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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问题探讨

作者:李萍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是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华日本哲学会、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和《日本学刊》编辑部联合举办的“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学术研讨会”上,与会学者围绕“日本的马克思哲学研究”、“中国的日本马克思哲学研究”以及“日本的马克思主义与社会运动”等议题各抒己见,并达成了一些共识:日本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在学术研究和社会发展领域都是如此;日本的马克思哲学研究发生了转向,更加重视文本研究;日本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对中国具有特殊意义,诸多议题值得关注。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改革开放的新实践结合起来,不断丰富马克思主义的内涵,形成了当代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理论。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出了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一系列重大的战略思想和重要理论观点。在这一背景下,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力加强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建设马克思主义坚强阵地,推出马克思主义研究工程和学术期刊创新工程,倡导科研机构和学术期刊发表马克思主义研究文章。 

2015年以来,《日本学刊》重点发表了一系列反映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新成果的论文。围绕日本马克思主义这一主题,探讨马克思主义之于日本以及中国的经验,包括当今人类发展等重大问题,立足中国国情和发展实践总结规律性发展成果并上升为系统性的学说,学习、阐释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日本学刊》约请马克思主义领域相关学者撰写论文,反响热烈。有的文章翻译成日文后在日本相关学界也产生了相当影响。 

为响应中央有关部门提出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推进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号召, 2017年7月25日,中华日本哲学会、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和《日本学刊》编辑部联合举办了“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学术研讨会”,围绕马克思主义研究,特别是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动向和具体内容进行了研讨。本组笔谈精选了其中的代表性观点,整理如下。 

一、日本的马克思哲学研究 

李萍:关于日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第一,马克思主义传入日本,在理论界,影响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是历史学、经济学、文学等三个领域。至今,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也大多分布在这三个领域。这三个领域确实也是经典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基本内容,即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和剩余价值学说直接发挥作用的主要领域。 

第二,日本马克思主义可以大致分成三种不同的类型:其一是作为行动派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日本共产党,其二是作为社会批判力量的左翼思潮,其三是作为学术研究的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及其团体。这三个类型之间并不存在相互影响的关系,更不具备相互配合、协调的机制。必须指出的是,由于日本战后实现了全面的社会生活领域的民主化,国家放弃了意识形态控制,无论是学术界还是社会层面,各种学说、理论、思想之间都存在充分的争鸣。当然,日本马克思主义的存在方式十分多样,远不止以上三个方面。 

第三,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随着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发达国家的衰落,马克思主义在日本的影响也大为减弱。就学术研究而言,一方面是此领域的研究者后继乏人,现有的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大多已步入高龄、陆续退职,老龄化现象十分严重;另一方面是迫于就业压力,很多高校不得不压缩甚至裁减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硕士、博士招生录取名额,这使得马克思主义研究在日本更为窘迫。 

马克思哲学对现代日本有着不可忽视的历史意义。不同于其他西方哲学流派仅仅关注个人、个体的问题,马克思哲学关注的是宏大叙事,特别是民族意识的觉醒、阶级团结、人类历史使命等主题,这些主题牵涉的是集体、整体、共同体的利益和价值。马克思哲学传入日本,正值日本刚刚摆脱封建割据、力图统一国家并向西方列强要求独立自强的时期。输入日本的马克思哲学不断得到新的阐发,很快成为日本人的民族自我意识的一部分,并提供了重要的历史主义的分析立场。因为在这之前,日本的民族意识主要是相对于中国而言的,具体表现为通过外夷和华夏之辨来认识自己。 

马克思主义不仅是西方文明的产物,更是现代文明的一种表达形式,它是一种与资本主义的政治诉求和社会主张完全不同的、但同时反映了现代文明的更高价值追求的学说。现代文明既强调国与国之间的平等,又强调个体的自由与独立,但在以资本主义为主导理念的国家,通常将这二者分离开来,采取双重标准,对类似的国家提倡平等却公然侵略欠发达国家和待开发地区,马克思主义对此做了深入批判,这样的批判也构成了部分日本马克思主义者反战的深刻依据。 

