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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诃夫外省戏剧中书刊的文化功能

作者:徐乐 来源:《中国图书评论》 2016年第9期

 

与欧洲其他国家相比,在俄国的社会文化历史中,“首都——外省”的关系具有特别迫切的现实意义。俄国横跨欧亚大陆,土地广阔无垠,虽然国土主要为整块陆地,各地区之间没有高山大川的阻隔,但由于历史上长期落后的政治、文化、技术状况,缺乏完善的道路和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也因为叶卡捷琳娜时代免除了贵族义务军事服役后,受过良好教育的贵族家庭不愿造福乡里,而是将外省行政事务托付给腐败的官僚集团,自己则抽身在首都寻欢作乐——这些都造成了俄国外省的社会生活极端落后,奠定了首都和外省之间的特殊关系:在文化上外省亦步亦趋地效仿首都的典范,来自首都的文学书籍在外省受到热烈追捧,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外省的审美趣味。

首都对外省的支配性地位常常反映在俄国文学作品中。早在19世纪初,别林斯基在一篇论及俄国两个首都——莫斯科和彼得堡——的文章中指出:“在生活形式的一切方面,彼得堡是全俄国的典范。”[1]诗人巴丘什科夫在《忘川河畔的风景》中略带讽刺地描绘外省人对首都来客的追捧:“可是,这里有一些新来的人/他们来自白色石头建造的莫斯科……”[2]“白色的石头”搭成的庞然巨物,不仅与旧都莫斯科相关联,也成为作家们在描绘新都彼得堡给外省人造成的压迫性感受时常常使用的传统意象,比如冈察洛夫的《平凡的故事》中,从外省来到彼得堡的小阿杜耶夫“望望那些房屋,心里越发烦闷了:这些千篇一律的石头的庞然大物,就像一座座大坟墓,接连不断地延伸开去,勾起了他的抑郁心情”[3]19世纪末的作家雅辛斯基的中篇小说《三姊妹》中的女主人公承认:“我害怕彼得堡。我不知道,我对这座城市怀有的是尊敬还是恐惧。我觉得巨大的房屋是一些白眼的怪物,它们从自己伟岸的高处轻蔑地看着我。”[4]

俄国学者索别尼科夫指出,在俄国“首都——外省”的空间结构对应的是有关世界的“中心——边缘”的神话诗学模型。其中,“中心”具有仪式性的神圣意义,为周围混乱的“边缘”制定秩序。因此决定这一关系的并非地理学角度,而是价值角度[5]。在俄国古典主义戏剧中,来自首都的钦差大臣和智慧代表联手以皇帝的名义教化外省愚昧无知的地主子弟(《纨绔子弟》),彰明首都以文明的理念规训外省的权威地位;甚至果戈理的冒牌的“钦差大臣”,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为外省颂赞首都的国家性全权的标志。但是,到19世纪末,在以契诃夫为代表的新戏剧中,日益清楚地表现出“去中心化”的趋向。它的剧情并非发生在首都的宫廷或者贵族沙龙里,而是在外省的庄园或县城,戏剧角色也不再是首都的高官显贵,而是外省里那些为身边的日常事务和永恒的生活意义问题而苦恼不堪的普通知识分子;如果有来自首都的知识代表,那么他们则失去了指导外省生活的能力和声望。当然,这样的“去中心化”并不意味着取消首都的“中心”地位,而是引入“边缘”和“中心”的新的文化关系。在契诃夫戏剧中“首都——外省”新坐标系中,舞台上人物阅读的书刊和这种阅读行为,履行着重要的指示功能。

书籍是文化活动不可或缺的要素之一,是知识分子接受和传播知识的基本媒介,也是19世纪俄国文化进步的的重要杠杆。“作为历史文化现象,书籍反映了制作它的社会的精神和物质文化状态”[6]。在契诃夫两部集中描写外省庄园和城市的戏剧《万尼亚舅舅》和《三姊妹》中,通过人物的阅读,显现出外省人以首都为参照的文化认同的困境,表明普通外省知识分子对身边环境和文化理想不协调的痛苦感受。

