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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遗书《法句经》(《宝明菩萨》)略考

作者:张远 来源:《世界宗教文化》2020年第5期

On Fa Ju Jing the Pseudograph, also Known as Bao Ming Pu Sa, or Ratnavidya the Bodhisattva in Dunhuang Manuscripts 

 

内容提要中土之人借托佛言编撰之《法句经》(以下简称敦煌《法句经》),与藏内《法句经》或法句体著作并无关联,亦未收入历代藏经,仅见于疑伪经录,所幸于敦煌遗书中得以留存,现存二十余件写卷,分藏于中、法、日、英等地。论文分五部分,择要考察敦煌《法句经》的经名、作者,现存抄本、疏本,内容、结构,及其无可替代的学术价值。

关 键 词:《法句经》  《宝明菩萨》  《法句经疏》  疑伪经  敦煌遗书

作者简介:张远,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深圳大学印度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法句经》,本意为由法句连缀而成的经典。我们通常所说的藏内《法句经》,也就是汇集《阿含》等经中佛陀自说偈的格言诗集,蕴含佛教义理、人生感悟,生动晓畅、经久不衰。正如水野弘元在《佛典成立史》中所说,《法句经》是大小乘佛经中最受西方人喜爱的经典,其在佛教中的地位,甚至与《圣经》在基督教中的地位相当。[]藏内《法句经》与十二分教中的譬喻经avadāna)和自说经udāna,又译优陀那)文体均有重合,所属派别不同,偈颂数目各异,品数亦有差别。现存的相关版本,包括汉译《法句经》(T210)、《法句譬喻经》(T211)、《出曜经》(T212)、《法集要颂经》(T213)、《四十二章经》(T784),巴利语《法句经》(Dhammapada),梵语《法集要颂经》(Udānavarga,又译《自说品》)及其藏译,混合梵语《法句经》和《大事譬喻》(Mahāvastu-avadāna),吐火罗语《自说庄严经》(Udānālaṅkāra),犍陀罗语《法句经》,等。[]近代以来,又译成英、日、德、法、俄、意等文本在世界范围内广泛流传。[]

敦煌遗书中保存的二十余件名为《法句经》或《佛说法句经》的佛经,实为中土之人借托佛言编撰而成,既非格言诗集(法句),亦非佛陀所言(),与佛教藏经内《法句经》或法句体著作并无关联,亦未收入历代藏经,仅见于疑伪经录,所幸于敦煌遗书中得以留存。敦煌遗书出土后,收入日本《大正新脩大藏经》(以下简称《大正藏》)第85卷。为与藏内同名《法句经》相区别,本文将这部编撰色彩浓厚的经典简称为敦煌《法句经》

一、经名与作者

在法藏敦煌遗书P. 2325号《法句经疏》第464466行称:《花首经》 言: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亦为是假名,亦是中道义。未曾有一法,不从缘生,是故一切法,无不是空者。’”[]这段话事实上引自《中论》卷四《观四谛品第二四》:众因缘生法,我说即是无,亦为是假名,亦是中道义。未曾有一法,不从因缘生,是故一切法,无不是空者。[] 据《释净土群疑论探要记》卷十四:列经论,即有十二经一论名等者等,取《宝积经》、《大悲经》、《大般若经》、《大集念佛三昧经》、《大乘起信论》等。是等经论,泛明念佛如花首等者,明所列诸经,立于异名《花首经》。[]《花首经》(或《华首经》)并未独立见于藏经,实为一些主要大乘经论的异名或代称,取众花之首之意。

敦煌《法句经》经名之由来,与《花首经》亦有几分相似,对于佛所言说的经典通称法句宣法成句之意。如法藏P. 2325号《法句经疏》第2021行称:今此《经》者,文虽简略,义包群典,众经之总要,至极之深法。又在第3132行称:法者,有其四种,谓理、教、行、果。今言法句,则通收四门。敦煌《法句经》之编撰者取名“《法句经》”,旨在宣称这部著作的核心地位。