国家的自立与自强是相对于其他国家而言,是在处理国际、外交事务时才出现的问题。对内,即在国家内部,在国家与国民之间还存在一个如何从自然人过渡到社会人、从私人发展为公民的问题。马克思哲学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就是对“市民社会”的强调。市民社会具备了政治性、经济性和伦理性三重属性,能够较全面解决现代国家内公民自主、社会活力的问题。马克思哲学在这方面所发挥的思想启蒙作用不能忽视。 

总之,马克思主义学说传入日本之后,对日本的民族自醒、民族意识的形成、日本人的世界观(即日本怎样看待日本和世界)等多个方面都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对这个过程及其相关的学术问题加以深入讨论,将对提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问题意识有所助益。 

林美茂:日本学界公认,马克思是19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所以,从事哲学研究的人,一般都会或多或少地涉及马克思哲学的研究,特别是那些著名的、有影响的学者,都会对马克思哲学进行一定程度的研究。另外,在日本,经济学有两大阵营:一个是马克思经济学系统,简称“马系”(marukei),另一个是近代经济学系统,简称“近系”(kinkei)。其中,“马系”的学者主要研究《资本论》以及“劳动”“异化”等问题,这就必然会涉及马克思哲学的问题。 

马克思哲学在日本学界影响很大,特别是1945年日本战败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其影响达到顶峰。60年代在日本掀起的反对安保条约运动声势浩大,与马克思哲学当时在日本的影响有一定的关系。不过,这场学生运动结束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马克思哲学的影响逐渐减弱,最终以苏联解体、东西方冷战结束为契机,马克思哲学与经济学的研究不再是热门专业,甚至原来搞马克思研究的人都不再标榜自己属于马克思哲学或者“马系”经济学研究的学者。 

就整体印象而言,日本的马克思哲学研究应该划分为不同时期。近年中国有部分学者把日本的马克思哲学研究分为“日本马克思主义”与“日本新马克思主义”。这样划分有一定道理。因为到广松涉那批人为止的马克思哲学,在日本达到了一个高峰,并且有比较浓厚的“马克思主义”意味,也就是说多少带有“意识形态”倾向。这样的研究,可以说属于“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时期。之后,“意识形态”的影响、痕迹逐渐减弱,直至后来纯粹把马克思哲学、经济学作为一种学术对象进行研究,不再带有“意识形态”的思考倾向,所以属于“日本新马克思”研究。也就是说,在日本,到了平子友长这一代学者,已经只是将马克思哲学思想当作一种学术对象,排除意识形态的干扰,他们注重对马克思哲学的文本研究。至于命名时加上“主义”是否合适,我认为“日本新马克思”后面不能加上“主义”,如果加上就不准确了,“主义”是带着意识形态倾向的。 

在日本还有一种现象,就是搞马克思哲学的人,一定会对黑格尔和康德的哲学进行深入研究,他们的基础研究是非常扎实的。一些从事后现代研究的学者,也会对马克思哲学进行一定的先行性研究,而对存在主义哲学进行研究的人,同样绕不过马克思哲学中的“异化”问题,也会对马克思哲学进行深入研究。日本学界关于马克思哲学研究的去意识形态化,从文本的角度对马克思哲学进行学术研究,即所谓的“日本新马克思研究”,对于中国新时期的马克思哲学研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王青:日本有一个由各个高校的哲学工作者共同发起的“共生哲学研究会”,他们提出了一个“共生”的哲学理念,以此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反思,探讨如何超越日本资本主义竞争原理,展望未来社会形态。他们是从马克思哲学这个角度出发,对日本资本主义社会体制展开批判性研究。这个学会2006年创立,我与尾关周二会长一直保持学术交流关系。2016年学会成立十周年,向我约稿,我写了《当代日本“共生”哲学理念解析——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出发》一文。此次论文写作对我来说也是一次学习马克思哲学的好机会,特别是我重点读了《资本论》部分篇章,深感我们对马克思哲学的理解还不够深入,往往是僵化的教条主义,实际上马克思很多论述即使在今天仍然有现实指导意义。比如,马克思关于农业的生产方式、人与自然的关系有很多论述,对于正面临高速经济发展与自然环境破坏两难的当代人也是非常有启示意义的。论文在《日本学刊》发表后,引起了日本共生哲学研究界的重视,他们已经翻译成日语,即将在日本的刊物发表。 

