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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门

作者:德拉格曼·久尔吉 舒荪乐(译) 来源:外国文艺

费伦茨又一次梦见从灰色的云端疾速下坠,挣扎着前后翻腾,他的手或是绝望地在空中抓挠,或是尝试在空气中漂浮,可一切都是枉然,只有无法控制的下坠。他呼喊着救命,狂风扼住了他的喉咙,撕扯着他的双唇,粉碎了他的声音,连他自己都无法听见这咆哮声,周围只剩下无声和寂静,仿佛他在慢慢地落入一片虚无、飘渺之中。 

他永远无法自然地从这个梦中醒来,总会在感觉到从胸腔和腹腔传来沉重的打击声,感觉到从体内被撕碎的器官中蔓延开的疼痛后,才能清醒过来。他昏昏沉沉地盯着眼前的一片漆黑,直到听到母亲喊他,他才开始尽力移动身子,这时距离他能坐起来说话,已经过去好几秒钟了。他应道:没事儿妈妈,我在这儿,我就给你送茶过去。 

这个梦每次都能沉痛地打击他,屡试不爽。可当他睁开眼时,看到的却不是那间小屋子里令人窒息的黑暗,而是白云和耀眼的蓝天。阳光极为刺眼透亮,要不是肋间传来梦里疾坠的刺痛感,他会以为这也是梦的一部分,只是疾坠变成了飞行。 

他的大脑被疲倦折腾得不堪重负,需要一点时间来理清思绪。慢慢地,他意识到自己不是在做梦,而是真的在飞行,他坐在飞机的窗边,眼前的一切都是真实存在,他确实在云端飞行,确实看见了白云上方闪耀的太阳。 

起飞后,他就额头抵着窗子睡了过去。随着一阵剧烈的颠簸,飞机的起落架离开了跑道,将所有去年的疲倦统统抛在了身后。他靠窗看着这座城市,布达佩斯清晰地呈现在眼前,居民区、公园、老城,还有老城中的居民楼;接着是多瑙河上的桥、河对岸的城堡、医院、公墓、墓地中央的太平间、延伸至新墓区的栗子树列、新墓区、立在最后一排孤零零的新坟茔、坟前堆着的花圈、花圈的飘带、飘带上的字、印在黑色墨水上的金色字母、字母上的白色勾边。飞机开始爬升,云朵把眼前的景象撕成了柔软的碎片,仿佛白云灰色的内脏能把所有的一切都囫囵吞下去。一片灰暗是他在闭合的眼皮下眼珠停止快速转动、大脑不再整理思绪之前记得的最后一幕。 

机舱里的座位空着一半,费伦茨斜靠着,后来就半躺在座位上,不停地按着太阳穴。西装把他裹得不舒服,还从外套下露了出来,他便脱下来放在身边的空座上。裤子也勒得太紧,他侧倾一下身子,解开了最上面的扣子。 

坐在他身后的一男一女开始用西班牙语争论起来,费伦茨把头转向一侧,以期听得真切些。他只能听懂一个个的单词,他们的语调抑扬顿挫,韵律十足。费伦茨特别注意听他们发“S”这个音,他们说得快速而富有节奏。 

母亲的西班牙语听上去完全不同,是一种断断续续的碎片式节奏,音调中带着匈牙利腔,费伦茨从不去尝试理解母亲说些什么。母亲在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又开始说西班牙语。因为一个叔叔的关系,他在孩提时学过一些。战后,那个叔叔被困在马德里,隔三差五地邮来一些包裹。1987年以后,他从埃尔代伊逃回匈牙利,妈妈就是从那时起开始说这门语言的。但在最后那段她连自己在哪儿都不知道了的时间里,她一连好几周提起那次被取消了的蜜月之旅、自那以后就销声匿迹了的叔叔的邀请信、在太阳门附近的旅馆和批准签发却从未到手的护照。她一直愤慨地念叨着,如果那时这个该死的政府能发给她护照,一切都会不同,他们也不用去弗高拉什雪山度蜜月了。父亲便不会坠落山崖,不至去世,她也不用只与尚未出生的儿子孤单相伴,日后独自奉献一生,将儿子拉扯长大。 