又,《大唐内典录·历代所出疑伪经录》及《开元释教录·妄乱真录》中均称有一部伪《法句经》,共两卷,其中下卷题名《宝明菩萨》。所指当为敦煌《法句经》。[]

《大唐内典录》卷十《历代所出疑伪经录》:《法句经》两卷(下卷《宝明菩萨》)。[]

《开元释教录》卷十八《伪妄乱真录》:《法句经》二卷(下卷《宝明菩萨》。时闻多有一卷流行,与集传中《法句经》名同文异。此是人造。)[]

敦煌《法句经》中,贯穿始末的人物正是宝明菩萨。其中第二品,不坏诸法菩萨说宿缘品,不坏诸法菩萨是宝明菩萨的别称;第七品,宝明听众等悲不自胜品;第十二品,即为宝明授记品,宝明菩萨之名号均见于品题。可知现存的敦煌《法句经》,别名《宝明菩萨》。

敦煌《法句经》作者不详。现存写卷中均未出现著者或译者之名,仅于法藏P. 2308号《法句经》第1行,题署《法句经》德真寺比丘僧乐真注。另在法藏P. 2192号《法句经疏》(拟)卷尾有题记,谓:辰年六月十一日勘校了,有学者达理而悟道。水野弘元认为作者可能是与禅宗有某种关系的自由思想家。冈部和雄认为作者与禅宗北宗有关。田中良昭则认为作者很可能是法藏P. 2308号中出现的德真寺比丘僧乐真[]笔者认为这位乐真比丘或许是《法句经疏》的作者,亦可能与敦煌《法句经》的作者有关。

二、现存抄本

敦煌《法句经》现存抄本,分藏于中、法、日、英等地。其中,中藏11件,法藏3件,日藏2件,英藏9件,总计25件。[11]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8件:

1)北敦03645号(原北京图书馆编号:北8666;千字文编号:为045)。无品题,内容为第八品后半部分。

2)北敦03646号(北8667;为046)。中有品题第九。

3)北敦03421号(北8668;露021)。中有品题第十、十一。

4)北敦03424号(北8669;露024)。中有品题第十二。

5)北敦03417号(北8301;露017)。中有品题第十三、十四。

上述五件中,前四件首尾俱残,未出现经名;第五件首残尾全,尾题:《佛说法句经》一卷。[12]英藏S.33号、北敦03645号、北敦03646号、北敦03421号、北敦03424号、北敦03417号这六件写卷首尾相续,实为一部残卷拆分而成。[13]

6)北敦03123号(北8664;腾023)。残卷,首尾俱残。中有品题第三、第四。

7)北敦02580号(北8665;岁080)。残卷,首尾俱残。中有品题第五、第六。[14]

8)北敦15566号。残卷,首尾俱残。存7行。未出现经名。无品题。内容为完整的第十二品。[15]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1件:

9)北大D103号。内容完整,首尾俱全。首题:《佛说法句经》。尾题:《佛说法句经》。中无品题。[16]

中国台湾“中央图书馆”藏1件(李盛铎旧藏):

10)台中图119C。残卷,首尾俱残。共4页,存72行。未出现经名。中有品题第五至七。内容参照《大正藏》第85卷,T2901《法句经》,第1433页第1栏第13行至第1434页第1栏第13行。[17]

天津市图书馆藏1件:

11)津图067号。长29.1cm,宽26.4cm。残卷,首尾俱残。共1页,存17行,每行17字。内容参照《大正藏》第85卷,T2901《法句经》,第1434页第2栏第17行至第3栏第7行。[18]

法国国家图书馆藏3件:

12)法藏P. 2308号。长319.7cm,宽25.227.1cm。内容完整,首尾俱全。共238行。首题:《法句经》德真寺比丘僧乐真注。尾题:《法句经》一卷。中有全十四品题及正文,并无首题所称乐真比丘的注释。[19]

