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是人非。最近两年，奥兹身体欠佳，此次来京还专门申请了机场轮椅服务。原定飞机抵达时间已经过了1个小时，还是看不到奥兹夫妇的踪影，大家开始有些担心，连在社科院开会的陈所长都打电话来询问是否接到奥兹。我试着拨通奥兹的手机，但听到的却是希伯来语要求留言的声音。前来接机的人民大学老师前去探寻是否发生了什么事。就在此时，我突然发现坐在轮椅上的奥兹由机场工作人员推着缓缓过来。他略显清瘦，脸上挂着慈祥的微笑，正在左顾右盼。我喊他的名字，没有回应；我抬高调门，“阿摩司”，他转过身，“嗨，钟，很高兴又看到了你！”接着，他回过头，呼唤夫人尼莉。离他几米远的尼莉正在接机的人群中寻找，我又喊，“尼莉，我在这里！”我走上前去，慢慢地把尼莉扶下轮椅，奥兹则是自己站了起来。 车子驶往酒店的路上，奥兹说近几年收到中国的许多邀请，但都没有接受，因为不是通过钟请的。尽管我知道奥兹自幼便“钟爱语词”，但这些话听起来还是暖人心扉。奥兹谈到自己身体情形时轻描淡写，说还行，比想象的要好！转而问我，我说前些天脚踝受伤了。奥兹说，与《我的米海尔》中所发生的一模一样。

特拉维夫，初识奥兹 

《我的米海尔》是我翻译的第一部奥兹作品，也是我阅读的第一部希伯来语小说。时光倒退20年，我受中国社会科学院派遣在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学习希伯来语言和文学，在尝试用希伯来语阅读文学之际观看了电影《我的米海尔》，于是便找来原著：“我之所以写下这些是因为我爱的人已经死了，我之所以写下这些是因为我在年轻时浑身充满着爱的力量。而今那爱的力量正在死去，我不想死。”小说开篇那简约优美的文字将我带入神秘悠远的另一种文化世界。而在这个文化世界里，人们所使用的语言是希伯来语，是唯一能与上帝对话的语言。于是我暗下决心，要把用这种奇妙语言写就的文字带给中国读者。巧合的是，1996年秋季，奥兹应邀到特拉维夫大学讲授现代希伯来文学。听众们往往提前一个小时就前去排队等候入场，500人的演讲大厅整整一学期爆满，座无虚席。许多以色列人都曾表示，他们读着奥兹的书长大，或者说与奥兹拥有类似的人生体验。 一个细雨初歇的上午，雨后的特拉维夫大学校园格外清朗明澈。我在奥兹课后随他来到希伯来文学系的小会客室，那是我们第一次交谈。我拿着一本朋友送的小开本希伯来文版《我的米海尔》，表达了想把此书翻译成中文的愿望，奥兹没有拒绝，并善意地纠正我的一些希伯来语读法。就在同一时期，时任译林出版社副总编辑、如今译林掌门人的顾爱彬先生在伦敦与奥兹前任代理人欧文女士见面，一次性买下奥兹五本书的版权，其中包括《我的米海尔》。就这样开始了我和奥兹与译林长期而稳固的书缘。尽管20年过去；尽管后来我成了奥兹的执着译者和研究者；尽管近几年，奥兹每发表一部作品，都期待我为他翻译成中文；但初见奥兹时的许多细节一直令我铭心刻骨，以致我在多年翻译奥兹时，经常联想到他说话的方式、口气乃至声音，并尽量将这种口气与声音传达给中国读者。此次在北京重逢，奥兹曾几次提到那次会面，他说你以为我忘了，但我实际上记得一清二楚。 