费伦茨的口中不停重复着他捕捉到的几个词汇,他默念着,轻轻地用舌尖送出“S这个音。假象,他轻声念道,都是假象。从现在开始,一切都是真实的,他真的坐在飞机上,真的在旅行,真的在飞往马德里,不带任何东西,没有衣裳,没有行李,仿佛就像往常一样临时起意,在飞机起飞前的最后一刻买张机票,不必关心票价。如果这种临时起意激发的面红心跳的紧张感重新围困住他时,他知道,他会转身逃跑。可他现在也明白,没有了退路,飞机起飞,无法逆转。 

他发现额头已被沁出的汗水浸湿,细密的汗珠如珍珠般从头发上滴落,在额头上淌成了一片。他把手伸进裤兜,掏出一张皱皱巴巴的纸巾擦了擦额头,鼻子里填满了樟脑薄荷的气味。这是母亲房间的味道,是疾病、黑暗和遗忘的味道。 

费伦茨把纸巾揉成一团,塞回裤兜,脑海里浮现出在出租车上决定离开的一幕。他走出墓地的大门,坐上第一辆出租车,告诉司机地址。他确定这条街上的这座房子,早已人去楼空。落下的遮阳棚填满了黑暗、寂静和樟脑的气味。这种想法着实比落在棺材盖上的泥块的敲击声和掘墓人高效机械的挥铲动作更沉重、更真切。费伦茨开始盯着出租车里缓慢跳动的红色数字,最后账单的末位数字从7变成8,从8变成9,从9变成了0。这一刻他意识到一旦出租车停下,自己付完账单,迈进大门,走上楼打开再关上身后入口的门,踢下脚上的鞋,走到厨房,从冰箱里拿出注射器和胰岛素,穿过百叶窗紧闭的起居室会发生什么。地板上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仿佛它一直就这样响个不停。微尘随着这个灰头土脸的波斯人的脚步四散飞扬,被尘灰蒙成了乳白色的水晶灯吊坠在一片空洞的寂静中轻声碰撞。一切都将与从前不同,而他会明白,不是那样,根本不是那样的。他走进母亲的房间,站在床边,掀起被子,在床上和衣而睡。在弥漫着病气的床单和尿骚气的被子之间,他将针头扎进了肚子,把针筒中的液体按进了自己体内。他面转向墙,合上眼,永远地睡过去。他僵直地坐在出租车上,注视着变成0的红色数字,它很久没有跳转成1。他呆呆地一动不动,静默厚实地裹住他,接着径直钻入耳道。突然一阵颤动,仿佛有人拨动了吉他的琴弦,乐音悠长地回旋在耳边,令他回忆起从前的旋律。费伦茨突然意识到,这一刻是属于他的,是他的,这一刻,可能0再也不会变成11也不会变成2。如果他能动,如果他能说话,那么情况也许不会变成那样,也许他也不会被痛苦和死亡沉重地压着。他只需动弹一下,只需破口而出,把注意力集中在旋律上,关注旋律是如何钻入耳际,如何回旋上升。他知道,计价器会变,而且马上就要变了,他也知道,计价器不会等他。他倾身向前,轻触一下司机的肩头说,他考虑过了,还是去机场吧。 

  

他又往飞机的窗外看去,他们在云层上,天空清亮无暇,陆地上的景色一览无余。费伦茨从没见过这幅景象。一切都是棕、白、黑色的,飞机下方的土地就像一只匈牙利花斑猫的毛皮。费伦茨会想要知道,他们在哪儿,看见的是什么。那时,仿佛为了满足他的好奇心,隐入天际的一幅画卷缓缓向下展开,他们眼前展现出的是一幅欧洲地图。飞机的白色影像显示他们正飞行在伊比利亚半岛上空,马上就要抵达目的地了。 

