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我给你打电话，是想问问，你昨天对爸爸说，你觉得他跟我生活在一起很难过？”

“我只是说，他现在和你一起生活可能很艰难。你们俩个性不同，十年前，对你比较痛苦，但现在轮到他了。”

“但你觉得很难过，是什么意思？”

“其实真不是……”（她背过脸去，轻声说，她根本没说过！）

（莎罗塔和女儿之间的电话。）

莎罗塔的头发被烫掉了，她原本只是想在理发店烫一个平常的春天卷发，可现在，她的后脑上变成了光溜溜的一片。她怀疑自己都不能出门了，她情愿去死。因为她怕那儿什么也长不出来了。她空下来就盯着这块斑看——她退休了，所以有很多空闲时间。她能背对着大镜子站着看上一整天，或是手持小镜子看，不是照脸，而是照后脑勺。她也不知为什么要如此仔细地看这个斑块，她无法平静，几周来，她一直徘徊在自我封闭的阴影中，不敢去当地皮肤科就诊。因为在那儿，认识她的人太多了。38年来，她几乎教过这个小城里的每个人化学和生物。她怕到时候，所有的熟人都来问她生什么病了，而她因为不擅长撒谎，则要如实相告。到候时，大家都会凑上来看她头上的斑块，诊所的护士们也会因为这块斑秃而讥笑她。在晚间的电视节目前，别人也会讨论她这个头上有秃斑的女人。不，绝不要这样。她情愿去佩斯，找一家私人诊所，在那儿谁都不认识她。她想独自离开世界，因为她坚信，谁都不会爱她现在这个样子，即使是她的大黄马芬蛋糕也无法像从前一样，挽回别人的心。孩子们不怎么来看她了，丈夫也总是频繁地去花园，因为她头上有秃斑。但其实谁都看不到，因为她巧妙地把周围的头发往斑块处聚拢，从外面什么都看不着。她的动作就像个日本武士，总是提防着不让敌人抄到她身后。她巧妙地掩饰，一切不知情的客人、路人和一起做礼拜的教友都不会意识到……莎罗塔不停得自言自语道，假如在美国，理发师肯定已经被判罚几百万美元了，关闭了他的理发店，因为这世界上必定有一些地方，不会容忍理发师烧掉别人的头发还能安然无恙的。但我们这儿却可以，当然也是因为理发师其实对此并不知情。又由于莎罗塔碍于情面，没向理发师抱怨，理发师根本没注意到对她造成的伤害，不过即便他注意到了，也不会怎样。反倒是莎罗塔，可能会跟他解释化合物的定义、化合物的原子价、方程式，还会解释化合物为什么对皮肤有害，为什么会引起化学烫伤，但她保持了缄默，没有抱怨。有时她会告诉女儿，以后自己都没有头发了。她让女儿推荐了一个在佩斯能为她治疗的皮肤科医生。因为之前的医生给她开了药膏，可头发情况并没有好转。所以现在要找个新的医生，用其他方法治疗，并让她清楚地知道预期效果，这样她便能规划如何在死亡和隐匿两者之间做出选择。

