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两种形式，其一是独立的文化系统历史性地纵向积累、延续，这是文化的内敛式连续发展；其二，则是不同文化之间通过横向的传播、碰撞与融合，给彼此注入新的活力和内涵，表现出文化系统的开放性与兼容性。随着国际交往的日益深入、频繁，后一种方式的文化发展在今天看来，就显得尤为重要了。两国之间的交往关系往往会随着历史环境的发展而发生改变。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与匈牙利建立了平等的外交关系，21世纪的今天，两国无论在经济、政治，还是文化、科技等领域都展开了多元化的合作关系。然而，中国与匈牙利的往来关系，萌发于14世纪，随着15世纪拉开的全球航海新篇章，匈牙利人与中国人的接触变得日益频繁，整个19世纪，匈牙利人通过陆路和海陆不断东来，直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两个国家保持的交流关系，可能比想象的要深入得多。在国家提出“一带一路”的发展思路，与中东欧国家开展紧密合作关系的今天，追溯中国与匈牙利这个在中欧地区有着重要影响力的国家之间的早期交往史，不仅可以从史实的角度巩固两国的友好关系，更是从史料的角度，探察双方在进行交往过程中的双向影响与接受，为两国今天的合作发展提供历史的借鉴与保障。 

一、19世纪以前的中匈关系 

2012年，李克强总理在访问匈牙利时，匈牙利总理欧尔班曾说：“匈牙利民族来自东方，毫无疑问我们的祖先来自亚洲。”他的这句话并非信口开河。根据张星烺先生所编《中西交通史料汇编》可知，两汉时期匈奴屡屡进犯，成为中原地区一大患。后来，匈奴势力稍衰，于公元三七六年随匈奴王阿提拉大举西侵欧洲，并成功占领今天的喀尔巴阡盆地多瑙河流域一带，但后来被来自北方的日耳曼人所败，残余的匈奴人四散流失，不知去向。今天的匈牙利人虽然并非阿提拉部族的后裔，但也曾在高加索山之麓水草丰沛之处安营扎寨，被称作北褥九离或北褥九特人[①]，后被裴奇內格族（Pecheneg)所逼，于九世纪末西迁至欧洲多瑙河畔。13世纪伊斯兰作家宜依宾赛义德称：“匈牙利人（Hongross)亦居秃纳【多瑙】河畔，为北褥九特族之兄弟，由日耳曼人而传入基督教。”[②]《隋书》中记载，北褥、九离为古代中国北方铁勒人的部族。[③] 

匈牙利的书面记载历史，准确来说肇始于阿尔巴德王朝，也就是公元九世纪中期。在此之前，学界惯称的“匈牙利史前史”并没有确切的文字记载流传后世。罗伯特·拜德勒克斯和伊恩·杰弗里斯在《东欧史》中写道：“中世纪东中欧的民族和政治的起源问题，一直笼罩在迷雾之中……就第一个千年的大部分时段而言，历史学家关于东中欧地区及其居民所做的大量论断很大程度上都是肆意的臆测和推断，它们确立的依据基本上极为模糊、零碎、模棱两可，其证据多以语言学和考古学为主。”[④]历史学家龚方震在其研究中发现，匈牙利人与突厥人的关系，可以从语言学上反映出来：匈牙利语中的某些日常词汇，与同属突厥语的哈萨克语、土库曼语、巴什基尔语等语言有相似之处，“现代匈牙利语中约有9%属突厥词汇”[⑤]；其次，马札儿一词的现代写法是“magyar”,史学家敏诺斯基根据古匈牙利语的发音拼写规则，将“magyar”一词还原为古匈牙利语后，写作“mojgher”，由“moj”和“gher”两个部分组成，而“gher”这一词尾，与突厥民族巴什基尔（Bashghir）有关。[⑥]尽管学界对匈牙利人的来源并无定论，但可以肯定的是，匈牙利人的确来自东方，他们的祖先在公元五、六世纪西迁后，便融入了欧洲文明，匈牙利人是欧洲大陆上与东方关系最密切的一个民族。 