 比尔谢巴，上帝脚下的会晤 

比尔谢巴原名别示巴，是位于以色列南部内盖夫沙漠的一座古老城市。据《圣经·创世记》第26章记载，犹太先祖之一以撒来到别示巴，非利士王亚比米勒见上帝与以撒同在，就主动与之立下互不侵害的盟约。当天，以撒的仆人又前来告知以撒在那里挖了井，“我们得了水了”。以撒便给那井取名叫“示巴”（sheba），在希伯来文中，“示巴”意为“盟誓”或“七”，于是那城也就被叫做别示巴，也就是今天的比尔谢巴。城中的本-古里安大学虽然只有几十年历史，但其在新能源、旱地农业、水资源、希伯来文学等研究领域在世界居于领先地位。奥兹便在那里任文学教授。 我第一次到本-古里安大学，是在1997年2月到那里参加阿摩司·奥兹国际研讨会。以色列政坛元老、奥兹好友西蒙·佩雷斯前去助兴，整个会议群情振奋，高潮迭起。佩雷斯也是个文化人，他在闭幕式上较为深入地谈及了现代希伯来文学现象；奥兹则大谈二十多岁时创作《我的米海尔》的经历。我参加的是翻译组，主要谈翻译《我的米海尔》时的浅见，但兼济介绍了现代希伯来文学在中国传播的情况。当时中以建交时间并不长，看得出来，在场的作家和批评家为这些来自亚洲大陆另一端的新鲜信息感到振奋。在座中有一位老者，我每说出一个作家，他便说出一个书名，那就是十分推重奥兹的希伯来文学大家、我日后攻读博士学位时导师之导师谢克德教授。 年，我得到以色列高教委攻读博士学位的奖学金，本来联系到希伯来大学读书，但后来因为导师施瓦茨教授调到本-古里安大学任职，我也就转到了本-古里安就学。那里天气很热，但人也很热情。刚入学时，系里说我初来乍到，先和导师共用一个办公室，旁边是系主任卡麦姆教授，对面是阿摩司·奥兹，有困难大家都可以照应，和奥兹接触的机会于是也多了起来。出门在外，安身之处是关键。奥兹见我每天急匆匆出去寻找住房，便主动和时任校长办公室主任的埃斯特联系，安排我住进了学生宿舍。我很喜欢那座欧洲城堡式的建筑，虽然房间很小，但环境清幽，生活设施齐全，离大学只有五分钟的路。我可以终日待在图书馆，也许，这正是我能在四年中写完博士论文的一个重要条件。 攻读博士学位早期，我曾应上海译文出版社之约翻译奥兹的长篇小说《黑匣子》，那是一部书信体小说，运用了大量的象征、隐喻与描述性语言，翻译难度很大。恰好那个学期正赶上奥兹在校授课，针对我提出的诸多问题，他专门在每次课前安排一小时为我答疑。能够亲耳聆听他破解以色列家庭生活之谜，并解析以色列政坛神话，是我在翻译之外的重大收获。  

阿拉德，走进奥兹之家

 本-古里安大学的海姆·拜伊尔教授曾用三个“爱音”（Ayin）来形容奥兹。这个比喻很有意思。“爱音”是希伯来语的第十七个字母，奥兹姓氏和名字阿摩司的第一个希伯来文字母均为“爱音”，而他多年居住的阿拉德小城的第一个希伯来文字母也是“爱音”。“爱音”同时又与“泉水”等字谐音，象征着作家汩汩的创作之源。这大概便是希伯来语的妙处之所在！ 阿拉德位于死海附近，大约建于1961年。我在本-古里安大学读书时，曾应邀到奥兹家里去过一次。我从比尔谢巴乘坐大巴抵达阿拉德中心汽车站，又乘坐出租沿宽阔的林荫道上行。夕阳西下，白砂岩公寓楼沐浴在余晖下，给这座沙漠小镇平添了几分神韵。奥兹的家是一座独立的石式建筑，外带一个漂亮的小花园，花园里鲜花盛开，灌木葱盛。住宅内的陈设简朴而舒适。奥兹把我引进书房，房间里依墙码放的书架里摆满了书，一个长书架上摆放着奥兹的多部作品，包括各种版本与译作。此外，便是沙发、扶手椅、大写字台、小讲桌、打印机等书房必需品。奥兹亲手端来咖啡和小饼干。购物归来的尼莉走进门，说东西太多拿不了，奥兹微笑着走出去，帮她从车上把物品拿到房间。 因时间久远，谈话内容已经淡忘。只记得临行之际，奥兹亲自打电话给汽车公司确定下一班大巴出行的时间，并驱车将我送到中心汽车站。还一再叮嘱我不要站在路边，不安全，带我去车站工作人员的办公室候车。即使现在，一想到他那般周到与慈爱，我还是非常感动。 第二次去阿拉德，是在2009年5月，那天南部地区气温高达四十度，热浪袭人，奥兹亲自开车到中心汽车站接我，直接把我引进客厅，尼莉为我们做了水果沙拉。我们一起聊天，拍照，为我挑选喜欢的音乐磁带。印象深刻的便是他家那只黄花猫，那是他们儿子丹尼尔养的一只猫，似乎已经不年轻了。儿子住到特拉维夫后，猫便留给父母抚养。奥兹夫妇对猫非常温情，用拟人化的手法描绘其一举一动。那只猫也非常有趣，总是在我们面前晃来晃去，还不时地跳到桌子中央朝你喵喵地叫，奥兹说那是为了引起关注。 