13)法藏P. 3922A。写卷中两部文献之第一部。贝叶式装帧,共9页,每页长28.529.8cm,宽77.3cm。残卷,首残尾全。无首题。尾题:《法句经》一卷。从左至右横向书写。书写形式及写卷装帧均比较特殊(其余敦煌《法句经》写卷为从右至左纵向书写之卷轴装帧)。中有品题第五至十四。[20]

14)法藏P. 3924B。写卷中三部文献之第二部。残卷,由若干残片连缀而成,缺数叶。存119行。首题:《佛说法句经》。尾题:《佛说法句经》一卷。中有品题第一、二、十三、十四。[21]

日本台东区立书道博物馆藏1件(中村不折氏旧藏):

15)书道博物馆90号。长484.9cm,宽24.9cm。内容完整,首尾俱全。首题:《佛说法句经》诸菩萨融心觉序品第一。尾题:《佛说法句经》一卷。中有全十四品题及正文。[22]为《大正藏》收录之底本。录文见《大正藏》第85卷,T2901《法句经》,第1432页第2栏第3行至第1435页第3栏第4行。参照英藏S. 2021号《佛说法句经》影印件、法藏P. 2308号《法句经》影印件及法藏P. 2325号《法句经疏》中所引《法句经》原文,可知《大正藏》中录文及断句多有讹误。亟待出版更为准确的校释版本。

日本私人收藏1件:

16)出口氏藏吐鲁番文书234号。长20.1cm,宽13.4cm。残卷,首尾俱残。共1页,存13行。未出现经名。无品题。内容为第四品起首处,参照《大正藏》第85卷,T2901《法句经》,第1432页第3栏第20行至第1433页第1栏第9[23]

英国国家图书馆藏9件:

17)英藏S. 33号。长159cm,宽25.5cm[24]残卷,首尾俱残。未出现经名。中有品题第五至八。[25]

18)英藏S. 837号。长50cm,宽28cm。残卷,首尾俱残。未出现经名。中有品题第十、十一。[26]

19)英藏S. 2021号。长472.44cm,宽26cm。残卷,首残尾全。无首题。尾题:《佛说法句经》一卷。中有品题第三至十四。[27]

20)英藏S. 3968号。长342.9cm。残卷,首残尾全。无首题。尾题:《佛说法句经》。中无品题。内容从第三品后半部分至第十四品。[28]

21)英藏S. 4106号。长420cm,宽27cm。残卷,首残尾全。尾题:《佛说法句经》一卷。中有品题第四至十四。[29]

22)英藏S. 4666号。长45.72cm。残卷,首尾俱残。未出现经名。中有品题第一、第二。第一品题《宝明菩萨问字品第一》不同于现存其他抄本。[30]

23英藏S.7614号、(24S.8495号、(25S.12213[31],未见。

此外,浙江省图书馆(浙敦048)及浙江省博物馆(浙博23)所藏晚唐写本《佛说法句经》一卷引首。长33.9cm,宽25cm。引首纸1页,褐色麻纸。全文仅存首题“《佛说法句经》一卷”1行,7字,浓墨楷书。亦应为敦煌《法句经》之引首。[32]

三、全经纪要

敦煌《法句经》,经录所载一卷或两卷。现存抄本均未见分卷。北大D103号、北敦15566号、英藏S. 3968号未分品,亦无品题,其中北大D103号为未分品之全本;北敦03645[33]、日本出口氏藏吐鲁番文书234号为未见品题之残卷;北敦03123号、北敦02580号、北敦03646号、北敦03421号、北敦03424号、北敦03417号、台中图119C、津图067[34]、法藏P. 2308号、法藏P. 3922A、法藏P. 3924B、日本书道博物馆藏90号、英藏S. 33号、英藏S. 837号、英藏S. 2021号、英藏S. 4106号、英藏S. 4666号有品题,其中法藏P. 2308号、书道博物馆90号为包含十四品题之全本。此经最初的流传形态很可能并未分品,品题为传诵过程中为方便讲习而补入。[35]全十四品题[36]及各品梗概如下。

