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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物史观与中华文艺思想研究

作者:党圣元 来源:《文学遗产》)2017年第3期

   

中华文艺思想研究及多卷本《中华文艺思想通史》、《中华文艺思想通史资料长编》的编撰,是一项具有探索性、因而也极具挑战性的学术工程。曰“探索性”、“挑战性”,是因为以往的中国传统文艺思想研究,基本上是分散进行的,我们有各种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中国文学思想史、中国美学思想史,以及有各种中国古代绘画、书法、音乐等艺术门类的理论批评史,而鲜有综合性的、整体性的、通史性的“文艺思想史”。这说明,由于现代学科分疆、专业划界之缘故,以及受研究团队力量所限、学者个人术业所囿等原因,对于中国传统文艺各个门类的理论批评及其所包蕴的思想观念进行打通、整合,将其视为一个有机整体,并且进而将其发展演进视为一个共同的思想史过程,将其纳入“文艺思想”这一范畴所显示的范式、体式之中,而进行通观性研究、整体性阐述、统合性建构、一体化书写,自觉地将我们对中华历代文艺思想及其发展演变的历程之梳理、整合、建构、阐述,上升到“思想史”的层面来进行研究与叙写,或者说成为一种“思想史”的书写,尚且付诸阙如。同时也说明,尽管我们在平时的言说中,经常将“文艺思想”这一术语说在嘴上、付诸笔端,但是作为一个整体性的、具有范式意义的“文艺思想”范畴,还没有真正建构起来并得以确认,在“思想共同体”层面上进行的理论、学术话语实践则开展的更是非常不够。因此,我们认为,“中华文艺思想”作为一个理论性概念、范式,其创辟和得以确立,将从我们开展《中华文艺思想通史资料长编》、《中华文艺思想通史》项目研究工作而起步,我们在研究过程中所得、在研究成果中所呈现之关于其内涵、外延、内部结构及其关系,以及我们在研究和书写中所体现出的学术理念与方法论,既关系到这一颇为宏巨的项目研究之学术成败,也同时要接受来自于学界的对“中华文艺思想”这一概念、范式建构之检视和评判。

以下谨就《中华文艺思想通史》及《中华文艺思想通史资料长编》编篡过程中如何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立场和方法、如何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下研究、书写《中华文艺思想通史》和编撰《中华文艺思想通史资料长编》,略陈己见,不足及谬误之处,祈请方家批评指正。

构建中华文艺思想史研究的马克思主义学派    建构中华文艺思想史研究的马克思主义学派,系由《中华思想通史》这一项目的指导思想、学术目标而引发出来的。《中华文艺思想通史》是重大创新项目《中华思想通史》之“文艺思想编”部分,系该项目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项目编委会主任和总主编王伟光在接受《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关于《中华思想通史》项目实施的采访时,如此讲到:“在《通史》编篡过程中,至少应坚持六条原则。第一,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第二,坚持思想史与社会史研究相结合的方法;第三,坚持人民思想史的写作思路;第四,坚持开拓创新的原则;第五,坚持以世界的眼光研究中国思想史;第六,坚持古为今用、厚今薄古、努力为现实服务。”王伟光又在《构建思想史研究的中国学派》一文中又对《中华思想通史》编篡的学术定位作出了这样的阐述:“推出真正能代表我们这个时代认识水平,深刻反映中国学术、中国精神和中国道路的标志性成果,通过对中华思想史的研究揭示中华民族一脉相承、一以贯之的先进文化和优秀思想的源与流,揭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奋发图强的精神基因和道德遵循,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不负于历史和时代的思想文化贡献。”又,王伟光在《中华思想通史》第十九次工作会议上如此讲到:“就史学来讲,特别是思想史学科来讲,构建中国特色中华思想史的马克思主义学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也是我们思想史所要完成的学科建设任务。”及:“我们撰写中华思想史,就是要在继承史学学科的中华优秀传统和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基础上,构建中国特色的中华思想史马克思主义学派。其重要任务,一是要把中华思想史中最精华的思想梳理挖掘出来留给后世,二是要建立中华思想史的当代马克思主义学派。”这是对《中华思想通史》项目的宗旨、意义、指导思想、学术导向、方法论原则、框架体例等的全面而精准的阐述。《中华思想通史》“文艺思想编”项目自启动以来,课题组成员经过认真学习领会和贯彻王伟光在历次《通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精神,反复研究商议,并且通过参加两届“中华思想史高峰论坛”,以及举办三届“中华文艺思想研究:理论与实践”研讨会,形成了明确而成系统的共识和具体工作方案,即在指导思想、学术立场和方法体例方面,“文艺思想编”统一于《中华思想通史》编撰的总体原则与要求,在贯彻落实这些原则与要求之同时,密切联系中华文艺思想研究之学科特点与实际情况,形成自己的研究特点和学术特色,与《中华思想通史》项目各编一道,齐心协力,共同攀登中华思想史研究这一学术高地,并且为建构、打造“思想史研究的中国学派”而尽应尽之力。

