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美国作家艾玛·拉金第一次到缅甸，她发现无论去哪里，都能看到人们在阅读。在她所住的旅馆外，经常看到三轮车夫躺在三轮车破旧的椅垫上，读着杂志或书籍。有时候，还会看到三个人弓着背看同一本书。

有个老妇人在一场火灾中失去了房子和一切东西，她告诉拉金，她最思念的是她的藏书。她提到一本狄更斯的小说，作家形容道，“仿佛在喃喃自语久违的情人名字：‘《远大前程》’”。这让我思绪翻滚，想起自己年少时沉迷在狄更斯的小说里，那是些转换多次后书页已掉落没头没尾的书啊！以后在大学，重新阅读经典，才把失落的书名给补上。我们的外国文学课老师王智量先生是翻译家，他也授课英语高级班，用的教材便是《远大前程》，我去旁听过一次课，大量的英语生词让我知难而退了。

“你读过查尔斯·狄更斯吗？”“莫泊桑呢？”“西德尼·谢尔登？”“罗伯特·路易斯·斯蒂文森？”在茶馆，坐在拉金身边的缅甸男子一叠声地问道，可对于美国人，这都是多少年前读过的书。“告诉我，《化身博士》讲了些什么？”美国作家很为难，这本书她读过太长时间了。

而另一名男子，试图用艾米莉·勃朗特小说《呼啸山庄》场景与美国人搭讪，男子希望女作家帮助他学英语，并提议就像书中的小凯瑟琳曾经教过哈里顿那样，答对一个问题就得一个吻，见女作家疑惑的神情，他告诉她去核对出处，“企鹅版，第338页。”

这景象很像中国开放早期的上世纪80年代。一名在复旦读国际金融的女生告诉我，她在外语学院附中读书时，周末常去外滩一带，追着老外练外语。她读英语原版小说，能背诵《简爱》的段落，崇拜美国作家薇拉·凯瑟，熟读她的小说《My Antonia》（我的安东尼娅），这本书是一位芬兰朋友送她的旧书，女生去美国留学前又转送给我。这本书转手了好几次，很多书页有不同笔迹的英语句子，是一些读者留下的心得和感叹。

艾玛·拉金的非虚构作品《在缅甸寻找乔治·奥威尔》成了我们缅甸行的人文指南。书中对于缅甸人热衷读书的描写，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也颠覆了对于缅甸的想象。有个叫埃敏的缅甸人，从20岁开始就隐退于父母留下的两层木屋里，专心读书。40年来，他在二手店寻书，光是英语原版书就超过1000册。埃敏把他的书都存放在行李箱里，每一本书都用塑料袋仔细包好，以防热带潮湿的气候下白蚁和霉菌的侵蚀。

回想我们进入大学后就开始订阅的《外国文艺》《世界文学》杂志，也许对西方文学，比普通的西方人还了解，至少，热情程度更高。他们来到中国遇到我们，也有过为难的片刻。那时西方的现代主义作品刚刚涌入国内，便热衷于和西方旅人聊意识流小说比如海明威的《乞力马扎罗山的雪》，或者黑色幽默约瑟夫·海勒的《第二十二条军规》诸如此类，这些书我们刚刚读过，可对于他们是久远前的阅读。当我们用某本书的细节来启开关于现代派小说的讨论时，他们可能会尴尬，也许这是他们高中时读过眼前已经模糊的书，无法用等同的清晰表述来回应我们。

《世界电影》和《外国戏剧》杂志，每一期都有一部著名的电影剧本和获奖戏剧剧本翻译进来。当我们和老外聊起电影史上脍炙人口的电影时，他们难以置信我们刚从封闭的年代过来。记得有个在大学读戏剧博士的上了年纪的荷兰女子（她是等儿女们成年后才去读学位的），因我们几乎和她同步的戏剧知识，而泪湿蓝色双眸，她被我们如此饥渴的读书状态深深触动。

在仰光的第一个白天，我们从酒店出来，才走了一个街口，便来到潘索丹大街，这不正是拉金在书中提到的“书店街”吗？原来，缅甸有很高的识字率，全拜这个国家的佛教寺庙保有浓厚的教育传统，经过几代殖民和印刷术的引进，在英国治下，阅读是广为流传的休闲方式。

然而，在军政府时代，大学因学潮经常被关闭校园，停停开开，有些学生历经六七年都无法从学校毕业。在这条街，在密集的书店和书摊，人们可以找到获得知识的途径，因此缅甸人把潘索丹大街称为“街边大学”。

这条街就在苏雷塔附近，穿过仰光市中心，有高架桥进出口，是一条交通繁忙的街。我们站在街牌下拍照留念，阳光耀眼行人如织，心情也变得雀跃。可是，站在街口四顾张望，潘索丹大街已经不是拉金在20世纪90年代看到的景象：“书店鳞次栉比，卖书和杂志的摊铺几乎铺满每一寸人行道，触目可及的都是书，成堆地摊在地上或临时木架上。”

我们沿街走了十几米，一眼瞥见对马路的书店。就像觅宝一样，等不及走回交通灯下，便朝马路对面冲去，那是种什么心情呢？就像一样好东西失而复得！

书店不大，有三五顾客，缅文英文都有，楼梯口两边的墙上，像贴照片一样，将书封面富于装饰感地排放在大镜框里，却都是英文书籍；另有镜框贴着英文版《读者文摘》杂志封面；《奥巴马传》和英语版的《商业周刊》被放在醒目的位置。受英国殖民文化影响，缅甸部分人群精通英语。但显然，英语书比缅文书昂贵得多。

由于在仰光只待一天要赶好几个地方，我们匆匆离开，虽然又看到几家书店，也只能略过。

这晚因朋友生日，我们去了仰光有名的时尚餐馆Tea House，吃了一顿在缅甸旅途最昂贵的晚餐，然后发现，这家餐馆就在潘索丹大街。想想就明白，为何这条街的书店在减少。现在的缅甸正走向开放，随着投资商们的进入，市中心的租金也水涨船高，书店从来不是利润丰厚的买卖，只能从高租金街区搬走。

不过，十天后我们结束旅程回到仰光，在酒店附近一条小街，见到了绵延整条街的书摊，就像“街边大学”搬到了这里。这条街的两边人行道上，书摊紧密相连，有几百米长，放书的木板下垫着色彩鲜艳的塑料小凳子，顶上有蓝色为主间隔一两块红色的篷布，色彩悦目。不少摊位，书和杂志堆得老高，快要碰到顶上的篷布。

书摊上多是二手书，杂志占了不小比例，缅文英文都有。在书摊里面一侧，还隐匿着一些小书店。其中有间书亭，亭子上方贴有一条招牌，用英语写着

Myanmar Writers Association（缅甸作家协会）。看书亭挂出的书，有些封面的书名是双语，英文下面一行是缅文，也有书名只写缅文的儿童书。

其实，缅甸到处都有书摊。我在老蒲甘的寺庙门口书摊，用三美元买了一本乔治·奥威尔的原版 书《Burmese Days》（缅 甸 岁月），扯去透明塑料纸包装翻看，竟是复印本。同行的新加坡友人十多年前来过缅甸，说她当时用两美元买了这本书。这次她买了奥威尔的《Shooting an Elephant》（猎象记）和艾玛·拉金的新 书 《No Bad News For The King》（国王没有坏消息），当然，

也是复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