我还关注到日本有一个“地产地销”运动,这本源自日本农林水产省提出来的关于农业生产方面的一个指导性文件,后来变成日本市民自发参加推动的一个运动,而且有很多学者在宣传这个理念。我认为也可以从马克思哲学的角度,去深入挖掘一下这个运动的思想根源和理论依据。 

二、中国的日本马克思哲学研究 

臧峰宇:马克思哲学在中国早期传播的文献主要来自日本。日本学者在亚洲较早翻译和研究马克思哲学,到1934 年,日本学界已经出版了27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以及副卷、增补卷,之前也有《共产党宣言》等文本的单行本在日本流传。从19世纪末到五四运动,赴日留学生和旅日的中国民主革命者及中国早期马克思哲学研究者,将马克思哲学经典著作的日译本转译为中文,或翻译日本学者的马克思哲学研究著作。前者如1905年朱执信在《民报》发表的参考日译本摘译的《共产党宣言》,1908年1月民鸣根据堺利彦的日译本在《天义报》发表的恩格斯1888年为《共产党宣言》所写的序言,1920 年8 月陈望道根据日译本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全文在国内各地多次出版),1920年李汉俊在上海新文化书社出版的译自远藤无水的《马格斯资本论入门》,熊得山主编的《今日》1922 年5 月15 日第1 卷第4号(马克斯特号)首次根据日译本翻译发表了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后者如上海广智书局1902年4月出版的村井知至的《社会主义》(罗大维译),广智书局1903年3月出版的福井准造的《近世社会主义》(赵必振译),中国达识社组织翻译的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神髓》,陈溥贤1919年4、5月在《晨报》翻译发表的河上肇的《近世社会主义鼻祖马克思之奋斗生涯》(出自《马克思的〈资本论〉》)和《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出自《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其二》)以及在7月《晨报》发表的堺利彦的《马氏唯物史观概要》,中华书局1920年出版的高畠素之的《社会问题总览》(李达译),施存统于1922年和1930年分别在商务印书馆和大江书铺翻译出版的高畠素之的《马克思学说概要》和《资本论大纲》以及他与钟复光合译的永田广志的《现代唯物论》(进化书局1937 年版),上海商务印书馆1923年出版的河上肇、栉田民藏的《马克思主义与唯物史观》(范寿康译)。 

在日译马克思哲学经典著作和日本马克思哲学研究著作传入中国的同时,中国学者的马克思哲学研究也受到日本的深刻影响。如李大钊发表在《新青年》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以河上肇的《马克思的〈资本论〉》为主要参考文献,杨匏安发表在《青年周刊》的《马科斯主义浅说》主要参考了堺利彦对《〈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翻译与解读。此外,值得提及的是,大家所熟知的很多汉语词汇,最早也来自日本,像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同志、妇女等等。 

在阐发马克思哲学的现实应用层面,日本马克思主义比西方马克思主义更容易为中国学人接受,这与中国哲学对日本近代的影响有密切关系。而在日本,从近世到近代的思想界影响最大的是阳明心学。明末日本学人大盐平八郎深受阳明心学影响,开办学塾“洗心洞”,力图推翻幕府统治。明治维新时代的思想家中江藤树、井上哲次郎等在阳明心学研究方面颇有建树。他们的思想深刻影响了日本近现代思想家。年少时在汉学塾、游焉义塾等受过教育的三木清、幸德秋水、河上肇等后来推动马克思主义在日本的传播,这些日本早期马克思哲学研究者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阳明心学影响。例如,从三木清对“行为的哲学”的阐释中可见“知行合一”思想的印记,幸德秋水将政治理想寄望于“志士仁人”,河上肇受到认同阳明心学的吉田松阴“文人经世”精神的启示而由文学转学法学,这些值得进一步研究。在马克思哲学传入中国的早期,日译马克思哲学著作和日本学者的马克思哲学研究著作是中国早期马克思哲学传播者的研究对象,而陈独秀、毛泽东、郭沫若等都曾受阳明心学影响,对此应作较为深入细致的考据研究。这里有一个中日哲学相互传播和影响的问题,阳明心学传到日本,深刻影响了日本的近代哲学,而日本近代哲学家对马克思哲学的译介和研究又影响了中国早期马克思哲学传播者。 