习近平总书记在系列讲话中多次、多处谈到中华传统文化及其传承发展与创新问题,这些论析已经成为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当代中国思想文化新形态建构提供了价值坐标。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讲到:“中华民族有着深厚文化传统,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思想体系,体现了中国人几千年来积累的知识智慧和理性思辨。这是我国的的独特优势。中华文明延续着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也需要与时俱进、推陈出新。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要推动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激活其生命力,让中华文明同各国人民创造的多彩文明一道,为人类提供正确精神指导。”习近平又于2014924日在出席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式时这样讲到:“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对中华文明形成并延续发展几千年而从未中断,对形成和维护中国团结统一的政治局面,对形成和巩固中国多民族和合一体的大家庭,对形成和丰富中华民族精神,对激励中华儿女维护民族独立、反抗外来侵略,对推动中国社会发展进步、促进中国社会利益和社会关系平衡,都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习近平关于传统思想文化的这段话,对于我们理解认识《中华思想通史》及“文艺思想编”编篡工作之现实意义与学术价值,具有重要的指导和启迪作用。我们认为,在当前中国思想文化的新语境中,中国文艺思想史之研究与书写,在传承中华文化基因,弘扬中华文学与美学精神,传播中华文化精华,延续中华文脉,彰显中华文化内涵,以及增强中华文化凝聚力、激发中华文化生机活力、推动中华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等方面,承担着极其重要的思想文化与学术使命。因此,在新的历史起点之上,我们需要对中国文艺思想史研究和书写中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在思想与学术操作两个层面进行深度的理论探讨,深化我们对于中华文艺思想的发展历程、规律和特质、当代价值意义之认识,进一步提升我们在中华文艺思想通史的书写、中华文艺思想通史资料长编之编篡方面的思想能力和学术水准,以便更好地完成这一艰巨的撰述任务。而要完成这一艰巨的研究任务,要实现《中华文艺思想通史》既定的学术目标,我们就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为指导,在侯外庐所开辟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思想史研究学派基础上,以及在蔡仪、敏泽等人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美学思想史研究基础上,根据当下新的思想文化和学术语境,参照近年来现实中呈现出来的时代思想文化建设方面的新的时代主题,赓续他们的学脉、学风,通过重构、提升而发扬光大之,为构建马克思主义的中华文艺思想史研究学派而努力创辟。

