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聚焦于保加利亚、摩尔多瓦、波黑等边缘国家几部有代表意义的小说在欧美的出版和反响，让读者听听来自边缘的文学声音。

关键词：边缘，存在，年度报告，东欧文学

世界总是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不少概念也随着世界的变化而变化。比如东欧这一概念。今日，这一概念，已不再仅仅意味着原先那七八个国家，而已包含更多的国家：立陶宛、摩尔多瓦等独联体国家，还有波黑、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塞尔维亚、黑山等从南斯拉夫联盟独立出来的国家。我们之所以还能把它们作为一个整体来谈论和研究，是因为它们有着太多的共同点：都是欧洲弱小国家，历史上都曾不断遭受侵略、瓜分、吞并和异族统治，都曾把民族复兴当做最高目标，都是到了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才相继获得独立，或得到统一，二次大战后都走过一段相同或相似的社会主义道路，1989年后又相继推翻了共产党政权，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之后，又几乎都把加入北约、进入欧盟当做国家政策的重中之重。“东欧”之外，我们还找不到更合适的概念来指涉这些国家。历史进程中，某个事件兴许会使东欧某个或某些国家暂时成为世界关注的中心，但总体而言，在世界格局中，东欧国家大多是些边缘或被边缘国家，经常处于被忽略，甚至被遗忘的状态。

文学的声音这时候就显得尤为难能可贵。我不禁想到了一个典型的例子：20世纪初，波兰尚处于沙俄统治下。但就在1905年，显克维奇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恰恰通过文学向全世界表明了波兰民族的存在。事实上，以文学的方式表明自己的存在，发出自己的声音，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已成为许多东欧国家的策略。波兰、捷克和匈牙利在此方面已取得显著的成效。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塞尔维亚、波黑、斯洛文尼亚等国也在努力跟进。

     说到保加利亚文学，人们往往只会想到伊凡·伐佐夫，只会想到他的鸿篇巨制《轭下》。伐佐夫是在1887年流亡俄国敖德萨期间开始创作《轭下》的，期待着通过书写这部小说同祖国保持心灵上的联系。《轭下》常常容易被狭隘地理解为“一部反映保加利亚人民英勇反抗土耳其统治的小说”[①]。我更愿意将它视作一部有关理想和激情的英雄小说，一部动人的爱情小说，一部深刻的心理小说，一部有力的批判现实主义小说，以及一部优美的浪漫主义小说。由于艺术性和思想性的完美结合，《轭下》已成为名符其实的世界文学经典，一直代表着保加利亚的文学形象。

《轭下》当然是十分杰出的。但倘若保加利亚文学仅仅让人想到《轭下》，那也是某种遗憾，尤其是到了一百多年后的今天。幸好，文学后继者在不时地出现。埃林·彼林（1877—1949）、斯维斯托夫·明科夫（1902—1966）、帕维尔·维任诺夫（1914—1983）、安东·尼科洛夫·东切夫（1930— ）等老一代作家不断丰富着保加利亚文学。而杰奥吉·戈斯鲍迪诺夫（1968— ）、米罗斯拉夫·潘科夫（1982— ）等新一代作家又凭借艺术的手法、通过描述独特的经验引起了世界文坛的关注。

2015年，保加利亚作家杰奥吉·戈斯鲍迪诺夫（Georgi Gospodinov,1968— ）的长篇小说《悲伤的物理》（ The Physics of Sorrow )由美国公开信出版社出版，译者为安杰拉·罗戴尔（Angela Rodel)。这是一部明显有着艺术追求的别致的小说，无名叙述者患有强迫移情体综合症，儿童时期病情最重，随着时间的流逝，病情逐步得到控制，发作频率也日益减少，但并没有完全好转，一旦发作，患者就不知道会漫游到何方了。小说开头，叙述者漫游到了祖父的记忆里，于是，他就变成了祖父，正身处上世纪20年代中期保加利亚一个小镇的集市上。有人将他领进一座帐篷，让他去见弥诺陶洛斯。弥诺陶洛斯是希腊神话中的牛首人身怪物，是克里特岛国王弥诺斯之妻帕西法厄与波塞冬派来的牛的产物。弥诺斯在克里特岛为它修建了一个迷宫。由于弥诺斯的儿子安德洛革俄斯在阿提喀被人阴谋杀害，弥诺斯起兵为儿子报仇。为了平息弥诺斯的愤恨，解除雅典的灾难，雅典人向弥诺斯求和，答应每九年送七对童男童女到克里特作为进贡，弥诺斯接到童男童女后，将他们关进弥诺陶洛斯居住的克里特迷宫里，由弥诺陶洛斯把他们杀死。在第三次进贡的时候，年轻的忒修斯带着抽中签的童男童女来到克里特，在克里特公主阿里阿德涅的帮助下，用一个线团破解了迷宫，又用她交给自己的一把利剑斩杀了弥诺陶洛斯。这一神话无疑成了《悲伤的物理》的基本主题。小说同样采用了迷宫似的结构，充满了令人晕眩的离题，以至于到最后，离题变成了叙述本身。书评家伊丽莎白·贝尔斯·弗兰克认为，这样的手法往往让她想到了神秘的塔罗牌，一位老练的占卜者会抓住一张纸牌，并描绘出它与其他摊在桌上的纸牌的关联。