《佛说法句经》诸菩萨融心觉序品第一[37]:佛陀在日月宫中,菩萨、僧众、俗众等悉来集会。宝明菩萨也在其中。不坏诸法菩萨说宿缘品第二:宝明菩萨原名等贤比丘,后号不坏诸法,前问佛陀宝明之号由来。佛陀以说食寻饱,不须食故为喻,说名字性空。观[38]声性空证实际品第三:佛陀以及其睡时,见身飞行为喻,说声性空。观三处空得菩提品第四:佛陀以阳焰、夜梦,及空谷响、芭蕉坚、水中月、空中花、石女儿、电久住、水龟毛、走兔角为喻,说内、外、中间三处性空。亲[39]近真善知识品第五:佛陀总释善知识,并劝众生亲近。廿[40]一种譬喻善知识品第六:佛陀以二十一种譬喻释善知识。宝明听众等悲不自胜品第七:宝明菩萨等众得闻深法,念及未曾报善知识恩,举声大恸,震撼三界。普光庄严菩萨[41][42]证信品第八:普光庄严菩萨等众前来集会,请问亲近善知识法。烦恼即菩提品第九:佛陀以坚船渡大海、执仗行险路、宝服妙药、狮子王、须弥山、金翅鸟为喻,说烦恼即菩提,依善知识得度。求善知识不惜内外寿命嫌疑品第十:佛陀说应不惜身命、不起疑惑供养善知识。普光问如来慈[43]偈答品第十一:佛陀以二十四偈为普光庄严菩萨等众说甚深法句。即为宝明授记品[44]第十二:佛陀为宝明菩萨授记。传持品第十三:文殊师利菩萨问闻经因缘。佛陀答闻经功德,称修行至八地之上方可得闻。护经如眼宁丧身命不怠品第十四:佛陀说应守护、奉行此经。

敦煌《法句经》全文约五千余字,分两会说法,结构严谨,层层深入。内容排斥小乘,赞美大乘,说诸法性空甚深法句,称烦恼即菩提,依善知识方得解脱,实乃从大乘经典中摘取文句,编纂而成。[45] 从可读性上来看,这是一部比较有趣的小经,悬念叠出,引人入胜。从第二品宝明菩萨问名字由来,引出佛陀说名字空、声空、三处空等,进而说亲近善知识法,在第七品佛陀第一会说法结束时有一个小高潮,并在第十二品佛陀第二会说法完成时到达全经高潮。同时,这部小经还颇具文学性,全经用喻达42处之多,例如第四品八喻证究竟无实 第六品“善知识者是汝父母,养育汝等菩提身故”等二十一种譬喻善知识;以及第九品譬如有人持坚牢船,度(渡)于大海,不动身心而到彼岸等六喻,证善友自利、利人,所度生依之获益。

四、一全二残之三件《法句经疏》

敦煌《法句经》疏本,敦煌遗书中存有3件,分别为法藏P. 2325号,英藏S. 6220号,法藏P. 2192号。其中仅法藏P. 2325号首尾俱全,其余两件均为残卷。

第一件,法藏P. 2325号《法句经疏》。长870cm,宽27.228.9cm。首尾俱全。首题:《法句经疏》。尾题:《法句经疏》一卷。全文共571行,13989字。主体部分以中文草书形式书写,字形随意性强,简体字、简化字、异体字、通假字频出。从纸张颜色、墨迹、字体的差异,同一个字的不同写法,以及正文间隙的改字来看,《法句经疏》的抄写者不止一人,甚至可以说有一群人。P. 2325号《法句经疏》是现存唯一的对敦煌《法句经》的完整注疏,所疏底本与英藏S. 2021号《佛说法句经》更为接近,与《大正藏》录文所依中村不折氏藏敦煌本稍有出入。疏文结构严谨,框架明晰,分明序分、辨正宗、流通分三门释义疏文。全疏均采用先总论,再分释的形式。疏文的内部结构在一些地方相当繁琐,细至句词,条分缕析,逻辑层级可达十数层之多。P. 2325号《法句经疏》是研究敦煌《法句经》的重要资料,对于人们了解唐代佛教发展状况,及伪经或编译经这种佛教典籍汉化过程中出现的独特形态具有重要价值。该疏未为中国历代藏经所收,后被收入日本《大正藏》第85卷。[46]

