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语文学在苏联解体以后，依然受到世界文学界的持续关注，虽然比起苏联文学的辉煌时代，俄语文学的影响力多少有些下降。但近年来，有所改观。每到当年十月这个时候，仿佛就是世界的文学月，世界各国文学爱好者大多在关注文学诺贝尔文学奖的最终去向，但是，2015年，并不是大多数猜测着人都料到，这年的诺贝尔文学桂冠最终会花落白俄罗斯家。获奖新人是入围两年多的女作家斯维特兰娜·亚历山德罗夫娜·阿列克西耶维奇，一个身为白俄罗斯人却坚持俄语文学传统写作的作家。她的代表作有《战争里非女性容颜》（国内中译本名还有《战争中没有女性》或《我是女兵，也是女人》）。

（1985）、《最后的证人----100个非孩子的故事》（国内的译本名还有《我还是想你，妈妈》》）（1985）、《锌皮娃娃兵》（或译《锌皮娃娃兵》1989）、《切尔诺贝利的祈祷》（或译《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关于死亡还是爱情》）（1997）和《二手时代》（2013）等等。虽然，在贝尔文学奖宣布前，西方人文图书界里她的呼声很高，然而，实事求是地讲，白俄罗斯文学，特别是白俄罗斯古典文学与文化对于大多数中国的文学读者群来说，毕竟还是陌生多于熟悉。

既然把阿列克西耶维奇定位在白俄罗斯的文化身份上，尽管她本人宣称她的文学创作与俄罗斯文学传统更密切，但我们还是要多少讲一讲白俄罗斯的文学起源与沿革。白俄罗斯文学与俄罗斯文学和乌克兰文学一样，在中世纪前都属于统一的古罗斯文学，即基辅罗斯文学，圣徒传记文学为其主要类型。直到15世纪后，白俄罗斯文学才开始具有民族文学的一些相对独立的特征。1934年成立了白俄罗斯作协，在苏联时代它又与14个加盟共和国的文学一起构成了统一的苏联文学。战后，以佩辛为代表前线诗人的作品在苏联战争文学中名声鹊起，他们歌颂苏联将士和人民英勇牺牲精神及功勋的作品引人关注[1]，70年代前后贝科夫和普塔什尼科夫等著名白俄罗斯作家开始关注创作自由和道德问题。现代白俄罗斯文学与俄罗斯文学一样曾经是苏联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贝科夫和阿达莫维奇等白俄罗斯作家从八十年代以后也开始为中国读者所熟悉。

而阿列克西耶维奇正就是在包括贝科夫、阿达莫维奇、科列斯尼克及布雷利在内的现代战争文学作家的影响下走进文坛的，特别是受到了阿达莫维奇的直接影响。这是因为，这位从六十年代崛起的白俄罗斯小说家不仅是苏联时代著名的作家、电影剧作家和学者，而且他与阿列克西耶维奇曾先后同在一些文学刊物的编辑部工作过。所以，一般评论都会认为，阿列克西耶维奇的文学先师阿达莫维奇。阿达莫维奇关于白俄罗斯战争苦难的作品七十年代在苏联读者界拥有大量读者。他在1963年创作了《儿郎走上战场》，1977年与布雷利及科列斯尼克一起创作了《我来自被焚毁的乡村》，为了创作这部纪实的文献的作品，“1970年---1973年阿达莫维奇和布雷利及科列斯尼克走遍了整个白俄罗斯，寻找了300多个悲剧的见证者，”[2]这部中篇小说，纪实性地描述了9200个被德国法西斯焚毁的白俄罗斯乡村妇女、儿童及老人们的悲惨境遇，他的作品讴歌了白俄罗斯游击队的英勇功勋。1977年到1981年又与达尼伊尔· 格拉宁合作创作了《围困纪事》。在八十年代的苏联文学史和文学评论中，阿达莫维奇作品的的诗学特征被概括为“叙事规模宽广的多重事件小说”，[3]其纪实性与艺术性有机地融为一体，多面真实地再现了卫国战争中白俄罗斯的历史原貌，有的作品后来又被搬上了银幕，影响很大。阿达莫维奇作品的文学风格，尤其是多种文体的运用手法，比如，谈话记录、回忆录、文件、日记、供词、命令、总结等等，对后来的阿列克西耶维奇等作家文献式纪实创作风格的形成起了引领的作用。