    《悲伤的物理》看似内容散乱，结构复杂，内涵其实十分丰富，充分显示了作者的文学抱负。你可以将它当作一部家族小说，也可将它视为一部成长小说，还可将它称作一部乡村小说，又可将它看作一部魔幻小说。家族历史，成长经历，乡村故事，世界末日，以及“我是谁？”等人类基本问题，使得这部篇幅不到300页的小说变得格外的令人眼花缭乱。总体而言，小说绘声绘色地描述了一段特殊历史时期中欧的生活境况。在偏远的保加利亚乡村，叙述者及其家人长期居住于地下室。这既是真实写照，又具隐喻色彩。他们一贫如洗，孤苦伶仃，极度闭塞，感觉遭到了整个世界的遗弃。叙述者在小说中告诉读者，冷战结束之前，80%的保加利亚人从未走出过国门。小说中有不少细节让人难以忘怀。比如，看电影。在那贫穷闭塞的乡村，电影自然成为成人和孩童心向往之的奇妙世界。但由于贫困，叙述者及其家人连一张电影票都买不起。这时，叙述者灵机一动，想到一个法子。每次放电影时，他和朋友就站在放映电影的大帐篷外面，依据电影海报内容，编撰出各色各样的故事，以此赚取一点零钱，最终攒够电影票钱。就这样,他看了一场又一场电影。即便在看无聊的电影时，他也有魔法创造出一个神奇的世界：只要凝望着从放映间射出的光束，那光束立马就会变戏法似的变出世上最有魅力的男人和女人的面容，还有骏马，长剑，弓与箭，吻，爱，以及一切的一切。悲伤和贫困中，正是这种创造能力拯救了他，正是各种各样的故事拯救了他。他终于长大成人，成为一个作家。而这时，冷战也随着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落下帷幕。政权更迭方面，东欧各国情形各不相同。捷克基本以和平方式从一个政权过渡到另一个政权。罗马尼亚则以武力方式推翻了齐奥塞斯库的独裁统治。而保加利亚共产党在内外强大压力下通过电视主动宣布放弃权力。作者始终以冷战时期作为小说的基本背景，既确定了小说的时间跨度，又表明了自己的某种意识形态立场。

     从一开始，作者就打破了时空顺序，常常从一代人切换到另一代人，从一个视角切换到另一个视角，从自传经历切换到穷人的苦难。他任意漫游，反刍，提供一幅又一幅照片和插图，以便得出自己的观点。成年后，他依然会受到强迫移情体综合症的困扰。但相比于童年时代，他已学会同这一疾病和平共处。最终，他会回到家乡，重新住进了儿时曾住过的地下室。就在那里，他回忆往事，收集故事，整理清单，渴望用文字记下一切。《悲伤的物理》有着众多的开头，同样有着众多的结尾。这显然是作者的小说意图，他想让小说以及小说中的故事呈现出开放的状态，以便呼应迷宫结构，并暗示其他种种可能。叙述者声称他最喜欢那一结尾：忒修斯遭遇弥诺陶洛斯，声明自己并不想杀它。“有人硬把我塞进这一故事的，”他解释道，随后他们一道离开了迷宫。“我看见他们，”叙述者告诉读者，“并肩走着，用他们故事的线索编织着一道道平行的迷宫。什么都无法再将他们分开。”[②]