坚持社会史视野中的文艺思想史    坚持社会史视野中的文艺思想史,是中华文艺思想史研究中体现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原则的必然要求 。根据《中华思想通史》编篡工程的指导思想、立意宗旨、学术理念与方法论原则,《中华文艺思想通史》从项目启动以来,就明确提出了“坚持社会史视野中的文艺思想史”这一编撰主旨与方法论理念,以此为坚持以唯物史观来研究、分析、撰述中华文艺思想史的实践要求。王伟光在首届中华思想史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指出:“唯物史观是当代中国史学的旗帜和灵魂,也是思想史研究的本旨和指南。要学会运用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来认识思想史,要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掌握唯物的、辨证的、实践的、历史的、生产的、阶级的、群众的观点,运用经济的、阶级的、利益的唯物史观分析方法观察、研究、分析、梳理、集成、提炼思想史,全面占有纷繁复杂的史料,去伪存真、去粗取精,梳理出一条明晰的中华思想文化发展脉络和主线,找到中华思想文化最精华的核心内核和基因密码。”又指出:“唯物史观的创立,是人类思想史上一场伟大的革命,赋予人类正确认识社会发展历史的唯一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我们知道,古今中外的思想家们,包括文艺思想家、文学史家在内,他们在认识和分析阐述人类社会及思想文化演进时,同时也在不断地追问和总结归纳社会发展和思想演变的原因与规律,力求寻找、解释推动、制约人类社会及其思想文化发生、演化的本质的、决定性的原因,提出了种种学说观点,形成了不同流派的史学观念。但是,包括文艺思想发展在内的社会思想文化现象,毕竟经历的历史过程漫长,因而虽然内容繁茂、异彩叠呈,但是又纷繁芜杂、正误交错,极大地困扰着人们的认知,使思想史家在纷繁复杂的思想史现象面前往往陷入迷雾,甚至误入思想歧途。马克思主义新历史观、即唯物史观形成之前的历史观,存在着一个根本性缺陷,即就是在分析思想产生的原因,以及思想史发展的动力和规律之时,往往仅以主观精神、抽象理念作为认识工具,而不是从社会现实及其关系出发,不是从处于现实中的人的物质生活情形出发,不是从社会形态的演变及其物质经济根源出发,来说明人类思想活动的动因和思想演变的动力,以及总结思想史发展及其规律呈现。而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视域中,人类思想、思想史发生、发展及其规律的决定性因素正在于社会现实及其关系。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思想史研究提供了科学的认知工具,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是人类思想史上最先进、最完整、最科学的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我们提供了认识、总结思想史发展规律、破解思想史之谜的钥匙,虽然抵触反对的声音一直存在,在一段时期以来的研究中被弱化、边缘化的现象相当突出,但越是这样,越要求我们在中华文艺思想史研究与书写中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学术立场与方法论,坚持在唯物史观的视域中梳理、分析、阐述中华文艺思想及其发展演变过程与规律。因此,我们在这里所讲的“社会史”,实际上是特指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及其所提供的包括学术理念与方法在内的一系列完整的、科学的理论工具。这就要求我们在具体的研究撰述之中,将每一个历史时期、每一派、每一家的文艺思想置于所处时代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学术、宗教、礼俗、教育、民族关系等背景下来分析、阐释之,尤其是关注文艺思想与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相互制约关系,把文艺思想看作是与它们处于同一个思想“共同体”中的一分子,在此基础上充分认识与揭示文艺思想作为中华思想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其在整个中华思想历史进程中所体现出来的思想“共性”与“殊相”。这就要求我们在研究撰述的过程中,充分注重文艺思想史与社会史的贯通关系,通过对于文艺思想史与社会史之间的互动关系考察与阐发来揭示每个历史时期文艺思想之成因,及其这个中华文艺思想史的演变轨迹。在此过程中,我们还需要对曾经喧闹一时、甚嚣尘上、不分青红皂白地一概呵斥为“庸俗社会学”的否弃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于文学研究的指导地位的错误思潮,以及用所谓“内部规律”与“外部规律”、“自律”与“它律”的二元对立、冰炭难容来割裂、对抗文学与社会与政治之间的历史性地存在的相互联系、相互贯通的内在逻辑关系的所谓“纯文学”、“纯审美”观念,在文艺观、文艺史观两个层面进行深刻的再反思,通过立场坚定、观点鲜明的思想辨识与理论分析,正本清源、扶本驱邪,重申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和科学方法,并且在中华文艺思想史编撰实践中得到充分体现。我们认为,坚持社会史视野中的文艺思想史,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与方法来进行具体的研究撰述,使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回归文学研究领域并得到进一步的强化,这正是一个重建文学史、文艺思想史研究与书写中唯物史观叙事原则的过程。