 耶路撒冷，总统会议与作家节 

2008年5月，我应邀去耶路撒冷参加首届以色列总统会议“面对明天”，于是和奥兹联系询问能否在我访以期间见面。没想到，奥兹回复说他也要参加以色列总统会议，还要参加同时在耶路撒冷举行的以色列作家节。本来奥兹答应会在我发言时前来助阵，后因时间冲突未能如愿。我倒是在总统大会上听了他和基辛格的同台演说。尽管身在以色列，尽管面对来自世界各地的政府首脑和要员，奥兹与在中国一样，依旧重申在巴勒斯坦地区建立两个国家的主张，拳拳之心，实所共鉴。 当时参加耶路撒冷作家节的另一位热门人物便是南非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纳丁·戈迪默。戈迪默的父母都是犹太人，她对以色列这片土地情有独钟，在以色列建国六十年纪念日之际，她顶住多方压力，接受奥兹的邀请，到耶路撒冷参加国际作家节，我亲耳听她对奥兹和格罗斯曼说，“能来以色列真是太好了。”当然，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抨击以色列政府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强硬态度，对巴勒斯坦难民深表关怀。尽管行程紧迫，我还是希望去听听奥兹和戈迪默的对谈，并代表外文所询问她是否有来中国访问的意向。头一天下午，我在美丽的宁静之居（Mishkenot Sha’ananim）见到了奥兹，便把想法告诉了他，奥兹说：“你晚上六点半来找我，我给你引见纳丁·戈迪默。”戈迪默这位年逾八旬的老人给我的第一印象是风韵犹存，头脑清晰敏锐，反应极快，话音有些尖利。奥兹说：“纳丁，认识一下，这是我的中文译者钟志清博士，就是她翻译了《爱与黑暗的故事》”。戈迪默客套地讲，“认识你很高兴。我知道那本书翻译成了中文，原来是你译的，太好了。”第二天，奥兹与戈迪默在对谈结束后，分别为我在中文版《爱与黑暗的故事》上签了名。那本书是头版二刷，本来是我从中国带给奥兹的礼物，但转念还是将其带回了北京。而今戈迪默已经作古，那苍劲的字迹化成了永远的记忆。

波士顿，又一个美丽的承诺 

2000年《爱与黑暗的故事》发表后，奥兹说希望我为他翻译成中文，并且承诺：“等《爱与黑暗的故事》中文版付梓之际，我将去中国与你一同庆祝。”就这样，在中国社科院外文所、以色列驻华使馆、译林出版社的多方努力下，奥兹终于在2007年秋季第一次踏上了中国的土地。 

