一定主体在特定社会与文化语境中获得的决定、支配自己行动和决策判断的总体信念,它具有实践品格,通过“为我所爱”与“为我所用”两种意图而产生驱动力。最后,读者的阅读兴趣、方式虽然存在跨时空差异,但其重心可以落实在语言层面,并且有可能超越语言层面。例如,对于《哈利·波特》等流行作品的及时翻译,虽然有时粗糙不堪,却可以满足读者对故事情节及时追求的期待。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在通常情况下,语言表达的地道性这一因素会在国际语境潮流、民族文化意识、消费文化转型等的冲击下被有效消解。因此,译文表达的地道性焦虑症显然过于极端,在某种程度上会削弱中国文学国际化进程的源动力。

翻译实践的人文社会性

翻译从根本上是文本和译者关于诗学、意识形态和历史的一种协商,因此,人文社会性是翻译实践的基本属性。文学翻译是翻译人文社会性的经典镜像,中国文学由谁来译“问题”基于语言素养的考量,其局限性就在于,这种结构主义方法论实际上掩盖了中国文学外译的历史价值评判或审美表达问题,即中国文学外译的意图和功能。

这就有必要对中国文学外译的社会语境进行考察。一方面,社会已经成为全球范围的历史性存在,这必然呼唤着超越民族国家的全球视野与人文关怀。但另一方面,从20世纪90年代始,世界上不同国家之间综合国力的竞争重心已经由传统的以经济手段和军事资源为主的硬实力转至以文化为核心要素的软实力, “软实力”竞争本质上张扬的是不同国家自身民族文化、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吸引力。如何处理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应该是全球化语境下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必须面对的一个大问题。

在此前提下,中国文学外译就获得了定夺其理念与策略所依赖的意图或功能:一方面立足中国文学文化的推广,积极为“世界文化”、“全球知识”作出贡献;另一方面则要认清当下中国文学外译作为国家叙事或战略的本质,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在这种张力的作用下,中国文化借文学外译而“走出去”的战略其理念应该是在多元文化对话和交流的框架中,既维持中华文化的差异性,又融纳人类某方面所具有的共性,进而更好地塑造中华文化形象与价值属性。

中国文学外译的文本选择

对于中国文学外译战略而言,如果选择国外译者承担中国文学外译任务,除了他们对汉语与中华文化的理解和感受可能不如国内译者更为准确与深刻外,还可能存在学理上的忧虑。其立足点就在于,包括译者在内的语言实践者是社会中的个体,自然地处于对张扬自身价值观与传达原作者价值观的双重本能之下,会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表达出自己的语言偏见,并以一种“话语者态度”的表象模式控制着文本与翻译策略的选择。

基于此,国外译者的中国文学外译实践能否主动或有意识地在世界性与民族性之间寻求并实现平衡,能否推动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产生国际性影响,从而提高我国文化软实力,需要冷静思考。从文本选择角度来说,中国文学外译需要注重世界话语,同时更要坚定民族文化自信,为此就要尽量选择那些能够向世界推介并阐释那些具有中国特色、蕴藏中华思想文化与民族智慧的故事或作品,它们才是讲好中国故事的最佳材料。一味迎合西方读者的所谓市场原则,虽然会在一定范围或程度上较易“走出去”,但就其软实力效能而言,则会直接损害我国在国际社会的声誉与形象,并且同时遮蔽原作中渗透的中华本土经验和民族文化特质,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造成西方人对于中国文化、中国形象的认知错误或混乱,从而产生负面效能。

在全球化时代,翻译的功能得到了新的拓展,世界性与民族性的张力强化了文化外译对于国家利益与文化的建构作用,同时也能够通过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重新设定世界文化格局。高层次文学外译人才的匮乏已经成为当下中国文化“走出去”进程的瓶颈,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这一问题的解决应该放置于中国文学外译战略的整体系统中,在先验性批判或经验性认知的基础上加以重新审察与处理。“讲好中国故事”需要注重译文表达的地道性,需要关注外国人的兴趣与能力,但根本上必须在全球化框架下以文明与对话为基础进行翻译策略的科学设计,在本地化翻译思维和世界性文化传播中寻找基于文学功能、世界文明与民族身份的有效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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