他看着这幅地图,思考着边境的问题,他们究竟飞过了多少边境线。同时,他也为像母亲一样又想起从前生活在这儿而感到羞愧。因为他小时候无法离开,他也不应该一直纠结于这些,而应该克服这种感觉,是的,他们不能离开,因为他们没有护照,是的,他成长在集权的环境中,是的,他就像看着别人读故事一样,看着这些地图,但一切都已经结束了,早已结束了。他二十岁时有了自己的护照,随时可以去任何想去的地方,他是个自由的人,不用回忆起被困守的日子。可边界还是侵入他的头脑,他想起了那些用沥青铺满整个铁丝网的黑色尖刺、地雷区被划上一道道直线的沙地、瞭望塔和无人区里疯长的荨麻。他同时看见了新旧两条边界,还有前线,就像要在简图上指出哪儿是万人坑,哪儿是最惨烈的战场。不能这么悲观地思考,不能,他又往下看了看虎斑猫似的旷景,为了不让自己想起人民战争,不让自己想起其他任何事儿,他只专注于飞行,只想着他来了,他有力量前来,一个陌生的城市在等着他,在那儿他举目无亲,形单影只,他可以随心所欲地活动。 

飞机开始下降,一瞬间,费伦茨的肚子里又产生了疾坠的感觉,让他焦虑不安的痛苦感又蔓延回他的身体。他想起在医院候诊室里的某本杂志上看到的一则旅行社的广告。广告上说,飞行时,人在云层之上抛却一切烦恼、痛苦和不堪,深呼一口气,集中思绪让自己感受那种状态、 

  

他从地下道出来时,燥热和嘈杂迎面扑来,广场的熙攘直冲他脑壳,让他晕头转向,他应该在广场那里转弯的。漩涡般的人潮把他团团围住,好像每个人都在朝某个地方赶路,男人、女人、小孩、老人、年轻人,某个玩滑轮的人也从他身边疾行而过,接着一个转身,绕着一名站在脚蹬上吹笛子的苏格兰人转了一圈。费伦茨瞥了一眼吹笛子的男人长满雀斑的脸,接着广场继续旋转,只听见水流的潺潺声,孩子的啼哭声。喷泉边站着一个想要往水里去的小男孩,父母把他从背后拽了回来,两人用手臂夹着他,小男孩面色赤怒,他的哭声把费伦茨的注意力吸引到立在广场中央的一座骑士塑像上;雕像边站着个浑身喷满金银颜料、装扮成塑像的杂技演员;有人在表演哑剧,场地边围满了观众,节目结束后,旅游者鼓起掌来。掌声又和水流声掺杂起来,广场的另一边还有一眼喷泉,和第一眼喷泉一模一样,只是少了一个站在一边哭泣的男孩。不过倒是有支铜管乐队在演奏,他们站在喷泉池边吹奏,演奏的小号反射着太阳的光芒,刺得费伦茨眼冒金星。他转身走开,看见一些卖彩票的人;扩音器中传来的示威者信心十足的口号声盖过了人群的熙攘声。他看到人们高举着手写的条幅,红色字母被阳光照射得熠熠生辉,人群在他身边分开又汇拢,示威者好像在齐声喊着一个词“教育-教育-教育”,接着气球挡住了这些示威者的脸和麦克风。这是些新款气球的表面闪着金属光泽,印着大鲨鱼和动画老鼠,还有鸭子、松鼠、舔冰激凌的狗和公牛头,它们随着示威者呐喊的节奏摇摆,突然一只气球飞了出来。银蓝色的底色上画着一轮金光闪耀的太阳,太阳在微笑。太阳带着橘色的花纹,光芒则是红色的,它们互相交织,就像章鱼盘结的触角。费伦茨的双眼延着绑气球的红色粗绳一路向下,注意到卖气球的人手上戴的奇大无比的白色手套。卖气球的人穿着动画片中老鼠的服饰,头上顶着老鼠的头,穿一件粉色上衣,正要将画着太阳的气球交到刚才试图攀爬喷泉的孩子手中,小男向后退了退,被自己的凉鞋绊倒,一屁股坐在地上。气球的绳子从他指尖滑了下来,太阳缓缓向上升去,小孩的爸爸追上来够着了气球,却没能抓住它,反而往上助推了一下,气球开始弹跳了几下,歪歪扭扭地飞向空中。它越飞越高,小男孩突然高声大笑起来,费伦茨看着气球,他已经不晕了,反而觉得自己也差点儿笑出声来。 

  

他又转了转,人流不再让他头疼,于是便开始寻找落脚处。他身后,就有一家像在母亲的枕头下藏着的旧画报上的那种旅馆。费伦茨想起母亲瘦骨嶙峋的手掌触碰自己的感觉,便出发朝这间旅馆走去。 

