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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藏在作家背后

作者:高存 来源:文汇报

 

文学作品讲究风格,译作亦是如此。周煦良曾说,译作的风格受制于原作的风格、译者的风格、译入语语言的特征和译者所生活的时代 (引自罗新璋编 《翻译论集》,商务印书馆,1984)。乔曾锐也曾提及文学作品翻译中译者风格的干扰性 (《译论———翻译经验与翻译艺术的评论和探讨》,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0)。正是受制于译入语的特征、译者所处的时代以及译者风格的干扰等诸多因素,作品在译介的过程中才会发生一定程度的“流失”现象 (郑海凌 《文学翻译学》,文心出版社,2000)。“大凡艺术的东西,都是以其独特的个性显示其生命力的”(许钧 《文学翻译批评研究》 (增订本),译林出版社,2012)。独特的个性,或曰风格,正是各个重译本赖以区分的最明显、最主要的依据。译家各自独特的风格,就如同自己的标记或“品牌”,深深烙印在自己的译作之中。

若对《老人与海》最初几个译本的开篇进行回顾,则可直观地一睹各位译家的风格:

他是一个老头子,一个人划着一只小船在墨西哥湾大海流打鱼,而他已经有八十四天没有捕到一条鱼了。在最初的四十天里有一个男孩和他在一起。但是四十天没捕到一条鱼,那男孩的父母就告诉他说这老头子确实一定是晦气星———那是一种最最走霉运的人———于是孩子听了父母的吩咐,到另一只船上去打鱼,那只船第一个星期就捕到三条好鱼。

(张爱玲译)

那老人独驾轻舟,在墨西哥湾暖流里捕鱼,如今出海已有八十四天,仍是一鱼不获。开始时,有个男孩跟他同去。可是过了四十天还捉不到鱼,那男孩的父母便对他说,那老头子如今不折不扣地成了晦气星,那真是最糟的厄运,于是男孩听了父母的话,到另一条船上去,那条船第一个星期便捕到三尾好鱼。

(余光中译)

他是个独自在湾流里一只小船上打鱼的老头儿,他到那儿接连去了八十四天,一条鱼也没有捉到。头四十天上,有一个孩子跟他在一起。可是,过了四十天没有捉到一条鱼,孩子的爸妈就对他说,老头儿现在一定“背运”了 (那是形容倒霉的一个最坏的字眼)。他们吩咐孩子搭上另一只小船到海里去,在那只船上,头一个星期就捉到了三条好鱼。

(海观译)

只是寥寥百字的开端,便呈现出各具特色的文风,而这风格迥异的译文,又皆源于译者对原作的不同理解与翻译追求。张爱玲想竭力传达出“原著的淡远的幽默与悲哀,与文字的迷人的韵节”(张爱玲译《老人与海》,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余光中要力现原作句法上的“简洁紧凑,干净简明”和风格上的“阳刚、壮阔、朴实简劲”(余光中译《老人与海》,译林出版社,2012);海观则着重对原作“现实主义”、“凄凉的情调”和“反复不已的独白”等艺术手法进行传达。因此,所谓“贴近原作的风格、抑制译者的风格”,无论在理论上多么合理,在实践中又为此付诸多大的努力,都是不可能完全实现的,因为原作的风格不可能完全传达,而译者的风格又不可能完全抑制。无论所谓的作家型译者还是学者型译者,具有成熟、鲜明、独特的译者风格,是所有翻译大家最重要的标志之一。而这一独有的风格标记或品牌,有时还会在为凸显自我创造性而不随意苟同的意识中,在自己的才情、气质渐趋成熟的过程中,在读者的逐渐认可、接纳、推崇中,不断得以强化并趋向固化。译家这一日趋成熟、固化的风格,会因自己所持有的翻译观而变得更加稳定。

在文学翻译这门艺术中,译者的个性、风格,作为衡量译作艺术性的标准之一,正是读者,包括作家类读者选择某一译家译本的理由。作家肖复兴谈到多年后再次读到汝龙翻译的《契诃夫全集》的感受时说,“有一种风雨故人来的感觉 (应该包括汝龙先生在内)(肖复兴 《契诃夫之恋》,《作家谈译文》,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作家赵玫坦陈,正是因为翻译家李文俊对艰涩难懂的福克纳作品进行的“技术上的处理”,才使她真正理解了意识流,她甚至将“拥有了李文俊先生翻译的那本《喧哗与骚动》”当作“生命中的一件重要的事”(赵玫 《在他们中穿行》,《外国文学评论》,1990年第4);莫言更是直言,他是“通过读李文俊先生写在福克纳书前的序言了解福克纳这个人的”。对于李文俊对福克纳的解释性或明晰化处理,有质疑的声音,也有以译介之初有必要明晰化为由表示赞同的声音,孰是孰非,我们不拟在此展开论述,但赵玫与莫言的话至少直接明了地告诉我们:作为读者之中精英分子的作家,他们十分清楚,自己读到的不只是福克纳的作品,还是经译家李文俊先生之手“重写”的福克纳作品,对原作写作技巧上的明晰化处理必然包含对艺术手法、行文措辞等风格因素的变动与干预。不只是作家,普通读者对于所阅读作家背后的译家以及译家的风格也非常敏感。这些中国作家和普通读者接触到的、影响并指引其一生的外国作家,实际上都是作家与译家合二为一的形象,能运用精准的语言将心底敏感细腻的感情表达出来的作家肖复兴,明确揭示了这其中的真相:启蒙作家写作、普通人阅读、令人如痴如醉、惺惺相惜的那个人,不只是原作作家,还有藏在他背后的那个人———译者 (引自赵稀方,《二十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史》,百花文艺出版社,2009)。那些译林难以超越的传世佳作,如《名利场》 《德伯家的苔丝》 《高老头》 等译著都出自天赋才华、风格鲜明的“重写”原著的高手。

原作者风格与译者风格之间本就包含一种难以调和的矛盾:在理论上译者应当以传达原作风格为己任,克制自己的风格,勿以自己的风格替代原作风格;而在文学翻译的实际操作中,译者很难、甚至不忍完全丢弃自己的手法、个性与文风,因为这是读者赖以将某一译家与其他译者进行区分辨别的主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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