2007年与奥兹重逢 

2011年11月，我正在美国哈佛燕京学社做访问学者，奥兹应邀前往美国参加英文版短篇小说集《乡村生活图景》一书的推广。波士顿的签售仪式在著名的Brookline Booksmith书店举行。奥兹先做了一个小型演讲，那深沉的口吻、优美的词句、幽默的语气深深感染了在场的听众。签售时，许多人走上前去，请求与奥兹合影留念，奥兹一如既往，微笑着没有拒绝。 奥兹第二天中午便会离开波士顿，提议上午一起喝咖啡，但因为我在哈佛的合作导师之一王德威教授正召集一个大型学术会议，第二天上午有王老师的大会发言，我有些为难，奥兹表示理解，但显得有些失望。回哈佛的路上，我脑海里一直浮现出奥兹别离时的身影，负疚感油然而生。我，身为希伯来文学翻译者与研究者，能在波士顿见到奥兹，一位杰出的希伯来文学创造者，一位相识十几年的师长和友人，确实是他乡遇故知，是造物主的有意安排！无论奥兹之于我，还是我之于奥兹，从某种意义上应该说是唯一的；而王老师每每举行活动则拥有无数听众，我应该可有可无。此事必须补救！回到哈佛公寓，我查看了第二天的时间表，发现听完王老师发言后再去为奥兹送行完全来得及！我立即给奥兹打电话，手机关机，我祈祷上帝，一定要联系到他，不然我永远不会原谅自己！历经一番周折，我终于找到了奥兹下榻的酒店名，接通了他房间的电话，希望明天能和他一起喝咖啡，希望他不要拒绝。奥兹毕竟是奥兹，用他特有的宽容答应了我。见面时，我们谈了许多，谈到诺贝尔文学奖时下为什么不太可能授予一位以色列作家，谈到他在美国的所见所闻，谈到新书的反响，也谈到他希望我翻译《乡村生活图景》一书的期待。我欣然承诺。 

中国社科院外文所，归家 

五年后，奥兹应中国人民大学邀请来到中国，再度来到中国社科院外文所，参加外文所和译林出版社共同主办的《乡村生活图景》的首发仪式，并做了题为《在梦想与故事之间》的专题演讲。他在留言簿上写道：重返中国社科院真是欣喜至极！陈众议所长在致辞中表示奥兹不仅是我们的朋友，而且是亲人，外文所就是他的家。奥兹对此予以回应，说来到外文所，来到九年前的同一件会议室，和大家在一起，确实有归家之感。陈所长拿出一张老照片，里面有奥兹夫妇、所长、莫言和阎连科，那是九年前，我们在同一个房间奥兹奥兹作品研讨会时的场景。他说，“当时正是莫言在谈他阅读奥兹作品时的感受，讲的非常好，我至今耳边还回响着当时很亲切的话语，脑海里还浮现出我们那么多作家朋友、学者朋友对奥兹先生的尊重，对奥兹先生作品由衷地喜欢。”

 新书首发式上，奥兹用希伯来语朗诵《乡村生活图景》片段。布跃华摄 

奥兹最初以短篇小说集《胡狼嗥叫的地方》（1965）登上文坛，又以《我的米海尔》（1968）奠定了国际声誉。他的作品虽然多数以描写以色列家庭生活见长，多以耶路撒冷和基布兹为创作背景，但他本人不断注重文学技巧与文学类型的实践与更新。掐指算来，《我的米海尔》是一部超乎爱情小说的爱情小说，《黑匣子》（1987）则采用的是书信体形式，《了解女人》（1989）以摩萨德工作人员为描写对象，《莫称之为夜晚》（1994）背景置于被排斥在现代生活之外的沙漠小镇，《一样的海》（1998）把诗歌与散文组合在一起，《地下室中的黑豹》（1995）以英国托管巴勒斯坦的最后时期为背景，《爱与黑暗的故事》（2002）既是家族故事又是民族叙事，《咏叹生死》（2007）集中写作家内在或想象中的世界。 刚在中国问世的《乡村生活图景》（2009）不同于奥兹以往的任何一部作品，共收入八个短篇小说。前七个短篇小说的背景均置于以色列中北部的一个小村庄特拉伊兰，故事与故事、人物与人物之间偶有某种照应，形成某种意义上的互文。第八个短篇《彼时一个遥远的地方》与前七个短篇在内容上没有任何联系，在写作手法上则再现了马尔克斯的魔幻现实主义和卡夫卡的隐喻传统，可以单独成体。这八个短篇小说，均以没有结局的故事收笔，弥漫着着孤独、失落、忧伤、恐惧、惊悚、奇特、怪异乃至绝望，可说是古稀之年的奥兹把现实中的许多现象、问题、悖论与谜团浓缩在一起，并以写实加象征、隐喻的方式呈现在读者面前，但没有做出解答。多数小说把个人放到充满悖论与冲突的社会语境中，放到城镇化进程日新月异、乡村文明遭到毁坏的大背景下，通过个体人物的心灵剖析与外在的环境展现，促使读者对个人、环境乃至整个人类的生存境况进行思考。 