第二件,英藏S. 6220号《法句经疏》。长25.5cm。残卷,首尾俱残。未出现经名。仅存17行。第15行、第1617行亦残缺不全。第1415行有故言《仏(佛)说法句经》一卷也的表述。所存内容与法藏P. 2325号《法句经疏》第2944行基本一致。[47]

第三件,法藏P. 2192号《法句经疏》(拟)[48]。长2235.6cm,宽26.328.4cm。残卷,首残尾全。存1533行。尾题:《佛说法句经》一卷。实则并非敦煌《法句经》正文,而是对敦煌《法句经》的不同于法藏P. 2325号及英藏S. 6220号的另一种版本的注释,篇幅极其宏大,又细致入微。研究者从用语考察,认为疏文约形成于7世纪中叶。疏中引用其他经论六十余处。反映出一定程度的禅宗倾向。该疏未见于历代经录,亦未被历代藏经所收。[49]

五、敦煌《法句经》之学术价值

第一,研究敦煌《法句经》有助于考察中土对于佛经的接受历史及佛教典籍的汉化与流传。

敦煌《法句经》虽有别于藏内《法句经》,然而从现存二十余件副本即可见出其巨大影响,在特定时期甚至可能超过了藏内《法句经》。敦煌《法句经》有不止一个版本的疏,更可见出其在当时流传广泛,颇受重视。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述,伦敦博物馆藏敦煌写本……斯坦因第贰仟贰壹号(S. 2021)《佛说法句经》一卷。又,巴黎国民图书馆藏敦煌写本伯希和第贰叁贰伍号(P. 2325)《法句经疏》一卷,今具刊入大正续藏疑似部中。……经文虽伪撰,而李唐初叶即已流行民间矣。[50]

“疑伪经”在佛教中国化的进程中应运而生,是外来宗教汇入、中国佛教发展和中印文化交流的宝贵遗产,其实质是中印文化的深层互动。[51]一直以来,佛教和佛经研究重视和突出所谓“原典”,轻视非原典,重视印度,轻视印度以外的地区,重视被视为原典的巴利文、梵文经典,轻视翻译的经典,特别是汉译经典。[52]当疑伪经现象从宗教领域走入学术视野,原本被视为“今宜秘寝,以救世患”的疑伪经,因其能反映当时当地社会及思想的真实状态而成为研究者眼中重要的佛教研究资料。[53]这也是这部敦煌《法句经》在佛教研究和疑伪经研究的背景之下,对于考察佛教传入中国和被国人接纳的过程中反映出的社会、历史、文化问题所具有的重要学术价值。

第二,敦煌《法句经》宣扬大乘佛教精神,对中国禅宗影响深远。

敦煌《法句经》第二、三、四品,均为阐释大乘空观思想,说诸法性空。第九品则称烦恼即菩提。这些大乘思想已然深入汉地。更为重要的是,敦煌《法句经》自唐代以来颇受禅家重视,见于众多禅宗语录,如《历代法宝记》、《禅源诸诠集都序》、《宗镜录》、《五灯会元》、《联灯会要》、《顿悟入道要门论》、《圆觉经大疏》、《达磨禅师论》、《禅林僧宝传》、《指月录》等,产生过较大影响。[54] 例如《五灯会元》卷二称:《法句经》云:若起精进心,是妄非精进。若能心不妄,精进无有涯。’”[55]即是引自敦煌《法句经》第十四品中的第14颂:若起精进心,是妄非精进,若能心不妄,精进无有崖。