阿达莫维奇的纪实文献风格的创作这类文学思潮的出现，不是偶然的，而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期苏联社会和文坛重温伟大的卫国战争文化浪潮的表现之一，当时，不仅是出现了“军事爱国主义文学”，而且亲历那场民族生死之战的上至红军统帅朱可夫下至普通游击队员，都纷纷再次拿起笔回忆战争，写出更加真实的历史记录，这些回忆录或纪实作品，“不仅具有独立的史学价值，而且具有文学价值”[4]。也可以说，阿达莫维奇、贝科夫、格拉宁的战争文学就是在这些战争回忆纪实浪潮的积极影响下出现的。《我来自被焚毁的村庄》、《围困纪事》就是这种文献小说的的代表作。白俄罗斯评论家模仿陀思妥耶夫斯基“我们都来自果戈里的《外套》”的说法，在评论斯维特兰娜等后起的白俄罗斯作家的创作时也说：“他们都来自阿达莫维奇”。阿列克西耶维奇正是他们中的后起之秀和成就突出者。

80年代苏联进入所谓“重建”时期，30年代的“清洗”与肃反扩大化的历史题材进入白俄罗斯作家视线，原来占据主流的苏式现实主义写作式微，而“去苏联化”的文学创作思潮盛行开来，白俄罗斯文学自然也加入了这一“去苏联化”文化解体进程，阿列克西耶维奇创作崛起遭遇的正是这样一个时代氛围。而她近期的作品大多是苏联晚期与后苏联时代社会乱象、生活苦痛与心理情绪的形象记录。例如，出版于2013年的《二手时代》描绘了苏联解体的过程及解体后形形色色的前苏联人各种各样的记忆、讲述和评价，写她时代的同行者怎样感受曾经的命运共同体，苏联先前的存在，苏联而后的毁灭在“前”“后”苏联人，即新俄罗斯人心里激起的层层波澜。

早在1984年，在卫国战争四十年的前夕，刚刚开始崭露头角的阿列克西耶维奇，凭借不俗的实力以一部内容别致的纪实型战争小说登上苏联文学的中心舞台，起初，作品在《十月》文学杂志上连载，而后又有出了单行本，总销量在200万册以上。这部畅销书有一个吸引读者眼球的名字《战争中的非女性容颜》（或译《我是女兵也是女人》）（三十年后，《战争里非女性容颜》被俄国书评界誉为当代最著名的战争小说之一，是阿列克西耶维奇所谓“乌托邦之声”系列的开卷之篇，作品问世后已经翻译成20多中语言在欧美亚各国出版，反响很大，有些国家还将这部小说列为中学和高校的文学教纲。

这部作品集中以女性的视角女性的独特感受回顾述说那场长达四年的战争苦难。以女性的视角讲述战争或以女性为战争小说叙事主角并不罕见，在著名的瓦西里耶夫的中篇小说《这里黎明静悄悄》中这种审美视角就初露端倪，但如此集中地完全从普通女性的身份与感受来叙述前人未道的战争体验，彰显和深化延展俄国与苏联文学悠久的人道主义创作传统，阿列克西耶维奇的新作还是颇有其独特之处和特别的功力。当然，从阿列克西耶维奇的作品中也不难看出，她对瓦西里耶夫等前辈创作主题、题材及表现手法的借鉴与继承。在《洗澡的宝宝和像爸爸一样的妈妈》这一章游击队员拉依萨的回忆中较为明显地可以看到《这里黎明静悄悄》人物与情节的影子。叙述者要沿着白俄罗斯的帕里克湖区去给游击区送一部打字机，道路十分艰险，而且要只身带着孩子穿越沼泽地，“我抱着女儿走路时，常常会突然绊一跤，女儿便会越过我的肩膀，跌进沼泽地。我们爬起来继续赶路，走不了几部就会再摔一次，... ...就这样走了两个月！我那时暗暗发誓，要是我能活下来，一定要远离沼泽地，永远也不在想看到它。”[5]小说的这个情节与瓦西里耶夫笔下只身去给后方部队报信求援的丽莎的事迹十分相似。尽管，阿列克西耶维奇的作品被她自己表述为“采访录”，但它出现在影响巨大广为传阅的《这里黎明静悄悄》作品之后，同样的卫国战争背景，同样的白俄罗斯作战区域，同样的女性战士，同样的跋涉凶险的沼泽地，两者之间的艺术主题传承乃至情节的承袭都是不言而喻的。不可否认，阿列克西耶维奇遵循阿达莫维奇的寻访式的记录写作艺术复原原则，其采访记录的事迹都有历史真实性的可信度，具有俄罗斯和苏联文学传统现实主义的典型性，而这一切恰恰说明，阿列克西耶维奇的创作，不只是呈现出她所说的“另一种真实”。