在活动现场，陈众议所长强烈推荐大家看《乡村生活图景》，在他看来，这种乡愁也是我们国内最近一直在呼吁的，是中国几千年以乡村为单位为结构为记忆的起点，如今这种乡情在淡出，生活在远去，所以每看一页会有自己对生活的感悟，所以要重读它，感谢奥兹先生让我们回忆自己的人生，又从中看到光明和乐观。70后作家徐则臣先生则另辟蹊径，认为奥兹先生的作品更新了我们对小说的看法，更新或者说拓宽了小说文体的边界。 

伟大的作家”与“充满爱心的人”

奥兹在北京时，数次说到作家在去世后方能得到其他作家的认可，而他在有生之年便被人大一批年轻作家遴选为21文学奖的得主，堪称奇迹。这当然饱含着对评委会的认知表示感激，但也不乏客气和礼貌。健在的世界级优秀作家中认可奥兹的大有人在。2011年，略萨在中国社科院演讲后的互动环节中就曾讲过，“奥兹是一位伟大的作家，”他们是好朋友；帕慕克与基兰·德赛认为奥兹十分迷人；莫言则将奥兹对1947年联合国宣布巴以建国的场面描写视为经典。 莫言在评论奥兹时使用了十分贴切的词语：宽容，理智，充满爱心。这种宽容与爱心，按照奥兹夫人尼莉的说法，一方面是遗传了他外祖父善良的天性，一方面则是因为基布兹生活的培育。奥兹14岁弃家去往基布兹胡尔达。在其成长的年代，接受了人人平等、人与人之间应该相互尊崇、互助与友爱等观念，因此，无论与任何人在一起，他都会谦和友好，照顾别人的感受。有时甚至宁肯为难自己，也不愿意拒绝别人。 奥兹一向自称没有事先提供演讲稿的习惯。2007年访问中国社科院外文所时曾安排了十几场活动，一概没有演讲稿。但此次，人大负责安排21国际文学盛典活动的老师反复强调要有演讲稿，尽管奥兹多次回应他习惯于上场之后才能演奏音乐乐章，但最后还是应承下来，数易其稿，并责成我将把参加首届21大学生国际文学盛典活动时使用的受奖答辞“热爱小说”翻译成中文，交给主办方。在人大的活动现场，奥兹还算配合，一板一眼地坚持把稿子念完，但我能够理解他为此做出的“妥协”。 奥兹尽管德高望重，但为人十分友善，谦和，善解人意，对女士尤为绅士，这也是一种文化上的价值取向，毕竟他的父母都是亲欧人士，他从小一直在接受欧洲文明的熏陶。别人为他的付出，他一向铭记在心。在很多场合，他都提到我这位中文译者，提到译林出版社。在任何活动现场，他从来不会忘记向翻译致以谢意。他亲自致电译林顾爱彬社长，向出版社致谢；并为6月24日袁楠副总编辑在社科院外文所《乡村生活图景》首发式上发表致辞之后便匆匆离去遗憾，让我转告袁楠，说其致辞十分优美，只可惜没机会亲口告诉她。 奥兹访华前夕，我翻译的“奥兹小辑”荣获“第四届西部文学奖”翻译奖，获奖作品正选自《乡村生活图景》！奥兹在第一时间向我表示祝贺与鼓励，支持我在他离京那天前去喀纳斯领奖，并主动提出写贺辞赠与《西部》杂志。他写道：“为使希伯来语句式、习惯用语、内在神韵让中国读者能够接受，钟志清教授不只是查阅字典与工具书，她再次发明了一些表达方式，经常从汉语中寻找贴切的用语来代替希伯来语，经常创造相应的汉语词汇。”使其“《我的米海尔》《爱与黑暗的故事》和《乡村生活图景》不但被人们用中文讲述，而且被人们用中文歌唱与起舞。”这些话语，深深切入把一种文化转化为另一种文化的内核，让我深感责任重大。接下来，我会再与奥兹和译林出版社合作，翻译奥兹和他女儿、历史学家范妮亚合写的随笔集《犹太人与词语》（Jews and Wo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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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说钟志清获西部文学翻译奖，奥兹提笔写了一篇贺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