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自英王爱德华一世下令驱逐犹太人以来，直到莎士比亚生活的时代，犹太人作为化外之民，始终无法在英国社会生存立足。由此引出的一个疑问，即莎士比亚喜剧《威尼斯商人》的故事情节及剧中犹太富商夏洛克的原型到底来自何处，便成为400年来莎学研究者聚讼不已的话题。
最早的说法是该剧情节源自中世纪佛罗伦萨作家乔万尼·菲奥伦蒂诺的短篇故事集《蠢货》，尤其是书中讲述男女爱情故事的两个短篇：“威尼斯的吉安尼托”和“贝尔蒙特小姐”。后来也有学者指出该剧中“三个匣子”的情节是对薄伽丘《十日谈》中“三枚戒指”故事的仿拟。另外，中世纪英国诗人约翰·高尔《情人的忏悔》中有关择偶和私奔的描写对莎士比亚的创作也产生了一定影响。
当然，影响更大的是莎翁同时代剧作家克里斯托弗·马娄的名剧《马耳他的犹太人》。该剧中的主人公巴拉巴斯是嗜钱如命的犹太商人，为了金钱不惜毒杀妻女，甚至不惜向土耳其人出卖马耳他岛，结果计划破产，他本人也身败名裂。剧中人物巴拉巴斯是《圣经》中涉嫌谋杀耶稣的凶手之一，后被总督彼拉多赦免，但从此被迫在左胸佩戴○型标记，四处流浪。事实上，马娄在剧中刻画的人物及其背景也是欧洲反犹运动高潮的一个缩影。
犹太人是古代希伯来人的一支。在历史上，希伯来是一个灾难深重的民族，它先后遭受埃及、亚述、巴比伦、波斯、希腊、罗马等许多异族的奴役，受尽欺凌侮辱，饱尝亡国灭种之痛。公元1095年，教皇乌尔班二世发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在十字军的铁蹄下，犹太人如蝼蚁一般，任人践踏，“敌人杀他们（犹太人）如同屠宰牲畜一般，将他们推到刀剑前面……母亲倒在孩子的尸体上，父亲倒在儿子的尸体上”。除此之外，基督教还杜撰谣言污蔑犹太人，如宿主亵渎罪、血祭诽谤等，并诬陷犹太教徒为黑死病的始作俑者。如此一来，尤其是在基督教盛行的国家，犹太人的命运更为悲惨。1209年，爱德华一世下令驱逐犹太人后，返回者将被处以死刑。1492年，仅西班牙就烧死了2000多名犹太人，驱逐了20多万，因为他们是异端分子。于是成千上万的犹太人被迫背井离乡，四处漂泊。
基督教对犹太人的憎恨之情最早在《圣经》中便有所表现。《诗篇》第83篇第4节表达了灭绝整个犹太民族的愿望：“来吧，我们将他们剪灭，使他们不再成国；使以色列的名，不再被人纪念。”在《出埃及记》第1章第22节中，法老吩咐他的众民要对以色列人赶尽杀绝，“以色列人所生的男孩，你们都要丢在河里……”后世的基督徒们在潜移默化中受到这些反犹精神的影响，他们也将这些言论当作自己迫害犹太人的行动指南和理论依据。同时，《圣经》中的反犹言论也为基督徒们带来了一种与生俱来的优越感：他们认为自己受到上帝的拣选和教化，他们的道德比之犹太教徒更为高尚。
基督徒仇视犹太人很重要的一个理由就是犹大出卖了耶稣基督，致使耶稣被罗马人钉死在十字架上。然而，这只是一个传说——俄国文艺理论家考茨基曾经深刻揭示出基督受难的真相：“传说中耶稣被罗马人钉死，因为他是犹太人独立的倡导者，罗马统治的叛徒。但是后来，基督教要反对犹太人而站在罗马政权之下。这时让基督徒再相信罗马人钉死耶稣这种传说无疑是自相矛盾的。所以当时最重要的工作便是把这种传说加以曲解，务必移去罗马人钉死耶稣的责任，归罪于犹大身上。”——这也是犹太人作为替罪羊这一形象的由来。