在整个19世纪,俄国的外省与首都实际上存在着巨大的文化差距,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一道撕裂俄国文化生态的鸿沟。一方面,首都在俄罗斯国家的社会生活中扮演着决定性的作用,它是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同时也是朝向欧洲文明的窗口。俄国一切时髦的风尚和理念都发源于首都,首都的生活方式成为全俄国仿效的典范:在建筑中,是古典主义的对称结构;在社交界,是贵族沙龙中使用的法语;在知识分子的兴趣中,是欧洲的启蒙主义读物、政治经济学书籍和最新的流行文学作品。在此,书籍起到十分重要的文化中转的作用,而那些不加选择翻译过来的欧洲小说,尤其让身处僻壤的外省人感到新奇。世纪初卡拉姆辛记录道:“最贫穷的人在订阅书籍,最缺乏知识的人都希望知道,其他国土上的人的书里写的是什么。我知道有一些贵族,每年的收入不超过500卢布,但乐此不疲地收藏图书……每本书都带着新的兴致读好几遍。”[7]普希金在《叶甫盖尼·奥涅金》中提供佐证:在乡间长大的地主小姐达吉雅娜“心领神会地”阅读卢梭、戈旦夫人、克留德纳男爵夫人、歌德、理查逊、斯达尔夫人等等欧洲18世纪浪漫主义作家的作品,当时它们的译本在俄国受到普遍的追捧。一位同时代人写道:“英国、德国、法国刚刚展现一下自己的智慧和天才的作品,书评家们刚刚写出他们的解读,我们那些紧张不懈的翻译家们就已经迫不及待地把它们翻译成俄语了……”[8]这些“可怕的”、“逗趣的”、“多愁善感的”、“讽刺的”、“道德劝谕的”长篇小说,在俄国以印刷精美的小册子的形式出版,篇幅约200250页,俄国人提供本土文学当时还无法提供的内容,达吉雅娜便在其中寻找自己对未来生活的幻想。

首都的上流社会是国家文化和教育的最高层,首都上流社会的宠儿一旦来到外省,就会像果戈理笔下“钦差大臣”的“巡访”,在外省生活凝滞不动的一潭死水中激起骚动的漩涡——他们仿佛来自另一个世界,是自己国家里的外国人,而他们的阅读书单常常成为外省人尽力理解时代潮流的风向标。还是在普希金的诗体小说里,达吉雅娜在奥涅金书房里读他留下的书籍,真实地了解到当代人“卑鄙龌蹉的灵魂”和“自私自利的冷酷”[9],对她自己的个性和智力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首都人对外省人的优势地位,在赫尔岑的《谁之罪》、屠格涅夫的《罗亭》中都有表现。19世纪末,虽然外省文化有了长足的发展,但首都作为外省“思想导师”的职能有增无减,按照当时一位享有盛名的小说家波达片科的主人公所说:“我们待在外省,习惯于把彼得堡看作一座工厂,这座工厂制造思想、流派,归纳零散观点、倾向,然后再投放它们进入流通。”[10]

作为对以往文学经验的总结(或者说反叛),契诃夫在戏剧《万尼亚舅舅》、《三姊妹》中也讲述了从彼得堡来的教授谢烈勃利亚科夫[11]和从莫斯科来的军官韦尔希宁在外省引发的波动。可是,他们登场时显然都失去了指导外省人思想和行动的权威;他们使外省生活发生了一些表面上的改变,但生活的本质丝毫没有变化。沃伊尼茨基在与教授分手时说:“您会按时收到以前您得到的收入。一切照旧。”[12],随后便与索尼雅一道返回日常的劳碌;库雷京则在戏剧结束时宣布:“我们会再照老样子生活下去……”外省生活以其压抑的停滞使所有人都产生沉重的苦恼,但同时也促发了一种预感或信念——生活必将改变。而且从《万尼亚舅舅》到《三姊妹》的戏剧情绪可以看出,生活越是僵化麻木,主人公(包括作者)对彻底改变生活的风暴,对未来幸福的期待便愈加明朗。

在《万尼亚舅舅》的开头,是一幅枯燥乏味的外省乡村图景和断断续续交缠着喝茶、吃饭、睡觉、散步、荡秋千等等懒散的谈话。但这种波澜不惊的生活表面下隐藏着尖锐的矛盾,压制着冲动的激奋,主人公们实际上已经站在爆发的关头,正面临着信仰动摇的深刻危机。沃伊尼茨基首先起来,对着那蒙蔽“真正的生活”的书本,对着那欺骗自己一生的偶像造反。在所有冲突达到顶峰的第三幕,沃伊尼茨基指着谢烈勃利亚科夫叫道:

二十五年来我同我的母亲像鼹鼠似的关在这四堵墙里……我们所有的心思和感情都用在你一个人身上。白天我们谈论你,谈论你的工作,为你感到骄傲,恭恭敬敬地念你的名字,晚上我们总是把时光虚度在读杂志和书本上,而我现在深深地藐视这些东西!……对我们来说,你原是一个高人一等的人,你的文章我们能够背下来……可是现在我的眼睛打开了,我什么都看明白了!你老是写关于艺术的文章,可是你对艺术一窍不通!我从前喜爱过你那些作品,可是它们连一个小铜钱也不值!你欺骗了我们!

