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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布罗维奇:孤独,却自命不凡

作者:高 兴 来源:文艺报2014年10月24日

                                                       

绝大多数中国读者,从昆德拉的随笔集《小说的艺术》中,第一次接触到贡布罗维奇这个名字。昆德拉在不少文章中都提到了他,对他大加赞赏,并将他同卡夫卡、布洛赫和穆齐尔并称为“中欧四杰”。高傲的昆德拉痛恨被人称作东欧作家,反复强调自己属于中欧文学传统。 

读过显克维奇、莱蒙特、伊瓦什凯维奇等波兰作家,再来读贡布罗维奇,我们会感到巨大的差异。一个迥然不同的文学世界。至少在表面上,充满了荒诞、想象和游戏。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贡布罗维奇的确代表着波兰的荒诞派戏剧。他是以剧作登上波兰文坛的。他的重要贡献在于,将现代性引入了波兰文学。可惜,在相当长的岁月里,人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这兴许同他的人生遭遇有关。有趣的是,他的一生竟也像他的作品一样的荒诞。因此,我想有必要稍稍详细地介绍一下他的生平。 

维托尔德·贡布罗维奇(Witold Gombrowicz, 1904—1969)出生于波兰凯尔采省奥帕托夫县马沃什策村一个地主家庭。田野、家庭教师、家庭图书馆伴随了他的童年。十来岁时,随父母迁居华沙。上中学时,喜爱波兰文和法语,厌恶拉丁文、几何学和代数学,时常交白卷。16岁时,就有写作冲动,想用文字将家族的历史描绘出来,但最初的作品“由于过分稚嫩”被自己打入冷宫,从未拿出来发表。1923年,他进入华沙大学学习法律,但对所学专业毫无兴致,常让家里的仆从穿戴得“相貌堂堂的”,冒充他去上课。大学毕业后,奉父亲之命,前往法国巴黎攻读哲学和经济学。1928年回到华沙,在法院担任见习律师。一段特殊的经历,让他接触了形形式式的人物。只不过,他是用另一种目光看待这些人的:“我从来就分不请谁是法官、谁是犯人,有时还会同犯人握手。”正是在法院工作时,他创作并发表了第一批短篇小说,真正开始写作生涯。 

1937年,贡布罗维奇写出了长篇小说《费尔迪杜凯》。但这部作品当时不但没有给他带来应有的声誉,反倒为他招致了不少敌意。1939年,他应邀作航海旅行,来到布宜诺斯艾利斯。不料,就在那时,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他有家难归,竟在阿根廷滞留了整整二十四年。有很长一段时间,居无定所,穷困潦倒,靠化名为各类小报撰稿勉强度日。他的反叛个性使他始终无法接近阿根廷正统的文学界。用他自己的话说,他甚至都忍受不了那些年龄超过二十七八岁的作家。有一段时间,生活得极为空虚和荒唐。在他找到一份银行的工作后,生活稍稍稳定,才又继续写作。先后写出了剧本《婚礼》(1947)、《轻歌剧》(1955)、长篇小说《横渡大西洋》(1950)、《春宫画》(1960)、《宇宙》(1964)等重要作品。 

1950年,他与波兰侨民在巴黎创办的文学研究所建立联系,并在该所的刊物《文化》上发表作品。还在巴黎出版了他的几乎所有作品以及三卷本《日记》,开始为世人所瞩目。长篇小说《费尔迪杜凯》更是备受青睐,成为贡布罗维奇的“文学通行证”。与此同时,波兰国内也开始重新打量他的作品。他的同胞,定居美国的诗人米沃什曾写过洋洋数万字的论文,告诉世人“谁是贡布罗维奇”。 

1963年,福特基金会提供的一份资助又一次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从此,他告别美洲,回到了欧洲。对于他来说,一个时代终于结束了。另一个时代正式开始了。关于阿根廷,他直率地说道:他只是想爱它,可惜并没有爱上。 