早期基督教之所以能迅速壮大，皆因其是穷人的宗教，特别强调不分种族、贫富，凡信耶稣是基督者，即可赎罪得救，由此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从教父时代的奥古斯丁到中世纪的托马斯·阿奎那，教会一直颁布禁令，严禁基督徒从事有偿借贷活动，违者将受到重罚。“中世纪最后一位诗人”但丁在《神曲》中描述在地狱之中另辟一层，专为高利贷者而准备，可见其憎恶之情。然而，长期以来，不信奉基督教的犹太人，在欧洲不得拥有土地，因而被排斥在主流经济活动之外，只能从事和土地无关的经济活动，比如放高利贷——早期的放债人只需要一条长凳（意大利语banchi）在街头做生意，慢慢发展成后来的银行（这也是意大利语bank的起源）。犹太人为什么能在威尼斯从事金融活动呢？因为原来的威尼斯并不是陆地，而是一片滩涂，涨潮时就会被淹没——所以说威尼斯严格来讲不是土地，这样就规避了犹太人不能拥有土地这条法律——即便如此，犹太人在威尼斯的活动也只能被限制在犹太区，欧洲最早的银行就出现于此地。
这也是莎士比亚将他的戏剧背景设定在意大利威尼斯的一个重要原因。至于剧中人物夏洛克的原型，迄今仍是众说纷纭。有人说，夏洛克的原型是伊丽莎白女王宠臣埃塞克斯伯爵远征欧洲大陆带回的犹太战俘，名叫赫雷拉；他是佛罗伦萨人，为人机敏，学识渊博，深得女王欢心，可以随意出入宫廷，甚至主导了英国和西班牙的和平谈判。学者们深信，在莎士比亚生活的时代，赫雷拉威名赫赫，权倾一时，他的故事极有可能成为莎剧的题材。
也有人说，莎士比亚笔下的夏洛克是以诗人埃德蒙·斯宾塞的长诗《仙后》中的财神玛门为原型。作为邪恶势力试探正义的手段，金钱的诱惑在文学作品中屡见不鲜。托尔金创作的《霍比特人：史矛革之战》中的喷火巨龙史矛革就是为聚敛金钱，而甘愿隐藏在黑暗的巢穴之中，企图以此逃避天神的审判。作为《仙后》中的经典场景，盖恩爵士在“玛门洞”经受了金钱的诱惑——玛门意在以尊贵的身份博取盖恩的敬仰，进而使他臣服于金钱财富，以此达到腐蚀人性的目的。因此，斯宾塞笔下的玛门极有可能就是夏洛克的原型。
还有学者认为，夏洛克的原型更大的可能是西班牙人洛佩兹。1594年，也就是《威尼斯商人》写成的前两年，一件未遂的谋杀案震动了整个伦敦城。1月21日，富有的西班牙籍犹太医生洛佩兹被指控受西班牙国王指使，阴谋毒杀伊丽莎白女王。西班牙是英国的死敌。谋杀未成，洛佩兹便在一片咒骂声中被送上绞架。可是事情并没有结束，整个伦敦因此而出现了一场狂热的反犹运动。值得深思的是：为什么洛佩兹事件引来的是一场锋芒直指整个犹太人的反犹运动? 显然这背后有着更深的宗教背景。虽然“反犹主义”一词直至19世纪才被正式提出，但欧洲社会的反犹排犹思想却由来已久。1300年以后，对犹太人的驱逐行动愈演愈烈——据记载，直到1609年犹太人在英国仍然受到严厉地驱逐。
在这高涨的反犹声浪中，莎士比亚不可能丝毫不受这种社会情绪的影响；而作为一位有良知的剧作家，莎士比亚也不会轻易放过这一敏感题材。他“为了投观众所好，自然会在舞台上再现这个西班牙医生的某些特点——无疑，夏洛克会最有效地使人联想起那个可恨的洛佩兹医生……”洛佩兹视财如命，一如巴拉巴斯——在马娄的剧中，马耳他的长官向犹太富翁征集钱财时，宣布了一条法令：“谁要是不肯出钱，马上叫他成为一个基督徒。”而在莎士比亚笔下，犹太人夏洛克则老老实实地答应改信了基督教，以免家财散尽。
学者们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证了洛佩兹案与《威尼斯商人》的紧密联系：第一，角色的名字。主人公安东尼明显指涉了洛佩兹医生的主要原告和敌人——安东尼·佩雷斯。第二，戏剧的写作时间。1598年夏天，宫廷大臣供奉剧团登记印刷了“一本关于威尼斯商人或叫威尼斯犹太人的书”。第三，夏洛克的性格特点。洛佩兹与夏洛克一样具有强烈的复仇心理。第四，剧中的刑罚和法庭与当时历史事实的联系。由此看来，《威尼斯商人》在创作思想方面闪现出文艺复兴人道主义的光辉，体现出对苦难的犹太民族的真切同情；而在具体艺术表现方面又不可能不受西欧长期存在的反犹主义影响——这也是西欧社会从中世纪向近现代过渡的时代特征。