可是,生活真正的悲剧性在于,沃伊尼茨基认为导致他白白耗费生命的“敌人”——谢烈勃利亚科夫教授,实际上并没有故意要欺骗他;之前把教授当做首都文明的偶像,彻夜为教授翻译外文书籍,阅读教授和其他人写作的各类小册子,以此作为自己投身于俄国进步运动的伟大功绩,只不过是他在枯寂无聊的外省生活中,为自己从事书刊相关的事情编造的神话。按照英国学者谢涅利克的考证,在戏剧刚刚上演时,谢烈勃利亚科夫被最初的观众领会为“80年代人,他有着正确的思想,但实质上是亚历山大三世压迫制度下情绪消极的知识分子,恰巧他的名字也叫亚历山大”[13]。另一位西方学者克莱顿据此反推:“谢烈勃利亚科夫在5060年代读过屠格涅夫,在6070年代——亚历山大二世时期,是一名激进分子。”“谢烈勃利亚科夫”这个名字的意思(白银)是对俄国文学“黄金时代”的引喻,在谢烈勃利亚科夫身上可以看到“曾经进步的信念与专横霸道的作风的典型的俄国式的混合”[14]。如此看来,谢烈勃利亚科夫并非像沃伊尼茨基所说的只是个“运气好得出奇”的欺名盗世之徒那么简单;而且沃伊尼茨基提出的论据也毫无说服力:“他是一个普通的教堂小职员的儿子,宗教学校的学生,后来得了学位,在大学里教书,做了‘大人’,又做了枢密官的女婿……他退休了,活人没有一个知道他的,他完全默默无闻……”这种眼光之势利是一目了然的,难怪阿斯特罗夫嘲笑他是在“嫉妒”。

可是,在沃伊尼茨基编造的神话背后,是19世纪40年代以来俄国进步书刊自从关注外省问题以来所编造的另一个广为流传的神话:一些作家在内地的“穷乡僻壤”里热衷于寻找弊病和揭发的材料,极力放大外省习俗中的愚昧落后,建构出外省人完全无知无识,每一步都需要步首都后尘的神话。在戏剧中,沃伊尼茨基阅读此类书刊已有“二十五年”,一直深信这种片面的神话,但在谢烈勃利亚科夫教授退休后突然醒悟。

对此神话表示不满还有19世纪的其他作家,比如扎果斯金在他的中篇小说《莫斯科和莫斯科人。博格丹·伊里奇·别利斯基札记》里指责俄国的一些喜剧和长篇小说:“当你读到俄国的这些外省人的时候,你简直觉得毛骨悚然!……所有人都是彻头彻尾的丑类……所有人仿佛都一个样子……神圣的罗斯!……你能怎么办呢?……在首都,人民变得开明……为什么我们的外省人在往后退步呢?”在亲身经历外省生活后,该作家指出了外省的思想现状的一个很少被人注意的方面,即“在对待一切印刷品,尤其是杂志的态度上,有一种几乎幼稚的轻信”[15],这实际上是外省久已存在的理想化,甚至神圣化书刊文本的传统,它解释了外省对首都典范的心醉神迷,而外省人接触到这种典范的重要媒介是刊印出来的图书杂志。

随着40—50年代外省地方自治的独立性增强,地方人士顶住各种压力从事的文化工作的努力(这里面起到重要作用的是各地纷纷开办的图书馆,欣欣向荣的图书贸易,源自18世纪的地方修史传统,和私人报刊向外省的艰难推进),到80—90年代,外省的知识分子更加自觉地争取独立思考的权利。对于外省现象的认知而言,俄国著名政论家舍尔古诺夫1886—1890年发表在《俄国思想》上的系列《俄国生活概论》文章具有显著意义。他与广为流传的外省落后的神话论战,一方面承认“在首都聚集了国家最杰出的思想力量”,另一方面公正地指出:“在外省的大学城有非常卓越的学术力量,而在首都有时也有很差的学者;在外省有丝毫不逊于首都的记者;民间习俗领域里的优秀研究者只生活在外省。在居民人口所占比例上,外省城市,尤其是大学城的知识分子数量,未必少于首都。行政机关、法庭、地方自治局能够拿得出在能力、发展、知识和智慧上完全具有首都气魄的代表人物,尽管,可能,他们没有首都活动家们那样位高权重。一句话,不可能说所有最聪明的俄国人只在首都,因此首都便比外省聪明。”

在客观地提供了首都——外省的比较后,舍尔古诺夫指责长期以来书刊杂志给外省编造的“依赖、次等地位”的神话,因为它“剥夺了外省一切的勇气、自信、权威……外省发不出声音,被操控;外省无法起主导作用,无法说自己的话,不知道如何指引人……”[16]正因为如此,谢烈勃利亚科夫教授这样的平庸之辈,才能够沾沾自喜地讲述自己在彼得堡的“成就”、“名望”和“热闹”,轻蔑地把外省比作“墓穴”,把在乡村辛勤劳作的人说成“庸俗的人”和“渺小的人”。而沃伊尼茨基在神话破灭后则绝望地呼喊:“我这辈子完了!我有才能,聪明,有勇气……要是我生活得正常,我就可能成为叔本华,陀思妥耶夫斯基……”这种自负实质上是他为自己编造的又一个神话,这既是因为他本人的精神发展不成熟[17],也因为他所生活的那一历史时期,外省没有为民族天才的成长提供沃土。