1492年8月3日，哥伦布的帆船从给西班牙帕洛斯港出发的那一天起，人类迈向全球化的脚步就再也没有停歇下来。1498年葡萄牙人进入印度洋，1517年葡萄牙人的船队驶入广州湾，1565年西班牙人占领了吕宋群岛，“伊比利亚半岛上的这两个国家在中国南海相遇，世界合围，全球化开始”[⑦]。撇开蒙古人入侵欧洲，与匈牙利人正面冲突的侵略战争不谈，中国对匈牙利人的了解，最早始于传教士来华后编撰的一系列舆图地志，比如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参与编绘的《坤舆万国全图》中就有“翁阿利亚”（Hungaria）的地名；另一位意大利传教士艾儒略编撰的《职方外记》对“翁加利亚”辟专节介绍。1751年乾隆皇帝下令编纂的风土地理类著作《皇清职贡图》中分别描绘了一名手握剑和烟斗的匈牙利男性及一名身着民族服装的匈牙利女性，将当时中国人对匈牙利人的想象具体化了。 

匈牙利人与中国的接触，始于14世纪的欧洲教会的来华潮。根据现有的历史记录来看，1341年抵京的盖尔盖伊教士是最早抵达中国的匈牙利人，他是当时的教皇本笃十二世于1338年向东亚派出的教会使团成员之一。14世纪后半叶，葡萄牙人费尔南多·孟德兹·平托的游记中提到一位名叫埃斯坎蒂·马岱的天主教教士出现在山东某城，后在当地殉道；1658年从海陆来华，陆路离开的传教士白乃心则为传教士开拓了一条安全、便捷的陆上来华通道。18世纪中叶，一位名叫叶尔基·安德拉什的裁缝搭乘荷兰船只从澳门登陆，游历了澳门、广东等地，近距离接触了中国的民风民情；同一时期，另一位名叫白纽夫斯基·莫里茨的士兵从堪察加半岛航行至台湾，并留下了在台时期的大量日记和文件，是早期比较客观的旅行手记。从文学上来看，早在1760年，莫尔纳尔·亚诺什主编的《著名的古建筑》一书中就提到了中国的情况。 

总体来看，19世纪之前的两国交流仅停留在零敲碎打的朦胧阶段，在文化上没有造成实质性的影响。 

二、19世纪以来匈牙利对中国的探索 

18世纪末19世纪初开始盛行的匈牙利人来自东方的观点，在匈牙利国内掀起了一阵来亚洲寻根的热潮，许多科学家、冒险家都不约而同地在这一时期来到东亚地区进行科学考察。其中最著名的是语言学家科洛什·乔玛·山多尔。他为了探寻匈牙利人的起源，只身途径印度，从西藏进入中国境内。后在西藏逗留期间，编纂了世界上最早的《藏英辞典》和《（英文）藏语语法》，倾其一生心血于藏文化研究，成为匈牙利，乃至世界藏学研究领域的一位标杆人物。 

自15世纪以来，匈牙利的命运一直与它的邻国奥地利牢牢地绑在一起。奥地利曾与土耳其奥斯曼帝国共同瓜分过匈牙利国土，当土耳其被驱逐后，奥地利转而又将曾经被土耳其占领的匈牙利土地收入囊中。哈布斯堡王室作为外国统治势力，其考虑问题的方式只会从整个帝国的角度出发，而并不会设身处地地站在匈牙利的立场上考虑，因此维也纳统治者制定的经济政策往往只是有利于帝国，从长远来看，对匈牙利是有危害的。例如在工业上，奥地利把匈牙利当成了原材料储备地，仅建立了区区“一两个生产粗棉纺品和半成品的手工业作坊”[⑧]，其他主要还是以落后的行业工会和家庭手工作坊为主，这大大制掣了匈牙利发展现代工业的步伐和速度。同时，除了奥地利以外，匈牙利无法与任何其他国家进行贸易交往，再加上匈牙利国内鲜有现代化的道路，交通极为不便，各地区之间缺乏交流与沟通，工业和商业发展速度特别缓慢。 