  

房间在旅馆的五楼,面朝广场。他进门就打开了法式窗户和折叠百叶窗,走到阳台上。在这儿能看到整个扇形的大广场,以俯视的角度观察漩涡般的人潮便不会感到那么眩晕。费伦茨看着形如金属鲸鱼似的地铁出口、喷泉、骑士雕像、另一眼喷泉、从地铁站和地下道涌出的人群、对面带钟楼和金红色国旗的高楼、楼前的警察巡逻车和疾行、缓步、等待、闲逛、发呆、聊天的所有人们,这一切他尽收眼底。广场生动而活力十足,音乐和人们的说话声纷纷飞入他耳际,汇成了一曲节奏欢快、抑扬顿挫的旋律。 

费伦茨不由地僵在那儿,成了这曲旋律的俘虏。他必须侧耳倾听,必须看着广场,这旋律既是舞曲,也是挽歌,更是欢乐之音,突然间,他感到了彻底的放松。一阵小号的声响斩断了音乐,让他想起了死亡,他替母亲站在这个阳台上,他替母亲望着这广场,不,不是代替,是和她一起,是的,母亲和他在一起,见其所见,闻其所闻,她既不老,也没病,她年轻而又活力,刚刚嫁人,对自己的身孕还一无所知,也无从得知丈夫将惨死于蜜月的第二天,而自己将再无钢琴相伴。她不知道她歌唱家的生涯早在开始前便已结束,也不知道将来要独自抚养孩子长大,要从积蓄中省吃俭用地过活。她不知道儿子将是她生命中唯一的伴,也不知道她的一生将活在痛苦的煎熬中,不停地追问究竟谁该为此负责,假如时局不同,生活是否会是另一番景象。费伦茨望着广场,他觉得自己并不孤单,母亲在身边,父亲也在,那个他从未能相识的父亲,只因为他在自己的结婚前夜喝得烂醉后为众人弹奏了一曲民主之歌,便葬送了他取得护照的机会,以至于无法前来西班牙度蜜月。令人欣慰的是,事后并没有惹上什么更大的麻烦。 

费伦茨用手撑着身体靠在阳台的护栏上,感受着母亲温暖的手掌,这不是当下的感受,而是过去的回忆,是孩提时的回忆,有一瞬间,他想象着自己的手已不是自己的,而是父亲的。站在这儿的也不是他,而是父母,站在阳台外,太阳门之上。西班牙的正中心,他们就在这儿,结束了两天的火车之旅,游览了欧洲,现在他们睁着疲倦的双眼望着广场,他们的心突然间因喜悦而狂跳不止。 

他听见了心跳声,强有力的心跳,“咚,咚”,他清楚地听到心跳的回声,那声音融入了广场上有节奏的音乐声。费伦茨往前迈了一步,重新抓住护栏,现在心跳声变成了咔哒咔哒的声音,是鞋子敲击广场的石头路面发出的声音,有人在原地跳舞,用力之大,仿佛鞋跟都快要在地面上磕出火花了。老妇人身后的塑料小凳子上坐着个白发老先生,他闭着眼,配合地弹奏着一曲狂野的旋律,他用苍腐的嗓音放声高唱着。那声音不是从喉咙,也不是从肺里发出,而是从更深的丹田和脊柱中迸发而出。老妇人也伴唱着,同样地狂野不羁,她的声音也一样深沉,两个声音交缠成一股坚定、悠长、低沉的嘶嚎声。费伦茨发现老先生衣衫褴褛,断裂的沙滩拖鞋快要从他伸展的脚上掉下来,绿色毛衣敞着怀垂在衬衫外面,旋律变得更铿锵、更澎湃、更欢快,仿佛成为了这整个大漩涡永恒的中心,向广场四周辐射能量。费伦茨感觉自己能移动双脚了,他能感受到这股陌生的旋律已经扎根于脚底。他攀住栏杆,往前探身起舞,看着这两个老人旁若无人地把自己托付给音乐和舞蹈。此刻他思量着,假如那时父母来了这儿,兴许会留下来不再回去,留在这里一起变老,他也会在这个陌生的城市,这片陌生的天空下出生、长大,那么可能自己的父母就是这两个艺人。 