“人民的思想史”与思想的“人民性”  坚持“人民思想史”的写作思路,也是《中华思想通史》项目的一个基本思想原则与书写理念。实际上,这一原则与理念,正是从“唯物史观视域中的思想史”这一大的命题引申出来的,是我们坚持以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来研究、编撰中华文艺思想史、坚持在社会史视野中梳理中华文艺思想史流变和分析阐述内涵特质的题内应有之义。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人民是社会实践的主体,是历史的创造者和历史前进的动力。这里所言之社会实践,既包括物质生产实践又包括精神生产实践。因此,从这一意义上来讲,人民也是思想的创造者以及思想史发展演进的推动者,人民丰富多样的社会实践给历代思想家、给历代优秀思想文化提供了丰厚的生成、生长的沃土,而具体到文艺思想史而言,情况也毫不例外。当然,对于“人民的思想史”这一命题,我们又需要以圆融通观的精神来理解之,不可以偏执于一隅而重蹈教条主义之覆辙。笔者认为,在中华文艺思想史编撰中贯彻“人民的思想史”价值立场,至少包含这样几重含义:一、为人民写史,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编撰中华文艺思想史,对应的是学术研究“为什么人”这样问题。二、在梳理总结与分析评价中华文艺思想发展历程及其理论成就时,坚持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价值立场,注重揭示、体现人民的社会实践对于中华文艺思想所产生之显在的或隐在的深刻影响。三、有史以来,人民始终是各种文艺活动的活跃群体,所体现的文艺观念与美学意趣鲜活而富有生命力。因此,我们要注重通过民间文学、民间文艺、口传文学,以及历史上不拘一格、丰富多样的民众的文艺活动和日常生活中的美学趣味追求,来挖掘、总结提炼人民的文艺活动、文艺创作所蕴涵的文艺思想与审美经验。四、注重分析阐发历代文艺思想家、文艺思想著作、文艺创作中所蕴涵的文艺思想之“人民性”。我们知道,中华传统文艺思想的主体是由历代文艺评论家和他们的文艺评论著述、历代文艺家及其作品、其它典籍中相关的文艺现象和文艺观念所构成的,由此而成为中华文艺思想之主流,居于主导地位,真正的直接出之于民众的文艺思想、尤其是成理论形态的文艺思想,虽然不能说没有,但是确实稀缺,这是一个不争的历史事实。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仅仅着眼寻找那些必须是真正出之于“人民”的文艺思想来体现“人民的思想史”这一主旨,则无异于缘木求鱼、刻舟求剑,且不说其成史的可能性有多大,即便勉力为之,其内容也会单薄的可怜,根本无法反应一部中华文艺思想史的真实面貌,同时也不符合《中华思想通史》突出各个历史时期的主流意识形态和主流思潮、按照各个历史时期主要社会思潮的发生与演变及其作用来结撰的总体写作思路。因此, 我们认为就中华文艺思想史研究而言,“人民的思想史”主要体现为我们应该秉持以唯物史观为核心的认识论和价值评价体系,对于历史上不同朝代、不同类型的文艺思想,只要是属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统序范围的,对于中华传统文艺创作和理论批评产生过积极而深刻的影响,丰富了中华传统文艺思想和推动了中华文艺发展进程的,承载着中华传统文学艺术的道艺精神,延续了中华文脉在数千年的历史时空中生生不已、风采焕然的,便是属于“人民”的文艺思想,是为“思想的人民性”。中华文艺思想史上义理丰厚、姿态各异的文艺思想,凝结着时代精神的精华,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充分展现了中华文化诗性灵动的一面,通过创新性阐释和创造性转化,发现其当代价值,使其在当代中国文艺中获得新的生长点,从而得以传承发展下去,这本身也是我们研究、撰述中华文艺思想史体现“人民性”之重要方面。

整体通观与“圆照”阐释及其它   除了上述而外,我们认为,在中华文艺思想史的研究、撰述中,以通观、整体性的眼光与方法来认识、把握研究对象,也是体现唯物史观的指导作用的一个重要方面。这里所说的通观和整体性,包括构成中华文艺思想的各个门类之间的打通,而打通之目的则是为了更好地揭示它们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同生共长的关系。此外,我们所说的通观与整体性还包括不同朝代、不同时期、不同文艺思想家、不同文本、不同文艺见解之间的通观,以及注重考察它们相互之间的联系性与整体性。这也就是说,中华文艺思想虽然划分为不同的门类,虽然经过了不同的发展阶段,相互之间存在延续性,也存在差异性,但是这并没有妨碍它们形成一个有机整体,汇为一条先后贯通、正变相续、波澜迭起的思想观念的长河。所以,在研究之中通过整体通观、“圆照”阐释,来揭示中华文艺思想丰富内涵、发展演进轨迹及其规律,警惕与克服研究与撰述中产生将历史碎片化的倾向,意义同样非常重大。同时,我们还认为,研究撰述中华文艺思想史,包括编撰《中华文艺思想史资料长编》在内,实际上正是一个对中华传统文艺思想精华当代价值的发现与挖掘过程,而在这一过程之中,需要我们在史料学自觉的基础上,充分掌握一切可以搜寻到的文艺思想史料,从文学艺术的整体出发,树立一种“大文艺思想”的观念,通过深入的考察与分析,全面、辩证地分析一切重要的文艺思想现象,从社会史、文化史的角度来梳理、建构、叙写文艺思想史,并且注重提炼具有标识性意义的中华文艺思想关键词,讲好中华文艺思想史的“故事”,这对于中华文艺思想的传承与创新,其意义实不容低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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