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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利勒·纪伯伦:他的生活和世界》:极具历史现实感的传记写作

作者:马征 来源:文艺报

 

说明: http://www.chinawriter.com.cn/NMediaFile/2017/0215/MAIN201702150755000092647318362.jpg

《哈利勒·纪伯伦:他的生活和世界》是迄今为止史料最丰富的纪伯伦传记作品,至今已不断扩充、再版4次之多,传记第一版出版于1974年,分别于1981年、1991年、1998年和20064次修订再版,除了第五版更名为《哈利勒·纪伯伦:超越边界》外,其余四版名字相同。20167月,这部传记作品的第四版中译本《哈利勒·纪伯伦:他的生活和世界》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哈利勒·纪伯伦:他的生活和世界》的作者是哈利勒·纪伯伦(与纪伯伦同名)和简·纪伯伦夫妇,作者的父亲与纪伯伦是堂兄弟,他本人是纪伯伦的教子。虽然纪伯伦去世时作者还未满10岁,但当时已是艺术家和作家的纪伯伦,给他的童年留下了温暖而又深刻的记忆。这种特殊的亲缘关系给作者的传记写作带来了既有益又不利的影响。一方面,作者在童年时代亲身接触过纪伯伦,纪伯伦给他留下了直接的印象,由于这种特殊的亲缘关系,作者得以从纪伯伦的妹妹玛丽安娜、父亲努拉·纪伯伦及其他亲戚那里获得大量纪伯伦的物品、书信和口述资料,有计划、针对性地从玛丽·哈斯凯尔、弗雷德·霍兰德·戴伊、约瑟芬·皮勃迪处获得了书信、日记、实物等大量第一手资料,对纪伯伦的生活和创作经历进行详实、生动的呈现,使读者如临其境,表现出较强的历史真实性。也就是说,作者得到了很多“活”的传记资料,这自然给这本传记的“可靠性”加了分。但另一方面,这些“活”的传记资料也隐藏着诸多“不可靠”的因素——作者很容易从童年时代的记忆和亲戚的口述中获取“印象式”和带有情感色彩的回忆性资料。作者叙述了促使他开始纪伯伦传记写作的直接原因,那并不仅仅是因为他的童年记忆和对纪伯伦的身份认同感,而是因为自我发展的独立使他能客观冷静地进行纪伯伦传记研究。

作者是以独立的研究者身份进行写作的,这使传记作品表现出难能可贵的传记文学特征——不同于普通的传记文学作品,该作采取了客观、严谨的学术立场,研究性的史料展示和梳理重于文学性的解读,不追求作品的可读性,追求作品的历史真实性和客观性。

《哈利勒·纪伯伦:他的生活和世界》具有较强的历史现实感,全书23章,按纪伯伦的生平经历历时性写出,不时穿插章节专门介绍纪伯伦的生活背景、对纪伯伦产生了重要影响的人物生平、历史语境等等。例如,在介绍纪伯伦的出生环境时,历史性地介绍了其家乡贝舍里的文化沿革与融合特点;在介绍纪伯伦一家迁居美国后的居住环境时,挖掘和介绍了1920世纪之交波士顿移民聚居区“南恩顿”的生存状况;在研究少年纪伯伦所得到的受教育和被社会工作者举荐的机遇时,详细梳理了美国的社会慈善制度及其在20世纪上半叶“新慈善”运动的推进。在介绍对纪伯伦的艺术生涯产生重大影响的第一位美国庇护者戴伊时,传记细致描写了戴伊所处的“世纪末”颓废的文化背景和“东方风”氛围……这些文化背景的描写不仅使传记具备了历史的真实性和可信性,而且对理解纪伯伦作为一名移民的奋斗历程、艺术创作中的早期波士顿影响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而在对历史背景的梳理中,作者避免采用印象式的描述,善于引经据典,通过引述客观历史资料,力图向读者“还原”那段历史。例如,作者通过挖掘社会工作者的史料来展现1920世纪之交波士顿的阿拉伯移民生活状况,在第二章“城市旷野”中,作者引用罗伯特·伍兹《城市旷野》中,社会工作者对19世纪90年代南恩顿街区的态度,并引用波士顿慈善联合会的管理者对于当时叙利亚移民的描述:

如果要从事某种职业,叙利亚人几乎都是沿街叫卖的小贩,一些人总在申请慈善资助,南恩顿区的叙利亚人很少居住在奥利佛区以外。与中国人类似,他们从来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美国人,他们是所有外国人中最“外国”的,无论是身着东方服饰走在街上,还是在堆满了土耳其烟斗的屋子里,他们都与我们迥然而异。他们热情好客,但也性情狡诈,在所有民族中,他们除了稀奇古怪之外,别无所长。

由于建立在客观真实性的写作原则上,作品毫不避讳纪伯伦家族中的污点,对纪伯伦父亲的贪污事件、纪伯伦一家因被没收家财和屈辱而被迫移民等细节,作品也进行了客观的描述。尤其具有开创性价值的是,通过大量书信、日记和访谈资料,作品挖掘和梳理了关于戴伊、约瑟芬和纪伯伦的交往经历,首次揭开了纪伯伦讳莫若深的少年时代,揭开了这两位美国庇护者对纪伯伦艺术和文学创作的关键性影响。

在纪伯伦传记写作和研究中,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是纪伯伦与玛丽·哈斯凯尔的关系。在这一点上,传记作者并未妄作评判,而是通过两人之间的日记和书信,客观真实地展现了玛丽和纪伯伦之间的复杂关系。在玛丽的日记中,她忠实地记录和分析了自己和纪伯伦之间的关系,这段文字解释了二人最终在经济资助和工作合作中形成的灵魂伴侣关系,而也正是由于要达成更大的自我、结成这样的灵魂伴侣关系,二人放弃了结婚的可能,克服了金钱关系所带来的困扰,结成了工作上的合作关系:

我们都那样看待我们的合作,从商业效果看,我们的合作很可笑,因为我们不断地变化——但从更大的方面看,那是一种智慧……我认为,我们几乎不再有对金钱的痛心……因为它只是为了使我们成为内心的伴侣,当我们一起朝着“大自我”成长,我们发现我们变得越来越完整。

除了毫不避讳传主的家庭和个人感情世界,作者还通过大量第一手资料,梳理了纪伯伦身处阿拉伯移民社团和美国现代主义艺术圈两个不同世界的矛盾心理,对于关照由纪伯伦所串联起来的阿拉伯现代文学社团和美国现代主义文学运动,有重要参考价值。例如,作者指出,纪伯伦受到戴伊及其所处的波士顿“世纪末”文化氛围的深刻影响,而纪伯伦将这种波西米亚式的创作理念,“移植”到了阿拉伯文化的根茎上,从而形成了“文化混杂”的观念:

(戴伊)悉心培植的百合花和玫瑰,并未生长在贫瘠的土地上,小哈利勒将会把这些最初和最重要的艺术影响,移植到他自己简朴的雪松之茎上。多年以后,当人们已遗忘艾里斯·布朗的《牧地草》、泰伯神父的《诗集》和露易斯·奎尼的《路标》,年轻的哈利勒却仍能回忆起他们的精神并效仿他们。移民所造成的文化混杂,将对哈利勒·纪伯伦产生复杂的影响,而这些都来自弗雷德·霍兰德·戴伊的遗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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