鸦片战争以后，英法德美等国纷纷在中国占领租界、攫取利益，此时的奥地利哈布斯堡帝国也不约而同地将眼光投向了遥远的东方。1857-1859年间，出于对海外市场的美好想象和急于与他国缔结外交关系、开展贸易交往的初衷，奥地利组织了一次“诺瓦拉”号军舰的远洋航行，作为这次航行的重要成就，奥地利分别与几个北非和南美国家建立了往来关系。初期建立的功勋鼓舞了哈布斯堡统治者进一步走出去的决心，19世纪60年代初，奥地利决定向东亚地区进发，抵达中国、日本和暹罗。1867年，由于哈布斯堡在普奥战争中的节节败退，加上匈牙利国内1848年革命的爆发，哈布斯堡帝国迫于压力，与匈牙利组成了奥匈二元帝国。这一决定，意味着匈牙利成为了一个带有一定限制的“民主国家”，国家内部事务由议会自行商讨、处理、解决。虽然匈牙利是与奥地利享有几乎享有相同地位的平行民主国家，但它并不拥有外交权、对外贸易权和国防权。事实上，匈牙利处于二元帝国的附属地位，因而，奥地利政府策划的东亚计划，从发展匈牙利国内经济的角度来看作用不大。尽管如此，匈牙利仍然承担了东亚计划三分之一的经费。1868年4月20日召开的匈牙利议会笔记中记载：“瓦什·萨姆公爵与中国方面保持了多年的贸易关系，非常熟悉当地的情况。匈牙利并非最大受益方，但假如同去(指加入奥地利东亚计划)，至少我们可以在那儿派出常驻机构。”[⑨]可以看出，19世纪下半叶匈牙利人东来的主要目的，并非是攫取商业上的巨大利益，而是为了给自己提供一次展现其公权力的平台，因为这是匈牙利在奥匈帝国成立后首次在国际舞台上的亮相。其次，匈牙利政府将这次外交行动视为在二元帝国的范畴内，有意识地独立与东方世界建立起的沟通渠道。 

与此同时，匈牙利科学院也在奥匈双方的政治博弈中看到了发展科学研究的良机。爱国诗人阿拉尼·亚诺什[⑩]在写给政府的意见书中建议，匈牙利政府承担的这部分经费，与其用作经济投资，不如用来资助科学研究。阿拉尼的这一倡议，得到了人称“最伟大的匈牙利人”塞切尼·伊斯特万的儿子塞切尼·贝拉伯爵的响应。他于1877年组织了一支由地质学家、语言学家和军人组成的科学考察队伍，对东亚各国进行了一系列的科学考察。在中国时，科考队一行沿着长江逆流而上，沿途考察了陕甘青川滇诸省的地理、自然情况，并搜集了大量的动植物、化石、矿物标本。回国后，塞切尼伯爵自费组织编写了厚达两千余页的《塞切尼·贝拉东亚科考成果》三卷本，后被相继翻译成英文和德文出版。这次考察，是19世纪下半叶欧洲人在中国西北、西南地区进行的最重要的科学活动之一，从自然科学的角度，为匈牙利人，乃至全世界认识中国，提供了崭新的观察视角。 

随着东亚计划的不断推进，官方层面曾有两名匈牙利人在清政府中谋得了一官半职，其中一人为帝国海军海关关长的法洛格·厄顿，他在1872—1888年间，陆续在匈牙利的报刊上发表了自己的在华见闻以及一系列关于中国经济、教育、地理、宗教等方面的文章。另一人是中国邮局局长的孔波尔蒂·尤布，他撰写的《扬帆游中华》、《长江洪水》、《在华十年》等描绘中国风土人情的一手材料，都是研究19世纪末匈牙利人对中国的观察、评论最好的材料。1897年，铁路工程师古巴尼·卡洛伊受到塞切尼·贝拉伯爵中国考察之旅的鼓舞，来到中国参与满洲铁路的修建计划。回国后，他在《在满洲的五年》一书中记录了这段在华工作的经历，同时也记录下了当年义和团运动的情景。教会方面，自19世纪下半叶开始，主要有五位传教士来华。在华期间他们与教会联系的信件中，记录了大量的所闻所感、所思所想，对于19世纪在华匈牙利人的情况有很大的学术价值。 