王青:中国国内做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知名学者,曾经就日本马克思主义的学术定位问题展开过一些讨论。清华大学的韩立新教授称为“日本马克思主义”,而南京大学的张一兵教授则界定为“日本新马克思主义”。关于这场争论可以参见刊登于《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3月25日、4月6日)的《是“日本马克思主义”还是“日本新马克思主义”?——关于日本马克思主义的学术定位的对话》一文。 

韩立新致力于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立场研究生态社会主义和环境伦理学,从2006年起组织了一个团队翻译出版首批“日本马克思主义译丛”,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具体包括望月清司《马克思历史理论的研究》,田畑稔《马克思和哲学》,岩佐茂、小林一穗、渡边宪正编著《〈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世界》,山之内靖《受苦者的目光——早期马克思的复兴》,内田弘《新版〈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研究》。 

以张一兵为首的南京大学“中日文化研究中心”,到2009年6月为止在南京大学出版社“当代学术棱镜译丛”出版了该中心翻译的当代日本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广松涉的《新编辑版〈德意志意识形态〉》、《物象化论的构图》、《事的世界观的前哨》、《唯物史观的原像》和《存在与意义》(两卷)等著作。如果他们还能够翻译广松的《资本论的哲学》以及《以物象化论为视轴读〈资本论〉》和早期的《恩格斯论》《马克思主义的成立过程》等,中国读者基本上就可以读到一个相对完整的广松哲学体系。 

三、日本的马克思主义与社会运动 

邱静:日本的马克思主义是战后日本思潮中很有意思也非常值得研究的部分。 

关于马克思主义在日本的影响。在战后“和平民主时代”,日本很多对社会、政治产生较大影响的著名学者,虽然不是日本共产党员,也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大都同情马克思主义,甚至从战前起就是如此。比如曾经对岸信介内阁的修宪动向有重大遏制作用的“宪法问题研究会”的许多成员,包括丸山真男,他虽然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曾经也被传是一个“KP”(共产党员)。鹤见俊辅等学者在越南战争期间发起反战的“越平联”市民运动,也是有感于日本共产党、社会党主导的左翼运动的经验教训,事实上鹤见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他与一些左翼人士的思想有共鸣。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和实际影响是巨大的。研究马克思主义在日本的影响,这样的内容很值得关注。 

关于日本马克思主义与相关思潮、运动的联系和区别。在日本的特定语境下,马克思主义与“左翼思潮、左翼运动”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日本的“左翼”跟马克思主义不完全一样,马克思主义跟日本共产党可能又不一样,日本工人运动跟日本其他社会运动还不太一样,战后与冷战后的日本工人运动本身也不太一样。与此同时,日本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有不同的派别,同样被称为“左翼”的学者或社会活动家之间也可能有较大的不同,比如子安宣邦和柄谷行人的问题意识就不太一样。 

在具体实践中,以上情况随时代变化而有所变化、发挥影响。例如,战后日本的反核运动、护宪运动乃至日中友好运动,都曾受到日本左翼阵营分化组合和路线变化的影响。再比如,在2015年的反新安保法运动中,参加者非常多样,不仅有日本共产党、社民党等左翼政党力量,也有“劳组”(工会)发起的力量,还有与两者主张都有所区别的学者,也有其他各界人士,包括反核运动人士,但在这个运动中大家的主张又有基本共同点。这些方面使问题变得非常复杂,值得深入比较研究,如果过于笼统地讨论可能会忽视很多有趣的问题。 

中国国内学界也正在进行更多的相关研究。比如已经有博士论文在做关于尾崎秀实思想的研究,也有留日同学们自发组织《资本论》读书会。今后很期待能看到更多扎实的相关研究。(整理:李雷、叶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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