每天早晨，莎罗塔都要在浴室里从六点待到十一点，不停地清洗、擦摩她的头皮，她丈夫则厌恶地逃到花园里。莎罗塔确信，蒂博尔已经与理发师串通一气，要把她除掉，再弄一个别的女人过来。可怜的丈夫只能抱怨、酗酒才能忍受住这份煎熬。他早已等不及老婆离家出走了，这样他才能顺畅呼吸。可莎罗塔在门边徘徊，她只是有意要去看皮肤科。前一天她去那儿看医生时，蒂博尔找到了一瓶白酒，迅速地解决后又往瓶里冲进白水，放回原处。这功夫，神秘的皮肤科大夫正在为莎罗塔做检查，给她开回家涂抹的药膏。她等药膏一干，皮肤一吸收，就再涂一遍，慢慢地，她一天之内就把三个月量的药膏量用完了。莎罗塔又去看大夫，因为罐装的药膏没有让她的头发长出来，所以她便不再相信地下皮肤科大夫了，转而投向佩斯的皮肤科诊所的怀抱。那儿的医生给她开了新的药膏，把她登记入册，可她又不愿去了，因为届时她的头将不再只有一个秃斑，而将留下疤痕，因为她认为，他们会用手术刀把她的头皮剥下，切下一块，光秃秃的头皮上长着一层丑陋的结痂，到头来根本无法清理干净，再也回不到原来的样子。哦，她没法清理干净，也没法顶着这些难看的结痂生活。不过最终她还是满怀期待的，因为她坐着清晨的火车去挂号，头上没有伤疤，头皮不用被切成小块，医生只是从那上面剥下了些什么东西。医生说，可能是由于身体的内部原因，头皮才一直不愈合。能是什么原因呢？她身体康健，从不酗酒抽烟。不要跟她说这是因为身体原因造成的，绝对不能，因为她根本不会再相信了。她早就失去了对医生的信任，谁都不愿听她诉说的一切可能性，当然医生也没有耐心做心理辅导，也许是刚好没时间，总之就是，他们不听莎罗塔说话。所以直到最近，她终于意识到在自己的器官被灌满药膏之前，她还要找一个新的皮肤科大夫。她觉得整个身体都黏在了一起，皮肤无法呼吸，就像一团胶水。她与谁也不接触，恐怕把疾病传染给别人，只是远远地看着孙辈们，感觉一粒粒的小煤块似的东西从头里蹦到地上，有时她也捡起一两块，放在指尖上观察。上次她就这样给女儿看，女儿根本不明白她在说什么，只想尝试着帮助她，还在一家诊所为她找来了医生。女儿告诉医生，莎罗塔就在这家诊所就诊，只是之前的医生不负责任，不仔细听她说话。她要求医生能够耐心倾听，并以信任的口吻与之交谈，再给她开些内服或者外用的安慰剂。这样她就会相信，并坚持就诊了。可莎罗塔嗅出了可疑的气息，她发现医生了解她所有的情况。所以当他们告诉她，她就像一台不会储存数据的计算机失去了记忆，忘记了曾在这儿就诊时，她的怒火一下子蹿了上来。后来去看医生就变得异常艰难，假如女儿带她去做检查，最后的结论一定是：她是这场大阴谋的牺牲品，孩子们对这个世界一窍不通，对于她所经历的一切根本一无所知。她情愿选择另一条路：她在网络上找了一名塞格德的皮肤科医生，挂了号，让女儿带她过去。但女儿不想去，因为她的孩子太小，她也不想带孩子去皮肤病诊所，那儿各种皮肤病汇集，不小心就会被传染，而且她会想孩子。自那以后，她就没和女儿说过话，只打过一次电话，她问说为什么跟他儿子说她没病，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因为一般情况下，她不习惯装成病病歪歪的样子，但现在确实有病了。女儿想给她一瓶生发水，她没接受，她说不想毒害自己。她按照自我意愿，独自南下塞格德，她一路上骂骂咧咧，不停地诅咒孩子们不带她去，害她只能像个行动不便的修女。她很愿意强调自己是个行动不便的修女，她独自坐火车南下，那块平原姑娘生活的土地更让人有安全感，那里的人们不搞阴谋诡计。她查到塞格德大学诊所的一名皮肤科大夫开了家私人诊所，她便过去了。但那个医生也说要给她开药膏，只起安慰性的心理作用。他给她做了头发毛囊检查，确认百分之八十的毛囊非常健康，剩下的百分之二十也没什么严重的情况，让她放宽心，只需耐心等待就好。但莎罗塔早就是失去了耐心，继续揉搓起头发毛囊来。凌晨三点，她走进浴室，涂了一遍药膏和护肤霜，然后回床上躺下，但她睡不着，迷迷糊糊地躺着，五点又去了一次浴室。这次没有出来，只在十一点半时问她丈夫有没有做饭。蒂博尔做了午餐，但没有她的份。因为她已徘徊在死亡边缘，将死之人不用进餐，所以下午时，他扔了一份沙拉、一公斤香蕉和一些从移动蛋糕车那里买的点心给她。她根本顾不上，神经的消耗已经大于她的进食量了，从头皮被烫伤那天算起，她瘦了十二公斤。蒂博尔坐在房前的一把椅子上，回想着他带当地足球队训练、负责文化中心工作、编报纸、在学校教书、带孩子去夏令营、在基辅当导游的美好时光。但莎罗塔不这么认为，她嫌他在家待得太少，总与自己步调不一致，于是就开始折磨蒂博尔，让他辞了足球队教练、杂志编辑和导游的工作，只在家呆着。蒂博尔同意了，逐渐地辞掉了所有工作。可他是个闲不住的人，忍受不了成天游手好闲，便继续做他的教育事业，甚至取得了最辉煌的成就。他参加总经理竞选，大家都投票选了他，可最终上面却空降了一个主管，从那时起他便开始酗酒。二十年来他没赚什么大钱，只是有时候把避孕用品倒卖到罗马尼亚，再进口运动服回来，从来不会出什么差错。酗酒很花钱，莎罗塔一直照顾他，可他变卖了包括书在内的一切家当，最后两人离婚了，蒂博尔搬回母亲家住。莎罗塔精神崩溃，两人分开了五年，五年后又搬回同一个屋檐下生活，但并非一起生活，而是各过各的。蒂博尔无时无刻不小心谨慎，莎罗塔尽力维护他的男子气概。可他斩断了自己的存在。二十年来，他没有身份，只是麻木地活着。不久前，女儿带他去人事办公室办了身份证，有了身份证才能领退休金，否则到了年纪也领不到钱。所以现在他也有退休金了，而且比莎罗塔领的还多，虽然他少工作了二十年。这样不公平的事让莎罗塔很恼火，蒂博尔无所适从，退休工资领或不领，都成了麻烦。莎罗塔完全无法接受，她觉得国家存在的意义就是为了给她找罪受，还有那些医生也是。尽管所有的医生都说没什么严重的问题，但也没用，她就是无法接受。塞格德的医生也说这是心理问题，是她的心理问题……她觉得头发已经黏到头皮里，没法长出来了，但医生们不相信头发会向里生长压迫头颅，这些蠢货医生没法理解。她应该去网上查一下应该何时停止擦拭头皮，把所有关于头发、化学烫伤的材料都读一遍，上论坛、博客交流，但对她来说，情况并不这么简单。她在网上找到一个多瑙河以西地区的皮肤科医生，想让女儿带她去就诊。但她没说出口，因为她怕女儿又离开或是跟医生聊完后，医生又说她没有问题，因为所有人都在图谋不轨。她已不相信任何人，所以私下里在网上订了一顶假发，邮局快递上门，她丈夫收货后转交给她，这样可以不让快递看见她头上的秃斑。她和儿子聊了几天，告诉他，因为头皮的事，她承受了常人无法想象的痛苦，不过痛苦马上就要结束了。她快要死了，最多只有一周时间。儿子说要挂电话，莎罗塔说她要往他脸上泼两升盐酸，好让他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痛苦。