     作为一部关于悲伤、丧失和离弃的小说，《悲伤的物理》读来却并不沉重，反倒以视角的变幻、语调的控制和细节的讲究给读者带来轻松有趣的阅读感觉。但它并没有仅仅停留于轻松有趣，轻松有趣后的发人深思，让读者很快意识到了它的思想分量和艺术价值。《悲伤的物理》英文版出版后，引发了美国评论界的热烈反响。美国诗人、评论家加斯·格林维尔（Garth Greenwell)在《纽约客》上发表评论，认为：“《悲伤的物理》真正的追求是要找到一种忍受悲伤的方式，让它成为移情以及有益的迟疑的源头……记述保加利亚日常生活，就意味着力图传达出保加利亚的悲伤……”[③]美国作家和评论家伊丽莎白·凯托指出：《悲伤的物理》将形式实验和情感共鸣融为一体。戈斯鲍迪诺夫反复考量着人类大脑、都市，以及书籍本身迷宫般的结构，将怪诞和美好并列在一起。她称赞《悲伤的物理》既是一场智力游戏，又是一个充满人性的故事，具有引人入胜的魅力。[④]

     戈斯鲍迪诺夫是目前保加利亚最具国际影响力的作家之一。早在2005年，他的长篇小说《自然小说》就由美国道尔基档案出版社出版。随后，他的短篇小说集《其余故事》又由美国西北大学出版社推出。《纽约客》《纽约时报》以及不少其他刊物都发表过评论文章，积极介绍和评价他的作品。

      比萨拉比亚地区曾属于摩尔多瓦一部分。说到摩尔多瓦，人们往往会想到曾经的苏联加盟共和国。但摩尔多瓦的历史十分曲折、复杂。实际上，摩尔多瓦民族和罗马尼亚民族同宗同文，历史上曾归属于罗马尼亚。罗马尼亚人始终把摩尔多瓦人当作自己的同胞。苏联解体后，许多摩尔多瓦人移民罗马尼亚。还有不少摩尔多瓦作家甚至直接加入罗马尼亚作家联合会，声称自己是罗马尼亚作家。

    摩尔多瓦是典型的东欧边缘小国。世上不少人可能都不知道它的存在。2015年，奥莱格·沃尔夫（Oleg Woolf)的短篇小说集《比萨拉比亚邮票》（Bessarabian Stamps)英文版由美国音素传媒文化公司出版,让读者注意到了摩尔多瓦。书评人罗利·费瑟思·达拉斯在2015年12月号《今日世界文学》上刊文评介了这部小说集。在达拉斯看来，奥莱格·沃尔夫的诗意倾向在《比萨拉比亚邮票》中十分明显，每篇小说都用抒情手法写成，在使用头韵和隐喻上无拘无束。集子由16张幽暗、古怪的“邮票”组成（其中大多数短小得可以写在一张明信片上）。这些作品与其说是短篇小说，还不如说是寓言。相同的人物和主题，而非故事线索和时间顺序，将这些故事连接在一起。摩尔多瓦森多雷尼村村民是这些故事的中心人物。他们每个人都谜一般难以捉摸。作者并没有过度去发掘和展示人物性格的发展轨迹，而是将笔墨停留于他们的面貌、职业和习惯等表面特征上。费奥达希显然是串联所有篇章的关键人物。他面貌怪异，两只眼睛蓝得深浅不同，具有超人的洞察力，因此村民将他视为占卜者，释梦者，预言家，和魔幻师，无论遇到什么状况，都会跑来找他咨询。他天天坐在一棵李子树下，反复研读着一篇有关鸟儿的文章。同其他村民一样，费奥达希的思想和情感也被作者有意地模糊化了。模糊化处理的直接效果是，读者阅读《比萨拉比亚邮票》，就仿佛在观看一帧照片的底片——底片反向的曝光恰恰遮蔽了那些能够帮助人们辨别和理解照片的部分。

    沃尔夫在写这些篇章时，显然沉湎于一种无拘无束的创作快感和文字游戏中。书中随处可见一些作者自造的词。作者仿佛精于词语炼金术，赋予每个词以丰富的肌理和微妙的含义。这对翻译是一种挑战。英译者鲍里斯·德拉吕克出色地为每个词找到了呼应，转达出了原著的特色和神韵。达拉斯承认，《比萨拉比亚邮票》是部需要反复阅读的文本，他本人就读了两遍才领略到了作者的某些意图，以及此书的不少妙处。