费伦茨注视着老妇的脸,这是一张沟壑纵横的苍老脸庞,可音乐柔软了它,唱歌时的脸散射着愤怒、爱情、憎恶和幸福的光芒,她疯狂而自由地舞着,老先生也随着音乐摆动身体,他坐在弱不禁风的塑料凳上,完美地配合着旋律的起伏左右摇摆着。费伦茨压根儿一点儿听不懂歌词的意思,也许这歌本身就没有歌词,整首歌只是他们从身体中通过嗓子发出的低嚎声。可费伦茨依然明白,他们的歌声会消失,一切都会消失,幸福和悲伤也将消失。当一切伤口自行愈合,所有痛苦慢慢消退时,太阳会再次出现。他知道,假如他们放弃,便只能再次成为可悲的人。两个老人无论如何都坚守在彼此身边,也许他们会争吵,也许他们会为发生在身边的事,为整个失败的人生怪罪对方,但只要他们唱着,一切都无所谓,什么都无关紧要了。 

费伦茨闭上双眼,感受着心脏随着旋律跳动,感受着双唇张开,从嗓子里无声地歌唱,歌声,也许更像哭泣声,这是他从葬礼时便压抑着自己的节制的哭泣,是他穿越整个欧洲时封存在自己体内的哭泣。他并没有试着收敛,他放弃了,将自己融入妇人和先生的歌声中,站在太阳门之上,一只手抓着铁栏杆,另一只手感受着母亲温柔的紧握,感受着母亲干瘦的手指最后一次握紧又松开。母亲离开了,而他却留了下来,另一只手也抓住了栏杆,紧紧地抓着,他意识到一切都应该像照常发生,一切都应该像原本该有的样子一样,而站在广场的这座阳台上,感觉依然很棒,活着依然很棒。 

他闭眼站着,眼皮底下掠过橘色的光,仿佛太阳闪着金光,光芒直射在他脸上。他睁开眼,那不是太阳,而是旅馆门口的招牌亮了,其中的一块就在他阳台的旁边,灯光直接打在他脸上。 

广场不一样了,年迈的歌者们已经离开,闪着蓝灯的警察巡逻车停在了喷泉对面,人群也改变了移动方式,似乎在不安地等待着什么。 

从远方某处传来沉闷、杂乱的鼓声,这声音逐渐清晰,费伦茨发现警察正站在巡逻车前的隔离线后,他之前看见的那个威风凛凛地站在扩音机前的鼓动者还在那儿,正在地铁站口喊着同样的口号,另一些人也与他并肩战斗,高喊口号,鼓声也越来越嘹亮。一辆大卡车慢慢靠近广场,口号声从卡车上巨大的扩音器中喷薄而出,人流从侧街汇集起来,多数是举着国旗和标语的年轻人。 

费伦茨看着他们逐渐把广场挤得水泄不通,这时又加入了一个新的团体,鲜红色的共产党党旗在头顶飘扬,一边还飘着红黄蓝三色的罗马尼亚国旗。费伦茨顿觉胃里一紧,就像巴甫洛夫反射一样,脑海中旋即浮现出从前那些令独裁、共产党、祖国与和平这些词汇生动起来的口号,他听见了母亲谴责共产主义的声音,有一瞬间他甚至觉得自己梦见了这一切,这简直不可思议,绝不可能是真的,仿佛重返往日时光,又到了1987年那会儿,他和其他毕业生一起站在操场上等待着总书记的接见,总书记迟到了,一名女主持人站在讲台上让他们练习鼓掌和欢迎,她像领导似得举起手,挥了挥。费伦茨身边的所有人都开始鼓掌欢迎起来,有节奏地练习着所有他们该练习的内容。费伦茨的内心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绝不接受鼓掌,也绝不接受呐喊,他只想一动不动地,沉默地待着,他希望自己能消失在人群中。但他身边的所有人都在拼命地互相推挤,尽量往前探伸,整齐的队伍骚动起来,他已经站在了队伍的最前头,看着协管和警察们。群众在他身边对着空空如也的讲台鼓掌、欢呼,总书记的讲台边立着比他的真人大上数百倍的照片,等他出现后,照片会被挂起来。费伦茨觉得警察在看着他,他也应该鼓掌,绝不应该呆立不动,两个手掌应该互相拍击。他感觉体内情不自禁地泛出阵阵羞愧感,可他还是和大家一起鼓起掌来,手掌根本无法停下来,无法不去互相拍击,羞耻和怒火在他的心中熊熊燃起。众人在他身边呐喊着,他也应放声呐喊,而决不能闭口沉默。除了沉默,随便喊些什么都好,咒骂世道,谴责独裁,甚至歪曲语言,什么都行,没人会在乎。他想要这样喊,可还是没喊出口,他只是有这样的意愿,实际情况是他仍然像其他人一样喊出了别人期待从他嘴里听到的口号。他盯着独裁者的照片,不会知道后来自己还能再一次看着这张躺在地上面色蜡黄、毫无血色、死气沉沉的脸。那时他也将感受到憎恶的强烈情感,而绝不带一丝歉意和原谅,更无法释怀,只有挥之不去,恣意攀生的怨恨。费伦茨松开手,离开栏杆,清理了一下思绪。广场上确实飘扬着不少红旗,但旁边并不是红黄蓝三色旗,而是红黄紫色的旗帜[1],条纹也不是纵向的,而是横向的。费伦茨知道,他看见的就是早期共和国的旗帜,只不过夜色中,退了色的紫色看上去像蓝色。 