第三,中国文人亦受到敦煌《法句经》的影响。研究敦煌《法句经》有助于加深理解佛教与中国文人的关联及彼时文学创作的风格与取向。

陈寅恪先生在《金明馆丛稿二编》之《敦煌本心王投陀经及法句经跋尾》中指出,铁琴铜剑楼本《白氏文集》贰《和答元微之》诗十首之一《和思归乐》云:身委逍遥篇,心付头陁经。同书壹肆《和元微之梦游春诗一百韵》结句云法句与心王,期君日三复。自注云之常以《法句》及《心王头陀经》相示,故申言以卒其志也寅恪昔日读白诗至此,以未能得其确诂为憾。今见此佚籍,始知白诗之《心王头陀经》即敦煌写本之《佛为心王菩萨说投陀经》(即英藏S. 2474号《佛为心王菩萨说投陀经卷上》一卷),至其所谓《法句经》,即敦煌写本之伪《法句经》,复是伪书,而非今佛藏所收吴晋以来相传之旧本也。[56]并在《元白诗笺证稿》中称,夫元白二公自许禅梵之学,叮咛反复于此二经。今日得见此二书,其浅陋鄙俚如此,则二公之佛学造诣,可以推知矣。[57]

白居易和元稹所读之《法句经》,均为敦煌《法句经》。元白在此经之上,切磋交流,吟诗相和,也可见出二人对于敦煌《法句经》的喜爱。如前文所述,敦煌《法句经》颇具文学性和可读性,妙喻连珠,浅显易懂,起承转合,引人入胜。其或许如陈寅恪先生所述,在佛学造诣浅陋鄙俚,然而从佛教文学创作与影响传播的角度,则实下品。这也是敦煌《法句经》虽为借托佛言编撰而成却广受僧俗二众甚至文人墨客青睐的重要原因。

 



[] 水野弘元 著,刘欣如 译,《佛典成立史》,东大图书公司,20091月,中国台北,第4163-64页。

[] 《法句经》译本及法句体著作的不同版本,参见黄宝生 著,《巴汉对勘〈法句经〉》,中西书局,20155月,上海,导言,第2-7页。

[] 水野弘元 著,刘欣如 译,《佛典成立史》,东大图书公司,20091月,中国台北,第41页。

[] 法藏敦煌遗书P. 2325号《法句经疏》原文均引自《国际敦煌项目》数据库(http://idp.bl.ukP. 2325号影印件。原文简繁混杂,异体字频出。本文依刊发体例,统一使用简体规范字。

[] 《中论》(T1564),《大正藏》第30卷,第33页第2栏第1114行。

[] 《释净土群疑论探要记》(D8914)卷十四,《国家图书馆善本佛典》第 44 册,第8914号,第676页第1栏第58行。

[] 参见季羡林 主编,《敦煌学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12月,上海,第742页。

[] 《大唐内典录》(T2149)卷10,《大正藏》第55卷,第335页第3栏第23行。

[] 《开元释教录》(T2154)卷18,《大正藏》第55卷,第677页第1栏第6行。

[] 季羡林 主编,《敦煌学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12月,上海,第742页。参见任继愈 主编,《佛教大辞典》,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南京,第828页。

[11] 《敦煌学大辞典》(季羡林 主编,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12月,上海,第742页)称总计十九件。其中据称甘肃省博物馆藏一件,有误。甘肃省博物馆所藏,仅见甘博001号,《法句经卷下》,为前凉时期藏内《法句经》,首行题名《道行品法句经第廿八》,并非敦煌《法句经》。参见甘肃藏敦煌文献编委会 编,《甘肃藏敦煌文献》(第四卷),甘肃人民出版社,19991月,兰州,第1-3368-369页。另,《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新编》(敦煌研究院 编,中华书局,20007月,北京)索引,第62页,《佛说法句经》条所列S. 2692并非敦煌《法句经》,而是《佛说法王经》;P. 2192为敦煌《法句经》的注释本。又,《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新编》索引,第101页,《法句经》条所列P. 2381并非敦煌《法句经》,而是藏内《法句经》古写本;P. 3086是《法句譬喻经》;8727号(河001号)亦为《法句譬喻经》。

[12] 写卷影印版见黄永武 主编,《敦煌宝藏》,新文丰出版公司,1981-1986年,中国台北,第111册,第127-131页;第109册,第581-582页。