她的战争小说的纪实风格，从某种角度来看，的确延续了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来，所谓“战壕真实派”的路向。众所周知，从肖洛霍夫的短篇小说《一个人的遭遇》（另译为《人的命运》）开始，作家对战争关注的焦点已经从宏大的英雄学士转入过去关注较少的战时个性的苦难体验了。当然作为一个和平时代的作家和媒体人，她的编年体式的记录聚焦也主要投射在战时受难的妇女与孩童这些战时更加脆弱的生命体上。

 在《战争里的非女性容颜》（或译《我是女兵也是女人》）中尤为突出。作者为这部战争小说的体裁在俄文中使用的是“中篇小说”的术语（повесть），这与普希金的《别尔金小说集》和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所标注的体裁名称是一致的。俄国作家在使用“中篇小说”这一术语时，有时似乎在刻意强调与“长篇小说”（роман）的虚构的不同。比如，普希金和莱蒙托夫在上述两部作品的开篇中都故意说是根据偶然获得的故事主人公的遗留的笔记，日记或手稿写成，或者干脆就是代亡人发表作品，以显示故事的真实性。而在结构上阿列克西耶维奇的这部作品与这两部俄罗斯古典名著也有某些类似，都是由短篇记述或故事串联而成。这充分体现生活在俄语经典文化文学大语境中白俄罗斯作家所受到的前辈文学的强势熏陶。不过，阿列克西耶维奇的创作也有自己的艺术特色，总体上的纪实特征，口语体的文字风格，好似一部情态各异的个性化口述体战争野史。借以彰显她作为期刊记者编辑的媒体真实直接的叙述优势。不过，阿列克西耶维奇写作中流露的自然主义倾向也颇受一些评论家的批评。当然，对待所谓野史 ，读者和评论者不应忘记应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评价立场。  

    俄语评论界认为，斯维特兰娜 ·阿列克西耶维奇这部作品奠定了她独特的艺术-文献创作系列的基础。与我们熟悉的“报告文学体裁”不同，她的创作在于它的特别个性化聚焦的特征。国外评论界和诺贝尔文学奖评委并没有将它从虚构作品种类中排除。特别是她自幼以来深受俄罗斯文学抒情传统影响而写出的那些浪漫情怀所体现的艺术创造性极为清晰，“啊海滩上的那些浪漫故事，其实并不长，甚至可以说很短促。这种生活的小插曲，可以美丽的开始，也可以美丽的结束。”[6]这些非常文学的语句，很难不让读者怀疑这就是作者的创作话语。同样，在《我是女兵也是女人》一篇采访拉多加湖运送战斗物资的女兵的事迹中，作者描绘了主人公在漆黑的海一样湖里勇敢地游去营救战友，她在水里搏击很久，以为托举到了负伤的战友了，可当天亮她游到岸边一看，却是一条大鱼。这个极为文学的传奇的情节很难不让读者联想到海明威的《老人与海》中的类似情节，世界文学经典的深刻影响是明显的。所以，将她的作品与同样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英国前首相温斯顿丘吉尔的回忆录类型作品相提并论是不恰当的。当年，她的创作被要求修改也是因为其某些另类个性化视野与记述侧重与卫国战争历史宏大叙述出入较大这个原因。