他看着充斥广场的人群,从他们的口号声和对话中了解到,这些人想争取免费的教育、医疗,寻求机会均等、工作保障,取消私有化进程。一群大学生正打开了一幅黄色条幅,上面用黑色字母写着“年轻人不必害怕”。这一刻,费伦茨甚至感觉有些羡慕,他试着想象假如自己也成长在这种不必害怕的环境中会是如何,接着他又想到,假如他们毫无畏惧,也就不必写出来,因为恐惧根本不存在。 

卡车的台子上站着个大胡子男人,正发表关于未来和战争的演说。费伦茨从他的喊话声中,只依稀明白了他说:我们永远不放弃、不妥协,不让它成为现实。他只是看着,试图体会站在人群中的感觉,试着理解人们真的是自愿站在那儿,坚信自己的理想,站在那里,坚信未来确实能得到改变,坚信一切都能改变。 

1987年,他们没有等来独裁者,下午,他没有出现,晚上也没有。九点钟时,他们被解散回家。到家后,费伦茨直接进了洗漱间,彻彻底底地洗了一次脸,接着长久地注视着镜子。他要看看,自己的脸上是否有什么变化。他没看出什么区别,可晚上母亲回家时,他对她说,他决定离开这个国家,越过边境。假如母亲愿意,也可以跟他一起走,不愿意,他就自己离开。 

两周后,他们上路了,清晨时分抵达了边境地带。费伦茨大概知道该朝哪个方向走。他们在泥地里匍匐良久,接着又摸到了挂满露水的草地上,接着又是泥潭,最后是一片麦田。麦田尽头是一条国道,国道边立着一块绿色的地名牌。从上面的地名,他们知道已越过了国境,两人拥抱了一下。母亲瑟瑟发抖,他们站在麦田中央转过身,再一次望向身后,那是一轮红得刺眼的红日,正冉冉升起。阳光刺得他们不停地流泪,睁不开眼。费伦茨并未体会到自由的感觉,反而觉得永远地失去了什么,而且他知道,母亲也有同样的体会。 

费伦茨听见广场上响起了掌声,他探身向前,把视线转向炫目的灯光,光线把眼睛映成了红绿紫三色,警笛忽鸣忽止,人群中有人打着响亮的口哨。费伦茨双手抓着铁栏杆,狠狠地抓着,回忆着那两名年迈的音乐家和他们的旋律。他哼不出来,可心却在突突地跳,他闭上眼,脑海中浮现出阳光和老人们唱的歌。 

  

作者简介:1973年出生于罗马尼亚特尔古穆列什市,1988年移居匈牙利,曾获尤若夫·阿提拉文学奖,出版长篇小说集三部,并长期为《当代》《生活与文学》《人民自由报》等报刊供稿。 

  

  

 

 


[1] 西班牙第二共和国时期(1931-1936)的国旗样式为红黄紫三色横条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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