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学》曾在新中国一代又一代读者心中留下过深刻的阅读记忆。她1953年7月创办。为了纪念鲁迅先生，继承他30年代创办《译文》杂志的传统，刊物当时定名为《译文》，并由鲁迅创办《译文》时的战友茅盾先生担任首任主编。1959年,刊物改名为《世界文学》,以一定的篇幅发表中国学者撰写的评论。 “文革”期间曾一度停办。1977年恢复出版。茅盾、曹靖华、冯至、陈冰夷、叶水夫、高莽、李文俊、金志平、黄宝生、余中先等著名作家和翻译家曾先后担任过主编。周扬、郑振铎、洪深、姜椿芳、董秋斯、曹靖华、萧乾、丽尼、萧三、冯至、邹荻帆、楼适夷、包文棣、孙绳武、杨周翰、王佐良、罗大冈、戈宝权、卞之琳、季羡林、吕同六等文化名人担任过编委。
自创刊起，《译文》以及后来的《世界文学》，在很长一段时间，是新中国唯一一家专门译介外国文学的杂志。唯一，本身就构成一种绝对的优势，因为读者别无选择。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透过这扇唯一的窗口，不少中国读者第一次读到了众多优秀的外国作家。可以想象，当《译文》以及后来的《世界文学》将密茨凯维奇、莎士比亚、惠特曼、布莱克、波德莱尔、肖洛霍夫、希门内斯，茨威格、哈谢克、福克纳、泰戈尔、杜伦马特、艾特玛托夫、皮兰德娄等等世界杰出的小说家和诗人用汉语呈现出来时，会在中国读者心中造成怎样的冲击和感动。同样可以想象，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当人们刚刚经历荒芜和荒诞的十年，猛然在《世界文学》上遭遇卡夫卡、埃利蒂斯、阿波利奈尔、海明威、莫拉维亚、井上靖、毛姆、格林、莫洛亚、博尔赫斯、科塔萨尔、亚马多、霍桑、辛格、冯尼格等文学大师时，会感到多么的惊喜，多么的打开眼界。那既是审美的，更是心灵的，会直接或间接滋润、丰富和影响人的生活，会直接或间接打开写作者的心智。时隔那么多年，北岛、多多、柏桦、郁郁等诗人依然会想起第一次读到陈敬容译的波德莱尔诗歌时的激动；莫言、马原、阎连科、宁肯等小说家依然会想起第一次读到李文俊译的卡夫卡《变形记》时的震撼。审美上的新鲜和先进，心灵上的震撼和滋润，加上唯一的窗口，这让《世界文学》散发出独特的魅力，也让《世界文学》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被人视作理想的文学刊物。
从上世纪七十年代起，《外国文艺》《译林》《译海》《中外文学》《外国文学》等外国文学刊物涌现时，《世界文学》不再是外国文学译介唯一的窗口，而是成为众多窗口中的一个。当唯一成为众多时，《世界文学》又该如何体现自己的优势？事实上，《世界文学》前辈们已经交出了一份优秀的答案。如果让我稍稍总结一下，我想基本上有这些经验：第一点，编辑的素养和能力；《世界文学》的编辑一般都既要有研究能力，也要有翻译能力和写作能力，也就是研究型和创作型相结合。有了这样的编辑队伍，也就能做到第二点，选题的深入、精准和权威。由于编辑都能掌握和研究第一手资料，同时又背靠着外国文学研究所，有不少专家的支持，因此，《世界文学》的选题大多是在深入研究和调研的基础上完成的。就这样，我们最先译介了加西亚·马尔克斯、君特·格拉斯、赫尔塔·米勒、艾丽斯·门罗、博胡米尔·赫拉巴尔、伊万·克里玛等一大批具有世界影响的外国作家。而选题的实现，又需要第三点，也就是一支优异的译作者队伍。总之，有一流的编辑，一流的选题，一流的译作者，刊物自然而然也就是一流的。