 

契诃夫的戏剧并不以规模宏大取胜,而是将那些日常生活的细节加以凝练、充实,提升至象征性的符号,从而获得具有不同意义的形而上学本质。从这一角度来看,把契诃夫的任何一部戏剧场景与具体的时代挂钩,是稍显牵强的阐释方法。但是,契诃夫确实是在极端顽固守旧的尼古拉二世时期创作的《万尼亚舅舅》和《三姊妹》,肃杀压抑的国内政治氛围不可能不影响到戏剧的总体情境。自1881年被称为“解放者”的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被民意党刺杀后,继任者亚历山大三世和尼古拉二世都盲目坚信沙皇独裁权力的神圣性和必要性,中断了改革的进程和希望。政府一方面坚定依靠贵族和官僚,加强对地方事务的管制,另一方面复活尼古拉一世的“东正教、专制、人民性”国家意识形态,打压一切自由思想。1881年公布的《临时性法令》使得政府官员可以任意查禁公共出版物,搜查、逮捕、监禁和流放具有异己思想的知识分子,即便那些具有温和的自由主义倾向的书刊也是如履薄冰。在沙皇政府存在的最后那段时间,“俄国人就像生活在一个部分军事管制的国家之中”[18]

国家的高压政策反映在外省的文化生活中,则是政府高举“官方爱国主义”的旗号,极力保持俄国内地的秩序、稳定、团结和对首都独裁统治的绝对服从。1874年俄国先进知识分子发起的“到民间去”的运动,最终因为千百年来农民的蒙昧状态和对抽象理念的排斥遭遇失败。正如《万尼亚舅舅》中在外省乡间苦苦支撑的理想主义者阿斯特罗夫医生,作为最接近作者本人的主人公之一,带着“自己的哲学体系”,在夜以继日地拯救森林和普通民众生命的艰苦工作中看到自己对未来人类的责任,一心想要挣脱周围“乏味、愚蠢、叫人厌恶的”生活,但最终在这样的生活中沉沦下去。他对沃伊尼茨基说:“全县只有两个正派的、有教养的人:我和你。可是不过十年光景,庸俗的生活,可鄙的生活,就使我们陷进去了;它那种腐烂的臭气毒害我们的鲜血,我们变得跟大家一样庸俗了。”

1895年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登基是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在独裁君主制国家,每一次专制君主的更替总会带来变革的希望,而19世纪末俄国外省工业和城市经济发展取得的显著成就,也支持了地方对沙皇主动推行善政的希望。然而回应这种期待的是沙皇要求“地方自治议会”取消“不切实际的梦想”,在国家事务管理上他将“坚定不移地,正如我那刚刚去世的父亲一样维护独裁统治的原则”[19]。从80年代起俄国外省开始的反动倾向,至此达到顶峰:地方管理彻底官僚化,使地方自治局和地方杜马完全服从省长的权力。省城知识分子从事文化工作的选择日益减少,只能在被严格限定的框架里合法地维持“60年代人父辈改革者”的理想,基本上在受到政府代理人和行政权力重重压制的地方自治局里供职。伏尔加河流域诺夫哥罗德的杰出地方文化活动家嘉泽斯基这样描述19世纪后半期外省文化和外省知识分子命运的转变:“在40年代的(自由主义的——笔者注)理想中受教育,在60年代着手加工并将这些理想付诸实现,无论如何也无法接受在80年代的理想丧失……”[20]

诚然,80年代的反动趋势并非一蹴而就,60年代启动的改革力量维持着强大的惯性,在推动文化的思想运动依然在积极地寻找出路,这里面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图书和期刊的出版及印刷企业的增加。1865年俄国共出版1863本书,两年后已达到3388本,到1890年俄国出版物在总体数量上仅次于法国和德国,1895年以俄文出版的书籍共计8728本;与之相应的是出版机构数目的增长:1861年俄国有164家印刷厂,1894年已经有了1315家印刷厂[21]。在外省,图书出版活动集中在城市,尤其是省会城市。书籍出版数量从1855年的185本增加到1881年的2401本(增长了近13倍),尽管总体上外省出版的书目只占俄国总体的三分之一[22]。外省的书刊出版和订阅情况提供了对于积极参与文化建设的外省人的某种认识,举杂志《欧洲通报》为例,该杂志每一期都有专门讨论省城生活问题的专栏《国内纵览》,因而广受外省知识界的关注。1870年第12期公布了订户的分布和数量:在俄国和国外共有7000个订户,其中彼得堡有1519人,莫斯科有489人,而杂志的基本订户在外省城市,有4915人。在外省和边区,贵族文化传统浓厚的地区,订户在人口中的比例较高[23]