回到欧洲后,贡布罗维奇先在柏林生活了一年,后又来到巴黎。耐人寻味的是,他都到了自己的祖国波兰门前了,却最终没有回去。1964年,他在巴黎附近的洛雅蒙,邂逅了加拿大女学生玛丽·丽塔·拉布罗塞。196812月,他们结为夫妻,定居旺斯。然而,在结婚仅仅八个月后,贡布罗维奇因心脏病发作,离开了人世。 

贡布罗维奇是以强烈的叛逆姿态登上文坛的。不仅作品如此。性格也是如此。米兰·昆德拉可谓他的知音。昆德拉说:“作家的本性使他永远不会成为任何类型的集体代言人。更确切地说,作家的本性就是反集体的。作家永远是一匹害群之马。在贡布罗维奇身上,这一点尤为明显。波兰人一向把文学看作是必须为民族服务的事情。波兰重要作家的伟大传统是:他们是民族的代言人。贡布罗维奇则反对这样做。他还极力嘲笑这样的角色。他坚决主张要让文学完全独立自主。” 

“害群之马”,这是昆德拉给予贡布罗维奇的最高评价了。昆德拉眼中的害群之马还有:文学家塞万提斯、狄德罗、卡夫卡、布洛赫、穆齐尔,音乐家斯特拉文斯基、雅那切克,等等。他们一般都是“家庭中不受疼爱的孩子”。 

贡布罗维奇压根儿就没指望得到“疼爱”。他从一开始就决裂。同传统决裂。同模式决裂。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他的作品在波兰文坛便显得格外怪异、离谱,让人怎么都看不顺眼。他的文字往往夸张,扭曲,怪诞,人物常常是漫画式的,或丑态百出,或乖张古怪,他们随时都受到外界的侵扰和威胁,内心充满了不安和恐惧,像一群长不大的孩子。作家并不依靠完整的故事情节,而是主要通过人物荒诞怪癖的行为,表现社会的混乱、荒谬和丑恶,表现外部世界对人性的影响和摧残,表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类的无奈和异化,以及人际关系的异常和紧张。 

长篇小说《费尔迪杜凯》就充分体现出了他的艺术个性和创作特色。这是一部语调嘲讽、手法夸张、人物滑稽的好玩的小说。小说中的尤瑟夫是位年过三十的作家,总是用在常人看来“不成熟的”目光打量一切。这实际上是另一种清醒。正因如此,他的目光从本质上来看是绝对怀疑和悲观的。他明白,“什么事也不会发生,什么变化都不会出现,无论什么事永远都不会到来,无论想干什么都干不成,无论想采取什么步骤都是徒劳。”这种意识让他时刻感到“一种非存在的畏惧,非生存的恐怖,非生命的不安,非现实的忧虑”。他认为在一般人看来越是愚钝、越是狭隘的见解,反而越是重要、越是迫切,就像一双挤脚的鞋比一双合适的鞋对脚的刺激更强烈一样。这样的人,自然为社会、为那些书中常常提到的“文化姑妈”所不容。于是,他的老师平科强行将他变成一个只有十几岁的少年,逼迫他返回学校,也就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了。一连串荒唐有趣的故事就这样开始了。作者在写作时完全打破了所谓的文学的使命感和庄严感,采取的是一种极端随意的、不正经的笔调。比如,作品中就有好几页,专写天上的月亮。作者将月亮描绘成“挂在天上的屁股”:“这时那超级屁股升上了高空,向世界洒下千万道令人目眩的光芒,而这个世界宛如世界的仿制品,是用硬纸板剪出来的,给涂上了一层绿色,并被上方熊熊火焰所照亮。”在词汇的使用上,贡布罗维奇也突破了一切禁忌,最俗最糙最反美学的词汇都敢用,甚至还生造出不少词汇来。这又是一本完全靠行动支撑的小说,几乎没有心理描写,只有行动,用行动揭示人物的心理,用行动塑造一个个形象。在讲故事的间隙,作者又时常以主人公的口吻发表一些奇谈怪论。细细琢磨这些奇谈怪论,读者不难发现其中深刻而又前卫的思想。作者甚至在小说的最后声明:谁若去读它,谁就大大受骗。这种精心的“随意”、“出格”和“自我贬损”使得他的作品获得了无边的空间和时间。想象的天地也就异常广阔。我想,书中两个学生敏透斯和塞丰的鬼脸决斗,还有高级综合专家菲利陀尔和高级分解专家反菲利陀尔的较量,无论谁读过之后,都不会轻易忘记。我们也决不要被作者表面的“不正经”所迷惑。事实上,无数针对人性和社会的寓意和批判在书中处处可见。虚伪的教育家、短视的文化界、肤浅的“半知识分子”、贪婪、脆弱的地主乡绅及其他各色人等都一一被作者讽刺、嘲弄并揭露。作者在讲述一个人物时还不厌其烦地罗列了那么多的疾病,矛头难道不正是在指向整个社会吗? 