诺贝尔文学奖评委给她的授奖词极为简明，但其中的“多声部的”的关键词标明的她创作内涵的复调性特征。多声部原本是俄罗斯语言哲学家和文论家巴赫金的著名文评术语，用来专门评价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经典创作的。巴赫金指出“唯有陀思妥耶夫斯基堪称真正复调的创始人”。[7]巴赫金强调，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这种复调就是对话性。“复调小说整个渗透着对话性”。[8]在这位俄罗斯古典文学大师的笔下，对当代社会问题的反应通常不是独白似的，而是呈现出思想交锋“众声喧哗”的多声部语态。她一直在努力寻找自己的体裁形式，其实，也是在追寻前人的足迹实践今人的审美宗旨，奥地利小说家茨威格《陀思妥耶夫斯基评传》中说：“假如，狄更斯是用双眼观世界的话，那么，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是‘双耳听乾坤’的人”，阿列克西耶维奇不也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这种专注以双耳倾听乾坤的后继者吗？阿列克西耶维奇表示，“我在寻找一种体裁，能够反映出我所见的世界，能够承载我的所见所闻”。[9]作为有媒体记者身份的作家，她的作品多数是亲耳听来的关于历史或当代世界的个性化的另类讲述，比如，《最后的证人-----100个非孩子的故事》记述的就是7---12岁孩童口中的战争侧面微叙事。“我甚至不知道如何安葬”、“爷爷就埋在窗下”、“我听见他的心脏是怎样停止了跳动”、“难道我们当时是孩子吗，不，我们是男人和妇女”，这是一个个心酸而沉重的当年孩子的叙述如诉如泣，作者从一百个“童年”的视角，一百个“孩子”的嗓音里，为读者勾勒出不为成年记忆所展示的卫国战争苏联普通人刻骨铭心的苦痛画面。

阿列克西耶维奇的作品的思想意识和心理情绪也呈现出这样的多声部的形态。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词中给她创作特点归纳的“复调”这个评价是与俄语文学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影响相关联的。“复调”或“多声部”在巴赫金文艺理论走红西方文论界，在当代文学评论界出现的频率颇高。“复调”在巴赫金的阐述中有时也称为“多色调”，他指出，“如果用独白的观点来理解情调，那么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就是‘多色调’小说，包含着相互矛盾的褒贬。”[10]纵观阿列克西耶维奇的作品，其中既有苏联传统的主流意识，又有所谓“重建”时期（1985--1991）对苏联传统思想观念的反思，既有男性的声音，也有女性的声音，既有成年人的话语，也有过早成熟的孩子们的嗓音，等等。“众声喧哗”这在她的许多作品中都有体现。在《只有我一人回到妈妈的身边》既真实地记录了老一代卫国战争英雄的壮举，也反映了她们的心态的种种侧面，同时还在这些采访录中融进了作者的种种反思。作者尊重老一代人的品格但也流露出作为后来人的种种不解，复杂的跨时空的思想意识交汇与简短而内涵丰富的历史与精神的空间里。在《二手时间》的的《街上的噪声和厨房里的谈话》中的这句话“如今，生活确实变得好些了，但让人更恶心”[11]字数聊聊，却是典型的复调式话语，折射出了后苏联人民对新俄罗斯的矛盾心态。

“笑文化”也是斯拉夫文学传统中的显著特征。阿列克西耶维奇残酷的战争文学中时而也露出笑的声音。多声部中不仅听得到哭泣的声音，也有面对苦难时“苦笑”的一声。其作品也展现了斯拉夫文学传统的巨大讽刺的韵味。

阿列克西维奇还是斯拉夫苦难审美文学传统的当代传承者。阿列克西耶维奇也坚持了“文学是人学”悠久的人文传统，特别是被命运忽略的小人物。她声称“我在寻找永恒的人”。《锌皮娃娃兵们》艺术地记录了苏联“阿富汗战争”的参战小人物的苦痛经历与独特感受。“我们被称为‘阿富汗回来人’，一个奇妙的称谓，一个符号，一个标记”，在阿列克西耶维奇笔下的这些“阿富汗回来人”，他们“不是英雄，而是傻瓜”，[12]被装进锌制棺椁的阿富汗参战青年失去了勃列日涅夫们涂抹给涂抹的光环，没有苏联当局曾经赋予的“荣誉”，而侥幸存活的归来者地位卑微与心灵苦痛，只有被命运抛弃的结局。