时至21世纪，莎学研究又有新发现。有学者认为，夏洛克的原型另有其人——他便是15世纪初佛罗伦萨最著名的犹太富商所罗门。自美第奇家族的教皇克莱芒七世施行仁政，犹太人便获准在该城居住。所罗门经商有道，很快富甲一方。高利贷当然也是他的一项业务。在拓展生意的过程中，所罗门假借儿子的名义与他人签订合约，结果遭人诬陷，被告上法庭。本来这只是一起极为普通的民事纠纷，但判罚的结果却令人大跌眼镜。所罗门被判处罚金两万弗洛林——这一笔天文数字足够科西莫·美第奇购买教皇之位，甚至也足以为某位被俘的罗马皇帝赎身。所罗门倾家荡产，整个欧洲也为之轰动。事后才知道，当时的佛罗伦萨执政为扩张势力，亟欲购买邻近城镇；苦于囊中羞涩，于是照例拿犹太人开刀。
犹太人以饶于资财且视钱财如性命而闻名于世。在中世纪的欧洲，金钱之于犹太人如同甘霖之于草木。犹太人的出入往来、生老病死等一切社会活动都需要缴纳税金。在过去的2000多年间，犹太人在世界各地颠沛流离，不得安生。他们被驱逐的理由多种多样，但究其根本，不外乎宗教、政治、经济三大原因，其中经济因素又是决定性的原因。很多时候，统治者为了巧取豪夺，会率尔颁布法令，以种种不相干的理由将国内的犹太人驱逐出境，待其将犹太人的资产尽数搜刮之后才会允许他们返回原处，而返回的条件则是再缴纳一大笔税款，名曰“居住权购置费”。换言之，没有了金钱，犹太人就没有了生命。自公元5世纪末起，欧洲的犹太人便被禁止拥有土地，无法从事农业生产。因此，犹太人只能徘徊在城市的角落，以小作坊手工业为生。然而，随着欧洲城市化的兴起，欧洲本地人为了垄断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不断排挤犹太手工业者和犹太商人，制定了一系列阻碍其发展的规定。处于劣势地位的犹太人不堪重压，只得转向被基督教徒所鄙视的高利贷行业。由此可见，“犹太人并非因放债才遭受人们的憎恨，而是因为遭受憎恨才走上放债之路”。至于高利贷在佛罗伦萨、威尼斯这样的城市为何屡禁不止？一言以蔽之，因为它们是商业城市。城市为了自身发展需要投机的资金，这也正是夏洛克之流能够在威尼斯生存的前提。
威尼斯、佛罗伦萨如此，同样作为商业城市的伦敦亦是如此。只不过在伦敦，抄家罚没的对象既有富商巨贾，也有名门望族。历史学家劳伦斯·斯通在《贵族的危机》中指出，1580—1610年间贵族的“炫耀性支出”后果相当严重，导致贵族越来越依赖借贷——这样的行为超出了许多家族的承受能力。中世纪封建和教会势力所鼓吹的“永恒的”等级秩序，在金钱的冲击下开始崩溃。“大多数人的生活都超出自己的本分，此消彼长，混乱地交替变更着社会地位：农民眼望着市民，市民眼望着绅士，绅士眼望着贵族”——但是向上爬还要以金钱为阶梯。对于统治阶级来说，他们始终需要夏洛克或所罗门这样的冤大头来为他们的奢侈买单。
从这个角度看，莎士比亚对从事高利贷的犹太富商的同情不言而喻。莎学专家霍尼希曼在分析莎士比亚年轻时的商业兴趣时说，“他（莎士比亚）活跃地参与了借贷很多年，也许是作为父亲的助手”，并断言莎士比亚作为父亲的协助者参加了许多家庭经济事务。到1591年，国家对高利贷的限制放松了；莎士比亚在戏剧界发家致富后，似乎也参与过至少一次类似的交易——他也许是债主，或是中间人。本世纪初，历史学家在斯特拉福德市政档案馆发现一封书信，据考证是当地一位颇受尊敬的商人理查德·奎尼写给莎士比亚的，可以作为莎士比亚参与商业和信贷活动的明证。由此可见，莎翁在《威尼斯商人》中选择以宗教冲突作为该剧的主题，不仅表面上迎合了当时伦敦观众对洛佩兹和所罗门案件的兴趣，同时也深入反映了伊丽莎白时期的经济和政治生活的全貌——《威尼斯商人》堪称是英国乃至欧洲新旧世纪之交的一幅全景风俗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