   《比萨拉比亚邮票》描绘了一个阴暗、沉重的世界。书中，一列朝北行驶的火车将村民载向另一个世界。这列火车正是残酷而又随意的命运的隐喻。森多雷尼村难以摆脱它的阴影。唯有费奥达希不受影响：“他们说圣人不受命运的掌控，而普通百姓一有名字，也就开始受到命运的摆布……费奥达希逍遥于命运之外。就连他的生父都琢磨不出他那神秘名字的含义。” [⑤]至于他的相邻的命运，我们所能看到了唯有这些他们人生的“邮票”了。

    奥莱格·沃尔夫1954生出生于摩尔多瓦，是物理学家，曾参加莫斯科地球物理所地理考察队前往乌拉尔、帕米尔、阿勒泰和高加索等山脉进行科学考察。1989年移居美国。2011年在美国去世。曾写过两本书：《比萨拉比亚邮票》和《春天，我们将见到索斯诺夫》，还曾在俄罗斯、美国等不少著名刊物上发表过短篇小说、散文和诗歌作品。

     一旦进入非正常或特殊时期，边缘也会成为关注的中心。波黑内战就是如此。几乎每年都有关于波黑内战的作品问世。有波黑作家写的，也有别国作家写的，每人的视角和立场都有所不同。加拿大女作家卡特佳·鲁道夫( Katja Rudolph)的首部长篇小说《春天里的小杂种》( Little Bastards in Springtime ，400页 )，先由国际著名出版集团哈珀柯林斯于2014年在加拿大推出，后又由美国斯提福兹出版社于2015年在美国再版，引起欧美读者的兴趣。小说主人公名叫杰夫雷姆·安德里奇，出生于萨拉热窝一个塞族和克族混合家庭，父亲是名记者，母亲是钢琴师，有个哥哥，和一对双胞胎姐姐，祖母巴卡也同他们生活在一起。1992年春天，波黑内战在萨拉热窝爆发时，他刚满11岁。起初，他以及其他孩子整天关在屋里，没法出去玩耍，感到百无聊赖。几个星期后，噩梦降临，萨拉热窝遭到围困，居民们陷入困境，面临着饥饿和死亡。祖母是杰夫雷姆是亲爱的人。二战期间，她曾是南斯拉夫游击队员，回忆往昔时，常常会一次次说出“消灭法西斯，自由属于人民”那句口令，并强调：“我们是为原则，而非种族而战。” [⑥]随着战事加剧，杰夫雷姆的父亲拉泽尔，以及哥哥杜尚，都投入了战斗。而杰夫雷姆则和祖母、母亲，以及双胞胎姐姐一同搬到了地下室。战争十分残酷，杰夫雷姆的父亲、哥哥和一个姐姐先后成为战争牺牲品。五年后，也就是一九九七年春天，杰夫雷姆已是一个十六岁的少年，随同母亲等家人来到加拿大多伦多，开始凄楚的难民生活。杰夫雷姆很快同一帮来自南斯拉夫的“不良少年们”混在了一起。他们自称为“小杂种”，常常旷课，打群架，抽烟，吸毒，入室行窃，做着各种各样无法无天的事情。最终，杰夫雷姆被关进少年拘留所。波黑内战经历，以及杰夫雷姆移民后的堕落行为构成了小说的上半部。

     下半部侧重于描述杰夫雷姆的监禁生活。审讯时，警察了解到了杰夫雷姆“天使”的一面。事实上，祖母巴卡去世，对他冲击极大，一番反思和忏悔后，他决定要为这世界做点好事。这时，他撬门入室，不再为了行窃，反倒是要做点善事，比如打扫屋子，修修补补，或者给贫困居民留下食品。然而，颇具反讽意味的是，恰恰在他决心要“重新做人”之后，他遭到了逮捕。“我们要么做坏事，要么做好事，”杰夫雷姆对审讯警官说到，“没有中间道路。”在拘留所里，警方为杰夫雷姆指定了一名心理辅导师戈尔邦尼博士，试图通过心理疏导治疗杰夫雷姆的心灵创伤。但很快戈尔邦尼博士主观武断的语调让杰夫雷姆感到了厌烦。牢房局促的空间不禁让他想起了波黑内战时期所住过的地下室。不自由的感觉令他感到窒息。他觉得唯一的出路就是逃离。一年后的春天，他成功逃离，踏上了横跨美国的漫长旅程，希望到加利福尼亚去投靠一个远方叔叔。