    读贡布罗维奇,总会让我想到昆德拉。反过来,读昆德拉,也总会让我想到贡布罗维奇。他们两位有着太多的共同之处:都来自中欧,有着相似的文学背景;都由于阴差阳错,陷入流亡的境地;都主要以长篇小说立足文坛,并享有声誉;都只写过为数不多的短篇,而且严格说来,都只出过一部短篇小说集;他们的小说都充满着某种游戏性。 

    游戏性意味着打破所谓的庄重和神圣,解构所谓的意义。游戏性正是现代性的一种体现。对于贡布罗维奇,游戏性最能表现文学的独立自主,游戏性在相当程度上也就是不正经:不正经的人物,不正经的故事。翻开贡布罗维奇短篇小说集《巴卡卡伊大街》。其中的人物和故事似乎都是不正经的。贡布罗维奇诸多小说说到底都是表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且都是不太正常的关系。他对正常的关系不感兴趣。不正常才有看头,才有意思,才有游戏性的空间,也才有更多文学上的可能。《检查官克拉伊科夫斯基的舞伴》是篇令人拍案叫绝的短篇,也颇能代表贡布罗维奇的风格。小说中的“我”如此形容自己:卑微,僵化,柔弱无阻,且已病入膏肓,顶多活不过一年。看戏成为他活着的唯一理由。歌剧《吉卜赛公主》,他竟然看了三十多遍。然而,就在他准备看第三十四遍时,由于求票心切,没有排队,直奔售票口,而被检察官克拉伊科夫斯基一把提留了出来。如此,“我”与检察官也就产生了关系。“我”自尊心受伤,决意报复。但“我”又是如何报复的呢?恰恰将卑微和谦恭当作了武器。“我”寻找各种机会跟随检察官,向他鲜花,为他付蛋糕钱,同他走进同一家餐厅,给检察官追逐的女士写纸条,鼓励她接受检察官的求爱。检察官终于恼羞成怒,举起拳头时,“我”主动弓腰,献上自己的脊梁。卑微和谦恭,不知不觉中,转化成一件利器,具有无限的杀伤力。《斯特凡·恰尔涅茨基的回忆》中,“我”的成长受到父母关系的深刻影响。“我”很早就注意到,父亲厌恶,甚至仇恨母亲,常常用最恶毒的语言辱骂母亲。对于“我”来说,生活之谜正是从这里开始。而且“这个谜散发出的团团迷雾让我陷入道德的灾难”。家庭,学校,战争,情感等等各种因素最终将“我”塑造成一个“道德沦丧的人”,或者说,一个完全不正经的人。在“我”看来,“所谓爱情实际上和打斗有诸多相似。两个人打斗不也是又捏又掐,或者抱在一起撕扯”。最终,“我”竟然建立了自己的主义,并提出了这样一些纲领:“我要求,把我的母亲切成小片,凡是没有足够热情祈祷的人,都可以分到一片。父亲也一样,把他交给那些没有种族观念的人,分而食之。我还要求所有的微笑,所有的美貌和优雅都按需分配。至于无法证明正当的憎恶统统关到‘惩罚室’,严惩不贷……贯彻纲领的方法主要由咯咯咯尖笑和眯细眼睛看人这两部分组成。”简直是太不正经了。可从这种不正经中,我们又可领悟到多少丰富的意味。我个人最喜欢《宴会》,认为它是贡布罗维奇短篇小说中的精品。《宴会》涉及君臣关系。卑鄙丑陋的国王即将举行婚礼。大臣们为了阻止他给王国蒙羞,只好借助沉默和模仿这一武器。国王站起来,大臣们也都站起来,国王坐下,大臣们也都坐下,国王打碎两只盘子,大臣们也都打碎两只盘子,国王跳起来,大臣们也都跳起来,国王捏死公主,大臣们也都捏死身边的夫人,国王惊恐逃跑,大臣们也都跟着他逃跑,这时,最耐人寻味的一幕出现了:“没有人知道,国王究竟是在逃跑,还是在率领众宾客向前冲锋。”在民众看来,“这位超越一切的国王,正率领着他超越一切的军队,在做一次超越一切的冲锋”。读着这样的小说,你会感叹,游戏性是需要天赋,需要巨大的想象力和创造力的。甚至可以说,在贡布罗维奇的小说天地里,游戏性就是想象力和创作力,就是深刻思想的最好表现。 