茨威格在谈到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代表的俄罗斯古典文学，尤其是俄国独特的宗教救赎文学对苦难的审美时候，借用了哲学家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表述句式说出了“我苦故我在”----就是一种独特的苦难审美。  阿列克西耶维奇的苦难审美不仅仅是类似阿 · 托尔斯泰的“苦难的历程”，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那样的战争苦难的审美之作，而且她将这种文学传统延伸到20世纪的对灾难的审美，“灾难审美”的苦难文学成了这位作家创作的新构成。不能忘记却被世界忽略的也深受切尔诺贝利灾难影响的白俄罗斯人的凄凉境遇催生了她笔下的《切尔诺贝利的祈祷》（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关于死亡还是爱情》）。切尔诺贝利，不仅仅是乌克兰的伤痛，它同样也是白俄罗斯的受难者经历的一场核灾难，仿佛经历了一场巨大的现代战争，这部纪实作品几乎是作者采访的感伤的深度记录，“我们仿佛乘车逃离战争”，“我不知道是该讲述死亡，还是讲述爱情”，作者感伤的记述和感慨最后都归结于一曲现代的哀歌，一首人类核时代的《安魂曲》：“我不在教堂祈祷，我在自己内心祈祷”。[13]阿列克西耶维奇说：“我们既能承受苦难，又能讲述苦难。成为我们沉重而动荡的生活证明。对于我们来说，承受苦难是一门艺术”[14]。以讲述苦难来证明生活的艺术这一民族审美生存特点，也突出地表现阿列克西耶维奇以文字“直播”后苏联现状的《二手时间》（或译为《二手时代》）这部新作中。类似于报告文学的《二手时间》艺术地记录了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人痛苦的精神迷茫。《苦难中的甜味和俄罗斯精神的特点》再次演绎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说的俄罗斯人永远在路上的苦难里程。作者以一个凄婉的爱情故事（笔者以为这个“谈话记录”的艺术构思更加明显）勾画了几代俄罗斯人的精神。音乐家奥丽佳厌倦了平淡无奇的情爱与家庭生活，在她心底涌起了一种似乎是俄罗斯妇女身上与生俱来的一种追求苦难深沉的精神需要，她偶遇了一种苦难且深沉的个性，一个从小命运多舛的男人，在他身上发现了自己的精神归宿，奥丽佳似乎期待了很久，终于找到了19世纪俄罗斯文学史上塑造了那种深沉的人生。这就是她所理解的苦难审美。“怎么能够？随着时间流逝，痛苦变成知识，知识也是痛苦”[15]。典型的俄罗斯式的精神格言，痛苦与精神的内在交织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心灵存在和激活方式。“我不是害怕孤独，是别的原因：我活着就不能没有爱。我需要这样的痛苦，需要去怜悯什么人。”[16]“不幸才是最好的老师”[17]，不幸才是生活最好的老师，阿列克西耶维奇用自己的文献艺术再次把了“我苦故我在”这一俄罗斯精神传统特点以新的警句浓缩出来。

当然，阿列克西耶维奇的“多声部”创作之所以受到西方文化界的青睐有着并不单一的社会文化背景。在西方与俄罗斯关系不妙的时刻，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把世界文学荣誉的硕大聚光灯投射在一位出身在西乌克兰且具有西乌克兰血统的女作家斯维特兰娜 ·阿列克西耶维奇的身上，其背后的与当代俄罗斯的交锋寓意也是耐人寻味的。不能忽视的是，阿列克西耶维奇的母亲是西乌克兰人，所以，她真正的母语也包括乌克兰语。对于谙熟西方与俄罗斯长期思想暗战的世界读者来说，她之获奖当然不是偶然的，也不意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