在上层官僚中,以波别多诺斯采夫、德米特里·托尔斯泰、季里亚诺夫为代表的极端保守分子,花费了相当长的时间,才使得外省文化的改革方向被彻底终止。在外省,则是付出整整一代人的生活为代价,这里面就有《三姊妹》中的普罗佐洛夫一家,他们和周围人的书刊阅读,反映出具有史诗规模的外省文化变迁过程。

在戏剧的第一幕中交待了三姊妹和她们的哥哥在去世的“父辈”理想主义者[24]教导下曾经的读书活动。这种读书习惯至今维持,玛霞在开场时便坐着看书,安德烈出场时则宣称他今天“心绪不佳”,“看书一直看到四点钟”,打算在暂居外省的时间“翻译一本英文书”。在之后的剧情发展中,安德烈和切布狄金与《万尼亚舅舅》中的玛丽雅·瓦西里耶芙娜一样,基本上做到手不释卷,不过这种读书反映的已经是另一种情况,下文中将有分析。

按照安德烈的说法:“我们的父亲,愿他在天国安息,硬逼着我们念书。这是可笑而愚蠢的……多亏父亲督促,我和姐妹们才学会法文、德文、英文,伊莉娜还学会了意大利文。”玛霞紧接着总结说,在外省城市里“学会三种语言是一种不必要的累赘,还第六个手指头一样。我们学会许多多余的东西”。的确,在这样的外省城市里,没有人能够欣赏音乐,读书更是一件奢侈的事情。现实中的粗暴庸俗在逐渐排挤真正的文化:伊莉娜懂四门外语,但已经忘记了如何用意大利语说“窗子”或者“天花板”,娜塔霞则自信地在一切地方展示她蹩脚的法语;玛霞在念普希金的诗时觉得“脑子乱了”,索列内依则在野蛮地杀害土旬巴赫之前还念着莱蒙托夫的诗句;最后,安德烈放弃了英文书的翻译,最终没有成为莫斯科大学的教授,而平庸胆小,在一切方面模仿权威的库雷京不停地背诵拉丁语的格言来“教导”三姊妹如何遵照“形式”生活。蛮横狡诈的娜塔霞,戏剧中唯一的母亲,毫不留情地把三姊妹排除出房子(外省城市里的文化堡垒),摧毁了美丽的花园,从她这一方面,普罗佐洛夫一家的读书简直可以用“文化的无效性”[25]来定义:在她逐步霸占房子的过程中,安德烈只能凑着她忘在桌上的蜡烛读书;在她无耻地与普罗托波波夫出门兜风的时候,毫不在意地打发丈夫继续“读书”,而安德烈则在这个普罗托波波夫担任主席的地方自治局做了秘书。

对于安德烈的堕落,玛霞评论说:“所有的希望全完了。成千上万的人民抬起一口钟,为它花费了很多的劳力和金钱,可是它忽然掉下地,砸碎了。这是忽然之间,无缘无故发生的。安德烈就是这样……”“在描写一个只是未成功的教授的菲薄的命运中,这种史诗的气魄从何而来?”俄国学者拉普申问道,“这里说的不只是安德烈,也不只是普罗佐洛夫将军教育体系遭遇的破产。这里——并非偶然——说的是‘成千上万的人民’,他们不可能在生平上与安德烈相交接,但可以假设,他们在数代人的时间里为这个主人公的生活最终应该表现出的东西做着准备……”[26]要知道,像三姊妹、土旬巴赫、韦尔希宁这样的知识分子,在外省并非凭空而降,他们的文雅、知识、礼貌、修养是几代人付出艰苦的劳动和耐心,缓慢地积蓄文化力量的结果,但“忽然之间”就“无缘无故地”毁灭了。

丧失了学术前途的安德烈,只能向耳聋的费拉朋特回忆以往在读书中寄寓的希望:“生活起了多么古怪的变化,多么会欺骗人啊!今天我闷得慌,闲着没事做,就拿起这本书,大学的旧讲义,我就觉得好笑……我只能做本地的地方自治局的委员,而我每天晚上却梦见我是莫斯科大学的教授,著名的学者,俄罗斯国土引以为傲的人!”与三姊妹一样,安德烈萦绕于怀的首都莫斯科是他们祈求能一劳永逸解决生活意义问题的,永远无法触及的幻想。费拉朋特,听不清安德烈的话,只能前言不搭后语地转述从“包工头”、“省税务局的看门人”那里听来的话:“在莫斯科……有一个商人吃了四十个煎饼,好像胀死了。”“要把整个莫斯科用一根大索横着隔开来。”“今年冬天彼得堡好像冷到零下二百度了……好像有两千个人冻死了……不知道这是在彼得堡还是在莫斯科,我记不清了。”费拉朋特是外省城市的代表,也是外省浑浑噩噩的集体意识的承载者,同样将许多荒诞不经的奇迹注入对首都的幻想。这种幻想展现了俄国知识分子与人民大众之间,外省与首都之间悲剧性的隔阂。