理想的文学刊物，应该是有追求的，有温度的，有独特风格和独立气质的；理想的文学刊物，应该同时闪烁着艺术之光，思想之光，和心灵之光。理想的文学刊物，应该让读者感受到这样一种气息、精神和情怀：热爱，敬畏，和坚持。事实上，坚持极有可能是抵达理想的秘诀，是所有成功的秘诀。理想的文学刊物应该让读者感受到从容、宁静和缓慢的美好，应该能成为某种布罗茨基所说的“替代现实”。理想的文学刊物，应该有挖掘和发见能力，应该不断地给读者奉献一些难忘的甚至刻骨铭心的作品，一些已经成为经典，或即将成为经典的作品。卡尔维诺在谈论经典时，说过一段同样经典的话：“这种作品有一种特殊效力，就是它本身可能会被忘记，却把种子留在我们身上。”理想的文学刊物就该有这样的“特殊效力”。理想的文学刊物还应该有非凡的凝聚力和号召力，能够将一大批理想的作者和理想的读者团结在自己周围。当唯一成为众多时，如果能做到这些，一份刊物就会保持它的权威性、丰富性和独特性，就会起到引领和照亮的作用，就会以持久的魅力吸引读者的目光，就会在众多中再度成为唯一。当唯一成为众多时，我们也深深地知道，要真正做到这些，会有多么艰难，需要付出多少心血。
至今，《世界文学》已走过近六十五年的风雨历程，译介过一百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作家和作品，为中国文化生活做出了独特的贡献。这是《世界文学》的光荣。但在错综复杂、变幻无穷的网络时代和商品时代，一份存在了六十余年的刊物，除了自身优势和各种机遇外，也面临着诸多的挑战和困境。如何让刊物不断焕发活力，已是我们需要面对和迎接的一道崭新而又严峻的课题。
我们依然主要以遴选优秀作家、发见重要文学现象、多角度深入译介为己任。与此同时，我们也在适度地调整、改变和拓展。翻开近年的《世界文学》，无论从封面、装帧、版式，还是从栏目，读者诸君都会发现我们努力的印迹。
几十年来，《世界文学》一直起着外国文学窗口的作用。种种缘由，中国文学曾出现严重的断层现象，有段时间甚至处于与世隔绝状态，无法融入世界文学，也难以同外国文学对话。因此，在改革开放后的相当一段时间里，中国作家的主要任务是提高自身修养，丰富文学视野，其中最有效的手段是吸纳中国古典文学和外国经典文学的精华。而《世界文学》适时地满足了中国作家的需求。三十余年已经过去。中国文坛上已涌现出一批视野开阔、功底扎实的作家。他们以自己的创作实绩提升了中国文学的境界和水准，让世界文坛不得不重视中国文学的存在。如此情景下，中国文学已具备同外国文学互动和对话的可能。《世界文学》高度关注这一文学生态，将适当调整定位，在继续为中国文学打开一扇扇外国文学窗口的同时，努力为中国文学搭建一座座文学交流平台。为了完成这一崭新的定位，我们将扩大“评论”栏目，以更多的篇幅发表中外作者的深度书评和随笔式评论，形成一种中国文学同外国文学呼应、互动和对话的文学氛围。此外，我们还将以定期和不定期方式推出“译事”、“外国作家论中国文学”等栏目。文学翻译，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巨大贡献，有目共睹。文学翻译，是一门艺术，一门值得探究的诗学，也毋庸置疑。“译事”栏目将组织各类文章，从诗学高度，对文学翻译进行有益的探究。而“外国作家论中国文学”栏目，在某种意义上，是同“中国作家谈外国文学”栏目的呼应，专门介绍中国作家在不同国家被译介、被阅读、被评论的情形，以期让我们了解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中所处的位置，并借助域外视野反观中国文学自身的形象。栏目构建和调整外，我们依然会倾心策划和组织一个又一个专辑和小辑，让中国读者不断地认识一个又一个优秀的外国作家。
六十余年，三百七十多期，日积月累，《世界文学》译介过的优秀作家和优秀作品究竟有多少，实在难以计数。肯定是一片茂密的林子。那片林子里，有一代代作家、译者和编辑的心血和足迹。编辑，尤其是文学编辑，都应是完美主义者。因为文学本身就是一项无边无际的事业。即便困难重重，只要文学情怀不变，我们就唯有坚持，唯有前行，唯有把每一天、每一年都当做新的开端，一步，一步，不断走向高处，更高处。
作者：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