   贡布罗维奇肯定是昆德拉的老师。他教会了昆德拉文学中游戏性和不正经的厉害。昆德拉自有聪明和狡黠之处。特殊的背景和经历在他内心培育出一种怀疑精神,而游戏性和不正经成为表达和散发这种怀疑精神的最有效的手段。对于文学来说,怀疑精神更为宝贵,它反过来又将游戏性和不正经提升到一种近乎神圣的高度。 

   贡布罗维奇始终认为,“每个艺术家都必定是自命不凡的”,“写作就是艺术家为了自己的个性和荣誉跟大众进行的一场战斗”。孤独于他也就难以避免。他在日记中这样分析过自己的状况:“我的独立自主,我的自发性,甚至冒失的放肆无礼,对所有人的藐视,对各方面的挑衅,仅仅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这一切都是源于我的社会和地理处境。我曾经被迫不把任何人当回事,因为也没有任何人把我当回事。我是在几乎与世隔绝的情形下成长起来的。我想体验过如此孤独的文学家恐怕没有几个。”在漫长的岁月里,他的作品在自己的祖国一直受到冷落,有一段时间甚至还被禁止出版。他同波兰知识界的关系始终非常紧张,以至于三十五岁离开波兰后,再也没有回国。尽管如此,他却一直坚持用母语写作。而阿根廷对他来说,也并不是一块文学乐土。事实上,在那里,他始终没有真正进入文学圈子。不仅如此,他甚至还被撵出了文学咖啡馆。然而,这种叫人沮丧的境地在某种程度上又成就了他:“我变得勇敢无畏了,因为我绝对是一无所失。我既无荣誉,也无生计,也无朋友。我不得不找出自我,依靠自我,因为除了自己,别的人我谁也不能依靠。我的表现形式就是我的孤独。”直到生命的最后岁月,他才享受到了一点应有的评价和声誉。有不少人替他打抱不平,觉得他的同样散发出浓厚存在主义气息的《费尔迪杜凯》实际上比萨特的《恶心》要早,但他却没有获得萨特那样的声望。是战争耽误了他。是流亡耽误了他。 

其实,流亡是贡布罗维奇的宿命。他自己也说过,任何一个尊重自己的艺术家都应该是,而且在每一种意义上都是名副其实的流亡者。他的流亡,他的非波兰性,使得他进入更大的视野。因此,他是世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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