在写作《万尼亚舅舅》和《三姊妹》的19世纪90年代和20世纪初,契诃夫的中短篇小说里的外省城市的落后形象逐渐与“不读书”这个动机绑定在一起。比如在以《一个外省人的故事》为副标题的《我的一生》中,主人公这样描述自己的故乡:“没有公园,没有剧院,没有象样的乐队。市立图书馆和俱乐部的图书馆只有犹太籍的少年才去,因此杂志和新书放在那儿,一连好几个月没有人去裁开书页。”在《姚尼奇》中则说到:“一般说来本城的人是不大看书的,此地图书馆里的人说,要不是因为有这些女孩子和年轻的犹太人,图书馆尽可以关掉。”最后,《我的一生》的主人公在向自己的父亲控诉这个城市时绝望地说道:“我们这座城已经存在了几百年,在这几百年里它没有为祖国献出一个有用的人,一个也没有!凡是稍稍带点生气的、稍稍发出点亮光的东西在萌芽时期就统统被你们扼杀了!这座城只培养小店主、酒馆老板、办事员、教士,这是一座无用的、没益处的城,即使它忽然陷进地底下去,谁也不会觉得可惜。”《三姊妹》中安德烈最后的独白为外省城市形象的定格描下最浓重的一笔:

我们的城市已经存在二百年,有十万居民,可是其中没有一个人跟其余的人有什么不同;过去也罢,现在也罢,没有一个建立丰功伟业的人,没有一个学者,没有一个艺术家,就连一个稍稍出众因而惹人羡慕或者使人产生模仿的热烈愿望的人也没有……大家光是吃饭,喝酒,睡觉,然后死掉……另一些人出生,也还是吃饭,喝酒,睡觉,为了不致闲得发呆,他们就进行卑鄙的诽谤,灌酒,打牌,打官司,借此使生活添一点花样;妻子欺骗丈夫,丈夫做假,装出什么也没有看见,什么也没听见的样子;无法抗拒的庸俗影响压制着孩子们,神圣的火花在他们的身上熄灭,他们变得像他们的父母那样渺小可怜,彼此相仿,就跟死人一样……

正如安德烈所说(这段话完全可以用在他自己身上),在远离文明的外省城市,稍微露出一点苗头的“神圣的火花”,在四周庸俗力量的压制下,很快便熄灭了。一部分外省知识分子心力交瘁,理想崩溃,自暴自弃;同时另一部分属于父辈的知识分子则依旧在“思想性”的书籍里寻找往日的幻想,正如《万尼亚舅舅》中沃伊尼茨基对自己母亲玛丽雅·瓦西里耶芙娜的评定:“一只眼睛已经在瞧着坟墓,另一只眼睛却还在她那些深奥的小书里寻找新生活的曙光”。当自己的儿子和孙女已经陷入绝望和痛苦的深渊时,她依然埋头读书,手里捏着一支铅笔,丝毫不理会周围生活中发生的变化;唯一感到“可怕”的,是书本中不断变化的思想潮流。

在《三姊妹》中,主人公们阅读书籍,尤其是切布狄金大量地阅读报纸,意味着“置换现实的世界”[27]。切布狄金说他自从离开大学以后一本书也没有读过,光是看报纸。这些是什么报纸,剧本中没有明说,但在这样的报纸上既可以读到杜勃罗留科夫、巴尔扎克的名字(正如在俱乐部里听到莎士比亚和伏尔泰的名字,可是无论切布狄金还是其他高谈阔论的人,对这些作家写的作品都一无所知),也可以看到治头发脱落的方子和齐齐哈尔天花流行的消息。但是,所有这一切在他看来都“无所谓”,因为“也许我们只是觉得我们存在,而实际上并不存在”。在最后一幕中,他声称要“从根本上改变自己的生活”,可是在说话的同时他“把一张报纸放进衣袋里,取出另一张”,似乎表明这样的改变只不过是换了一种虚幻的形式而已。

19世纪末俄国外省知识分子面对沉重的社会环境时,这种书刊实际上是逃避现实的强烈诱惑,而且对三姊妹产生了致命的影响:玛霞说自己“渐渐变得粗暴,变得凶恶”,而伊莉娜则在工作中“无缘无故”地对一位太太说了许多无礼的话,只是因为这位太太的儿子死了,她要打电报给自己的弟弟,可是只知道弟弟住在萨拉托夫,却想不起地址,结果这个电报没有地址就打出去了,如同在信封上只写了“乡下爷爷收的”万卡。只有来自莫斯科的军官,一生中“读了很多书”的韦尔希宁,在精神上鼓舞三姊妹:“这个有着十万人口的城市当然是落后和粗鲁的,我们就假定其中像你们这样的人只有三个。不消说,你们没法征服你们周围的愚昧的群众;在你们的一生当中,渐渐的,你们不得不让步,隐没在那十万人当中,生活把你们压倒了,不过你们仍旧不会消失,你们不会不留下影响;你们死后,像你们这祥的人也许会出现六个,然后十二个,到最后,像你们这样的人就成了大多数。过上二百年到三百年,人间的生活就会不可思议地美好,令人惊叹。”