[13] 参见曹凌 编著,《中国佛教疑伪经综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12月,上海,第288页。书中所列北敦3423号,有误。应为北敦3424号。见方广錩 主编,《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总目录·新旧编号对照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4月,北京,第145页。

[14] 写卷影印版见黄永武 主编,《敦煌宝藏》,新文丰出版公司,1981-1986年,中国台北,第111册,第125-127页。《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总目录·新旧编号对照卷》将北敦03123号定为“《法句经》(伪经丙本)”(第133页),将北敦02580号和前述相互缀连的五件均定为“《法句经》(伪经乙本)”(第110145154页)。

[15] 写卷影印版见中国国家图书馆 编,《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125月,北京,第144册,第65页。

[16] 写卷影印版见北京大学图书馆、上海古籍出版社 编,《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敦煌文献②》,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10月,上海,北大D103《佛说法句经》,第61-66页。

[17] 写卷影印版见潘重规 编,《国立中央图书馆藏敦煌卷子》,石门图书公司,197612月,中国台北,第六册,第119号丙《佛说法句经》,第1117-1125。参见敦煌学会 编印,《敦煌学(第二辑)国立中央图书馆藏敦煌卷子专辑》,香港新亚研究所敦煌学会,197512月,中国香港,第44-45

[18] 天津图书馆历史文献部,《天津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目录》,载:季羡林、饶宗颐 主编,《敦煌吐鲁番研究 第八卷》,中华书局,20051月,北京,第327页。

[19] 写卷影印版见《国际敦煌项目》数据库(http://idp.bl.ukP. 2308参见敦煌研究院 编,《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新编》,中华书局,20007月,北京,第232页。

[20] 写卷影印版见《国际敦煌项目》数据库(http://idp.bl.ukP. 3922《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新编》(敦煌研究院 编,中华书局,20007月,北京),第306页,称缺前三品,有误。第四品亦残缺。

[21] 写卷影印版见《国际敦煌项目》数据库(http://idp.bl.ukP. 3924

[22] 写卷影印版见矶部彰 编,《台东区立书道博物馆所藏中村不折旧藏禹域墨书集成》卷中,第90号,株式会社二玄社,2005318日,第112-117

[23] 写卷影印版见藤枝晃 编著,《吐鲁番出土仏典研究——高昌殘影释录》(高昌残影——出口常顺藏吐鲁番出土佛典断片图录),日本京都:法藏馆,1978年,第135-136

[24] 敦煌《法句经》本的长宽信息引自《国际敦煌项目》数据库(http://idp.bl.uk)。

[25] 写卷影印版见黄永武 主编,《敦煌宝藏》(第1册),新文丰出版公司,1981-1986年,中国台北,第179-181页。参见敦煌研究院 编,《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新编》,中华书局,20007月,北京,第1页。

[26] 写卷影印版见《国际敦煌项目》数据库(http://idp.bl.ukS. 837

[27] 写卷影印版见黄永武 主编,《敦煌宝藏》(第15册),新文丰出版公司,1981-1986年,中国台北,第312-319页。

[28] 写卷影印版见黄永武 主编,《敦煌宝藏》(第32册),新文丰出版公司,1981-1986年,中国台北,第628-633页。

[29] 写卷影印版见《国际敦煌项目》数据库(http://idp.bl.ukS. 4106

[30] 写卷影印版见黄永武 主编,《敦煌宝藏》(第37册),新文丰出版公司,1981-1986年,中国台北,第276页。

[31] 参见曹凌 编著,《中国佛教疑伪经综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12月,上海,第289页。

[32] 黄征、张崇依 著,《浙藏敦煌文献校录整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6月,上海,第2805号《佛说法句经》一卷引首校释,第二册,第348页。

[33] 北敦03645号与包含品题的残卷S.33号、北敦03646号、北敦03421号、北敦03424号、北敦03417号等可相互缀合,实为同一件写卷分割而成,因而其应属分品的传本系统。