一周过去了，莎罗塔还活着，她和女儿、外孙一起去了一个神秘的地方，好让她清醒一下。她们上了环路，向南开去。莎罗塔说，如果医生不帮她，至少她和女儿能最后旅行一次。她们沿着M7公路南下，悲壮地踏上了最后一次秋日之旅。“就从这儿出去吧！”看到白堡的路牌时，她突然对女儿说道。她们离开高速公路，莎罗塔负责看地图，她永远只会在快到路口时说：这儿左转，这儿直走，最后到了一座板楼跟前。楼里底层的一间屋子被维斯普雷姆医院的退休皮肤科主任医师租了下来，他是取得执业资格的大学老师，1967年发表了针对烫伤后皮肤再生可能性的博士论文，在专业领域拥有最权威的声誉。他检查了莎罗塔的头皮后，给她开了处方、药膏、糖浆和刷子，可在附近的药店里采购齐全，为回程节省了大量时间。但几天后，当女儿打电话询问情况时，她无精打采地说药也吃了、药膏也抹了、糖浆也喝了，可她就是不相信有效果，她的声音略带哭腔。女儿过去祝她生日快乐，可莎罗塔去开门时，真的就像个老女人了，带着假发，穿着土耳其式宽大的裤子，长满汗毛的腿从裤子下探了出来，嘴上覆着一层密密的胡须，双手满布皱纹，油腻不堪，微微散发着一股臭味儿。她把女儿让进门，把银行卡交给她，告诉她里面有多少钱，让她记住密码，还要求她重复好几遍，不要忘了。她还拿出了藏在衣服夹层里的储蓄存折，告诉她里面的存款数，用作丧葬费。接着，她摘下假发，把自己的头发给女儿看，这是她除了医生以外，唯一一次将自己的头皮示人。头发确实掉了，但也有可能是被假发磨成那样的。莎罗塔拿出白酒要和女儿喝一杯。酒瓶是满的，可装的却是水，是蒂博尔上次喝完后灌的。莎罗塔哭笑不得，在这悲伤的氛围中，莎罗塔瞪圆了眼睛，蒂博尔哼哼哈哈，也不否认，也不承认，只是打着哈哈。他的人生就是在支吾中度过的，莎罗塔的眼神证实了他丈夫的无足轻重，可她的生活却什么都没有，连生日的干杯都剩不下了。她愤怒地把假发朝墙上甩去，冲进浴室嚎啕大哭起来，大喊着她什么都没了，就像个零，头发和指甲也能在尸体上继续生长，可她连头发都没有。她不能在浴室里败下阵来，她伤心地坐在那儿，等待着这顽强的生命慢慢消散。

作者简介：1977年出生于罗马尼亚奥多尔黑尤-塞库耶斯克，1991年定居匈牙利，毕业于巴兹玛尼•彼得天主教大学，现主要从事短篇小说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