1900年义和团起义后，清政府与外国列强的关系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奥匈帝国与英、美、法、德、意、日等十一国与清政府开战。奥匈帝国派遣了一艘军舰，舰上载有75名陆战队员，阵亡率为36%，其中三分之一为匈牙利籍士兵。奥匈帝国军队将领西奥多·温特哈尔德在《我们的战斗》中，对奥匈帝国参与八国联军侵华的动机、奥国军队的侵略过程、军队成员组成等一系列情况作了详细的介绍。战后，奥匈帝国在天津及山东芝罘得到了租界，其在中国的势力得到进一步加强。 

20世纪初，匈牙利作家科斯托拉尼·戴若翻译了一本中国诗歌集，这是中国文学在匈牙利译介的重要标志。 

三、清朝以来中国对匈牙利及其文学的介绍 

1662年康熙皇帝登基，这位集威严气魄和统治能力于一身的皇帝“极嗜好数学与音乐，对其他学术亦无不喜好”，对西学充满热情；但由于罗马教廷在“礼仪问题”上对中国内部事务进行粗暴的干涉，致使原本有望打开中西文化交流窗口的契机却成为了中国再次闭关锁国的诱因。康熙朝以后，来华欧人大幅减少，国家恢复“海禁”，一度在康熙初年出现的开放局面遂告结束。1840年以前，有历史记载的到过欧洲的中国人只有三位，分别是1287年出使欧洲的维吾尔景教徒巴锁马、1707年随耶稣会士去罗马教廷的樊守义和1782年被“番舶”救起而游遍诸海的谢清高。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清政府的大门，也动摇了顽固的封建统治阶级的思维，迫使他们开始逐渐认同西方强国先进的文化与技术。1839年，林则徐在广东禁烟的同时，编译了英国人穆瑞所著的《世界地理大全》，这就是后来的《四洲志》，其中《欧塞特里国》一章提到了“寒牙里”，即今日的匈牙利。[11] 

到了晚清时期，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12]的主张，因而，“悉夷情”便成为“师夷长技”的基础。清王朝开始陆续派出驻欧洲各国的使节和一批志在西学救国的有识之士，他们前往欧洲各国，学习自然科学、军事技能等一系列专业科目，这其中就有人在当时的奥匈帝国深造，主要学习陆军武备。1898年8月2日（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十五日），光绪皇帝在《军机处传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面奉之谕旨片》中称：“现在讲求心血风气大开，惟百闻不如一见，自以派人出洋游学为要”[13]，开启了清政府派遣学生留学海外的篇章。1905年8月10日（光绪三十一年七月初十），周馥在《奏请选派学生赴奥学习武备片》中奏请：“臣准出使奥国大臣杨晟函开，本年二月间，在维也纳供谒见奥主，谓中、奥两国，夙敦睦谊。比闻中国整军经武，深愿协助。从前曾有学员来奥，练习陆军，倘此后有人续来，定比切饬教习武员尽心指受等语……奥国武备既精，若援案考选学生，前往留学，必能获益。”[14] 从周馥的奏章中或可得知，前往奥匈帝国留学的学生，主要修习陆军技能。这批学生的人数至少达到11人。1902年，清政府在维也纳设立了代表处，1910年，有满清贵族前往匈牙利的兵工厂参观，1912-1916年间，两国政府签订了七项合作协议。 

除了官方代表团外，康有为也曾在1904年、1905年两度造访匈牙利，写下了《匈牙利游记》，并撰诗描绘布达佩斯胜景和匈牙利人的特点。1919年，梁启超在巴黎和会之后游历了欧洲，并用十二节、近一万八千字的篇幅，对匈牙利爱国者噶苏士（科苏特·拉约什）其人、匈牙利政局形势、奥匈帝国解体原因以及匈牙利的前途等问题做了详细的介绍和分析。 