[34] 未见影印版。《天津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目录》(季羡林、饶宗颐 主编,《敦煌吐鲁番研究 第八卷》,中华书局,20051月,北京,第327页)称,首尾俱残,内容为《大正藏》第85卷,T2901《法句经》,第1434页第2栏第17行至第3栏第7行。与对照本略有参差。据此推测,津图067号很可能包含品题《烦恼即菩提品第九》。

[35] 曹凌认为,敦煌《法句经》可分成以北大D103号为代表的不分品的形态和以P.2308号为代表的分为十四品的形态。从其各品字数极不均衡及部分品题和文字内容并不匹配的情况来看,可能此经最早出现的是不分品的形态,而分品的形态为后代改作。参见曹凌 编著,《中国佛教疑伪经综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12月,上海,第300页。

[36] 全十四品题底本使用日本书道博物馆90号。

[37] 诸菩萨融心觉序品第一,法藏P. 3924B;法藏P. 2308号作法句经菩萨融心觉品英藏S. 4666号作宝明菩萨问字品第一

[38] 法藏P. 2308号此处多一字。

[39] 亲,北敦02580号、台中图119C英藏S. 33号、英藏S. 4106同;法藏P. 2308号、法藏P. 3922A、英藏S. 2021号作。繁体字“親”与繁体字“勸”字形相近。

[40] 廿,法藏P. 2308号、英藏S. 33号、英藏S. 2021号同;北敦02580号、台中图119C法藏P. 3922A英藏S. 4106二十

[41] 法藏P. 3922A此处无菩萨二字。

[42] 法藏P. 2308号此处字。

[43] 来慈,北敦03421号、法藏P. 2308号、法藏P. 3922A英藏S. 4106号同;英藏S. 837号、英藏S. 2021号作

[44] 英藏S. 4106号此处无字。

[45] 季羡林 主编,《敦煌学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12月,上海,第742页。参见任继愈 主编,《佛教大辞典》,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南京,第828页。

[46] 季羡林 主编,《敦煌学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12月,上海,第742页。参见任继愈 主编,《佛教大辞典》,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南京,第828页。

[47] 写卷影印版见黄永武 主编,《敦煌宝藏》(第45册),新文丰出版公司,1981-1986年,中国台北,第135页。参见敦煌研究院 编,《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新编》,中华书局,20007月,北京,索引第101页,正文第192页。《敦煌宝藏》及《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新编》均拟题名《法句经疏释》,有误。实为与法藏P. 2325《法句经疏》同本之残卷。

[48] 参见敦煌研究院 编,《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新编》,中华书局,20007月,北京,索引,第62页。《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新编》名之为《佛说法句经》,实为敦煌《法句经》的注释本,此处依季羡林先生主编之《敦煌学大辞典》拟名为《法句经疏》。

[49] 季羡林 主编,《敦煌学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12月,上海,第742页。

[50] 陈寅恪 著,《金明馆丛稿二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7月,北京,第201页。

[51] 方广錩《从“文化汇流”谈中国佛教史上的疑伪经现象》,载:方广錩 主编,《佛教文献研究(第一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6月,桂林,第2447页。

[52] 王邦维《疑伪经研究:从真问题到假问题再到真问题》,载:方广錩 主编,《佛教文献研究(第一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6月,桂林,第176页。

[53] 方广錩《从“文化汇流”谈中国佛教史上的疑伪经现象》,载:方广錩 主编,《佛教文献研究(第一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6月,桂林,第40页。

[54] 季羡林 主编,《敦煌学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12月,上海,第742页。参见任继愈 主编,《佛教大辞典》,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南京,第828页。参见曹凌 编著,《中国佛教疑伪经综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12月,上海,第289-300页。

[55] 《五灯会元》(X1565),《卍新续藏》第80卷,第54页第3栏第24至第55页第1栏第1行。

[56] 陈寅恪 著,《金明馆丛稿二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7月,北京,第201-202页。

[57] 陈寅恪 著,《元白诗笺证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4月,北京,第1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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