可是,就在这段话之后,库雷京将契诃夫戏剧中唯一指明确定内容的一本书送给了伊莉娜(到处送书本身暗示了这本书确实微不足道而且无人问津)。这本书是他写的本地中学五十年的历史,在其中可以找到“五十年来我们中学全部毕业生的名字”。屠尔科夫认为:“韦尔希宁对进步所抱的不具体的浪漫主义指望竟与库雷金关于当地半个世纪来的教育工作所做的死板的形式主义总结紧紧地联在一起”,因此这份毕业生的名单“似乎是一大片墓地,甚至与其说这是埋葬人的墓地,不如说它是埋葬希望的墓地”[28]而安德烈便已经被埋葬在这片墓地中,前面引用的那段独白仿佛也是对自己这一时代外省命运的注解。

契诃夫这两部外省戏剧中人物的阅读书刊,反映了19世纪后半期在愈益保守的政治生态环境下外省知识分子的命运变化。书刊在60年代本来是进步的标志,到了世纪末和20世纪初则成为逃避生活现实的海市蜃楼。在契诃夫戏剧中,唯一写书的只有首都教授谢烈勃利亚科夫和外省中学教师库雷京,也只有他们自认为找到了生活的意义,信心十足地向周围人提供明确的“指示”。因此,这两部戏剧中的外省,仿佛具有两个不一致的时间远景。其中之一,显现在阿斯特罗夫对“一千年后人类会幸福”和韦尔希宁对“过上二百年到三百年,人间的生活就会不可思议地美好,令人惊叹”的难忍难熬的期待中;另一个,显现在一切将返回原状,未来的人们仍然痛苦缠身的预感之中:“再过一千年,人仍旧会叹着气说:‘唉,生活是苦事!’”与之相应,有两种对立的历史感始终保持着复调性共存:其一是主人公们指出的明显的进步:“现在没有拷问,没有死刑,没有敌寇入侵……这个社会的道德水准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现在和过去有着多么大的差别!”其二是主人公们亲身感受到的退化、堕落,文化和知识面对庸俗力量的无效性。

难道,戏剧主人公们用自己的生活实践所确证的退化,要推翻他们口头宣称的历史进步?契诃夫对这个疑问有十分明确的回答,在1894年写给苏沃林的信中他说:“我从小就相信进步,而且也不能不相信,因为在我挨打的时代和我不再挨打的时代之间的差别是非常大的。”

相信进步,意味着相信个人为总体的文化所付出的持之以恒的努力,拒绝“首都——外省”的对立神话,以广阔的全民族视野和深刻的历史性眼光看待身边的一切似乎琐碎微小的事物。契诃夫在笔记本里说:“我相信个别的人,我在那些到处分布于全俄国各地的个别人——无论他们是知识分子还是农民——身上看到拯救;虽然他们人数少,力量却在他们身上……”90年代末同时期创作的一系列小说,如《我的一生》、《贝琴涅格人》、《在故乡》、《在大车上》、《新别墅》、《公差》、《新娘》等,呼应了外省戏剧的文化隔绝主题。在《公差》中,年轻的侦讯官雷仁原本认为,在他所生活的距离莫斯科一千俄里的外省,“一切都算不得生活,算不得人”,而莫斯科和彼得堡才是“祖国,真正的俄罗斯”。可是,当雷仁意识到自己的责任后,他看到外省与首都有着肉眼看不见的,然而有意义的、必要的联系,而且在生活里,甚至在最荒凉的穷乡僻壤,也没有一件事情是偶然的,一切事情都充满一个共同的思想,一切事情都有同一个灵魂,同一个目标

因此,在契诃夫笔下,“首都——外省”这一具体的历史事实,超出了历史时间的框架,获得了永恒的,具有“拯救”性质的道德价值。

 

注释:

[1] Белинский В.Г. Петербург и Москва // Полн. собр. соч.: В 13 т. Т. 8. М. Изд. АН СССР. 1955. С. 397.

[2] Батюшков К.Н. Стихотворения. М. Худож. лит. 1987. С. 43.

[3] 冈察洛夫:《平凡的故事》,周朴之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第45页。

[4] Ясинский И.И. Три сестры // Рус. обозр. 1891. № 5. С. 483.

[5] Собенников А.С.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ый символ в драматургии А.П. Чехова. Иркутск. Изд. Иркут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1989. С. 161.