    作者卡特佳·鲁道夫主攻过社会政治学，特别善于挖掘和呈现影响和折磨安德里奇家庭的围困思维和战争阴影。因此，《春天里的小杂种》既是一部细致呈现波黑战争的小说，更是一部深入探究战争创伤的作品。战争的阴影有时比战争本身更为恐怖。春天，童年，家园，和平，理想，善良，这一切的美好，都遭到了战争的毁坏，都因战争而蒙上了恒久的阴影。杰夫雷姆是有典型意义的。每场战争又会造就多少个杰夫雷姆。他们的现在总是受到过去的缠绕，他们的未来总是模糊一片，难以确定。他们被战争逼到了社会的边缘，却始终又是社会的真实存在。深入他们，显然既能让我们了解战争的残酷，也能帮助我们理解人性的幽深、纤细和复杂，以及世界的多面、无常和变幻。

     对于《春天里的小杂种》，欧美不少评论者给与了肯定，认为它“文字抒情，结构讲究，史实精准”，既“动人心魄”，又“发人深思”，显示了作者的洞察力和表现力。也有评论者指出，小说的上半部和下半部之间有些脱节，下半部有点松散，缺乏内在的叙事动力，有些地方显得冗长，拖沓，且有教条主义之嫌。[⑦]不管怎样，卡特佳·鲁道夫的小说处女作能得到如此的关注，已是不俗的成绩。

     说到边缘和弱势群体，人们往往会首先想到吉普赛人，也就是茨冈人，或罗姆人。他们实际上是高加索人，原先居住于印度北部，后经过屡次迁徙，离开印度，到达世界各地，主要集中于欧洲。由于豪放不羁、不断流动的生活方式，他们被不少国家视为“不安定因素”，长期遭到歧视。东欧各个国家几乎都有吉普赛人，其中，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吉卜赛人人数最多。“东欧剧变”后，边境相对开放，东欧不少吉普赛人大批涌向了奥地利、德国等西欧国家。

     长期以来，吉普赛人独特的生活方式一直吸引着艺术家们的关注。在不少电影、戏剧、美术、音乐和文学作品中，我们都能看到吉普赛人的身影，感到吉普赛人的存在，但绝大多数都是他人眼中的吉普赛人，艺术加工的成分较多，客观性和真实性值得怀疑。人们因此特别期待有一天能读到吉普赛人自己写自己的作品。匈牙利最著名的吉普赛作家梅尼赫特·拉卡托斯（ Menyhert Lakatos）于1975年用匈牙利文出版的《烟色》满足了人们的期待。2015年，美国新欧洲图书出版社推出了该书的英文版（ The Color of Smoke ,480页 )，英译者是安·梅杰（Ann Major)。小说采用第一人称叙述，背景置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匈牙利。作为边缘群体的一员，主人公和他的家人生活在一个被称作“吉普赛巴黎”的贫民窟里。儿时，“我”同祖母最亲，常常听祖母讲述从前各种各样的故事，有些故事甚至可以追溯到奥匈帝国时期。小说中，祖母成了某种纽带，连接着罗姆人消逝的过去以及他们日益恶化的现在。出于意外，“我”竟得到了上中学的机会，这一下子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在匈牙利加入法西斯阵营后，“我”，同所有犹太学生一起，被学校开除。

    作者巧妙地将吉普赛习俗、语言甚至草药方子编织进了小说之中，让读者近距离看到了一个真实的吉普赛世界。小说中，唯有吉普赛作家才能掌握并讲述的大量吉普赛人生存的故事生动，逼真，惊心动魄，让人感受到了吉普赛民族的聪明才智和坚韧性格。整体而言，《烟色》是一部有关吉普赛人顽强生存的小说。但由于主人公处于成长期，《烟色》首先是一部成长小说，作者也就必然会触及青春期主题，必然会描述成长中的烦恼、痛苦、焦虑、困惑、心灵骚动，以及性饥渴。事实上，《烟色》有着浓郁的自传色彩，有评论家干脆称之为拉卡托斯的半自传体小说。《烟色》英文版问世后，美国《科克斯评论》《今日世界文学》《中西部书评》等刊物先后刊载书评，充分肯定了这部小说的意义和价值。

梅尼赫特·拉卡托斯（1926—2007）用匈牙利语写作，一生出版了不少作品，《烟色》被公认为他的杰作，已被译成十多种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