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近代中国掀起了一股民主主义思潮。梁启超等人的民主思想及近代文学观的广为流传，为“被损害的民族文学”在中国的译介打开了一扇理论之窗。梁启超在《新民说》中提出：“君常依赖国民，国民不依赖君相。小国且然，况吾中国幅员之广，尤非一二人之长鞭所能及者耶！”[15]他又说：“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16]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肯定了小说的审美与社会功能，为小说在中国觉醒的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埋下了理论伏笔。鸦片战争和中日战争的惨败，令中国人意识到了西学的重要性，翻译文学也就在此过程中兴起。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称：“一切诗人中，凡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而为世所不甚愉悦者悉入之，为传其言行思惟，流别影响，始宗主裴伦，终以摩迦（匈加利）文士。”[17]他在文中介绍了诗人裴彖飞（裴多菲）的生平和作品，认为“诗人一生，亦至殊异，浪游变易，殆无宁时。虽少逸豫者一时，而其静亦非真静，殆犹大海漩泂中心之静点而已”[18]。1908年，周作人翻译了匈牙利作家约卡伊·莫尔撰写的科苏特传记《匈奴奇士录》。周氏兄弟曾打算在编译的《域外小说集》第三册中也登刊米克萨特·卡尔曼和约卡伊·莫尔的短篇小说。[19]由于《域外小说集》前两册销售情况不佳，没有继续刊印第三册，但匈牙利文学确实是最先被介绍到中国的中东欧民族文学之一。 

结    语 

中国与匈牙利文化交流关系是世界文化交通史中细小的分支，却也是世界文化交流大背景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从文学上来说，匈牙利诗人裴多菲和他的《自由与爱情》对大多说国人来说并不陌生，但实际上，匈牙利的作家、作品和文化在中国并未引起太多关注。 

作为一个并不发达的中欧国家，19世纪之前来华的匈牙利人不是通过教会，就是在极其偶然的条件下实现了这一路径。19世纪之后，随着启蒙运动的浪潮席卷欧洲，匈牙利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启蒙的影响。马札尔人来自亚洲的理论在匈牙利社会中迅速传布，人类学家、语言学家纷纷试图通过田野调查的方式，跨越欧亚大陆，来到新疆、西藏、蒙古等传说中的匈牙利人发源地进行考察。这其中，科洛什·乔玛·山多尔、瓦姆贝利·阿尔敏等人成为了匈牙利人寻根大潮中的璀璨之星。在寻根风潮的影响下，大批探险家、自然科学家也加入了东来的大军，他们在对中国自然、地理风貌进行考察的过程中，记录下了大量的沿途所见和当地的风土人情，是20世纪初匈牙利人了解中国的一个重要来源。 

1867年，奥地利与匈牙利这两个民族共同组成了奥匈帝国这一特殊政权，这在世界历史的进程中也是比较罕见的现象。奥匈帝国之前的三个半世纪里，匈牙利饱受土耳其和奥地利的压榨；帝国解体后，匈牙利成为了一个独立发展、拥有完整主权的国家，在从被压迫到恢复完全独立的过程中，奥匈帝国是匈牙利发展的一个过渡时期，受到欧洲启蒙运动的影响，匈牙利的人文科学、自然科学、人民民主意识等标志着现代社会发展水平的领域，在这一时期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反观同一时期的中国，在经受了炮火的洗礼和帝国主义的侵略后，中国人开始逐渐意识到打开国门、学习各国文化的必要性。清末“西学东渐”、推动宪政改革、提倡民主政治的风潮，促使一批批中国人走出国门，接触西方社会。亚欧大陆上的两种文明同时经历着历史巨浪的冲刷，两国文明也在交流的过程中，碰撞出了文明的火花。 

从对外关系的角度上看，奥匈帝国时期中国与匈牙利的交往拉开了两国交往历史的序幕。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国人开始关注、引进西方的文学、文化，三四十年代后，一大批如陈寅恪、傅斯年、钱锺书这样学贯中西的学者为“汇通东西之精神思想而互为介绍传布”[20]，又经历了二十世纪中期翻译文学在中国的欣欣向荣以及八九十年代以后，比较文学界对西方文学、文化理论如饥似渴的吸收、应用后，我们开始意识到，在全球一体化的大背景下，文化的多元化发展，人与人之间的理解与宽容，才是全世界进行沟通、持续发展的一条有效途径。而在各民族继续发展彼此关系的同时，追溯中国与各民族的文化交流历史，以史为鉴，才能在交往的过程中为双方，甚至多方创造更融洽、互信的沟通环境提供历史经验支撑。国家提出发展“一带一路”的概念以来，一些国家，尤其是匈牙利等中东欧国家重新回到国人的视野中，成为引人注目的合作方。厘清两国关系史这样的基础研究有助于双方通过文化交流这一层面，准确、全面地把握两国关系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