[6] Очерки рус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XIX века: В 6 т. Т. 3. Культурный потенциал общества. Ред. Кошман Л.В. и дрг. М. Изд-во Моск. ун-та. 2001. С. 388.

[7] Карамзин Н.М. О книжной торговле и любви ко чтению в России // Вестн. Европы. 1802. № 9. С. 58-59.

[8] Цит. по: Ред. Кошман Л.В. и дрг. Очерки рус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XIX века: В 6 т. Т. 3. М. Изд-во Моск. ун-та. 2001. С. 392.

[9] 《普希金小说戏剧选》,智亮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94页。

[10] Потапенко И. Не герой // Сев. вестн. 1891. № 9. С. 17.

[11] 剧本里没有直接指明谢烈勃利亚科夫教授在哪里的大学执教,但当代学者的研究证明,这个人物的原型之一是彼得堡一位声望卓著的大人物(屠尔科夫:《安·巴·契诃夫和他的时代》,朱逸森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10页;Лакшин В. Я. Толстой и Чехов. М. Сов. писатель. 1975. С. 210.),而且同时代人也立刻把他当作在彼得堡坐享清福的“蠢人”(《淡淡的幽默——回忆契诃夫》,倪亮、杨骅、严梅珍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年版,第441页)。

[12] 本文中契诃夫作品均引自《契诃夫文集》16卷,汝龙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1999年版,部分文字根据俄文原文略有修改。

[13] Senelick L. Anton Chekhov, London: Macmillan, 1985, P. 100.

[14] Клейтон Д. Отсутствие веры (О психологическом строе, символике и поэтике пьесы “Дядя Ваня”) // Науч. совет РАН «История мировой культуры», Чехов. комис., Отв. ред. В.Я. Лакшин. Чеховиана: Мелиховские труды и дни. М. Наука. 1995. С. 160.

[15] Цит. по: Ред. Кошман Л.В. и дрг. Очерки рус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XIX века: В 6 т. Т. 1. Общественно-культурная среда. М. Изд-во Моск. ун-та. 1998. С. 157.

[16] Шелгунов Н.В. Сочинения Н.В. Шелгунова. Очерки русской жизни. Спб. Изд. Поповой. Б.г. 1895. Стлб. 17—18.

[17] 加拿大学者威金斯论证,沃伊尼茨基对自己姐姐的孩子式的爱置换了其成年的过程,他保持为一个永恒的孩子,既盲目相信姐姐的智慧,也盲目相信姐夫谢烈勃利亚科夫教授的书本工作。(Vitins I. Uncle Vanj's Predicament // Slavic and East European Journal, 22, 4. 1978, P. 454—463.

[18] 梁赞诺夫斯基:《俄罗斯史》,杨烨、卿文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60页。

[19] 同上,第366页。

[20] Краткая некрология некоего благонамеренного литератора старца Александра (автобиография А.С. Гациского) // Сборник в память Александра Серафимовича Гациского. Нижний Новгород. Изд. Нижегородской Губернской Ученой Архивной Комиссии 1897. С. 4.

[21] 参见:Орлов Б.Н. Полиграфическая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ь Москвы: Очерк развития до 1917 г. М. Искусство. 1953. С. 165—166; Павленков Л.Н. Книжное дело и периодические издания в России в 1895 году //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вестн. 1896. № 10. С. 361. Куфаев М.Н.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книги в XIX веке. Л. Культурно-просветительное кооперативное товарищество Начатки знаний. 1927. С. 343—350.

[22] Общ. ред. Фролова И.И. Книга в России. 1861—1881: В 3 т. Т. 2. М. Книга. 1990. С. 141.

[23] 参见:Ред. Кошман Л.В. и дрг. Очерки рус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XIX века: В 6 т. Т. 1. Общественно-культурная среда. М. Изд-во Моск. ун-та. 1998. С. 179—180.

[24] 契诃夫戏剧中普遍存在的“父亲”的失职(《万尼亚舅舅》)或者干脆早死(其余的五部大型戏剧),是一个深刻的隐蔽的创伤,它解释了父辈理想的缺席和两代人联系的中断。

[25] Линков В.Я.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ый мир прозы А. П. Чехова. М. МГУ. 1982. С. 16.

[26] Лапушин Р.Е. “...Чтобы начать нашу жизнь снова”(Экзистенциальная и поэтическая перспективы в Трех сестрах) // Науч. совет по истории мировой культуры. Ред. А.П. Чудаков и др. Чеховиана: «Три сестры» 100 лет. М. Наука. 2002. С. 22.

[27] Ивлева Т. Г. Автор в драматургии А. П. Чехова. Тверь. Твер. гос. ун-т. 2001. С. 105

[28] 屠尔科夫:《安·巴·契诃夫和他的时代》,朱逸森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4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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