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23岁的罗贝托·波拉尼奥站在墨西哥城的甘迪书店里，这是少数几家很不明智地免费让爱书人看书的书店之一。他在读一篇题为《再次抛弃一切》的宣言。宣言号召诗友们效仿诗人兰波，为文学放弃一切——真正的诗人应该走出咖啡屋，与神枪手、孤独的牛仔、烦人的超市顾客等这些为数众多又各自为政的人们打成一片。

第二年，这位日后成就大名的智利作家打点行李，和好友桑迪耶戈相约离开墨西哥。他领了两个杂志社给付的文章稿酬，买了张机票到欧洲。此后近二十年的时间里，他做过洗碗工、服务生、码头装卸工、垃圾处理工、夜间看门员、季节性短工、接待员等，并一度染上毒瘾。然而，即使是干着这些最“卑贱”的活，他依然玩命似地坚持写作诗歌。

直到1992年，四十岁的波拉尼奥得知自己的肝病日趋恶化，甚感所剩时日无多。于是彻底打破自己在宣言中的承诺，放弃诗歌写作，决定转而集中精力写小说。原因无他，因为希望能靠出版小说挣钱来改善家庭状况，为儿女们留下一点遗产。他把自己关在巴塞罗那附近的一间屋子里，闭门不出。相伴的只有菊花茶、无尽的香烟，以及永不停歇地写作。

七年后出版的小说《荒野侦探》，终于为他赢得西班牙语文学最高奖项“罗慕洛·加列戈斯国际小说奖”。自此，波拉尼奥或许已然欣慰地感到给孩子留一笔遗产的愿望实现在即。然而，他生前多半没有想到，自己会在短短几年间迅速成为西班牙语和英语文坛最引人注目的现象。评论界更是把他和马尔克斯、略萨、科塔萨尔等文学大师相提并论，并称他为“当今拉美文坛最重要的作家”。

在诗作《一条通往文学的小径》中，波拉尼奥曾自我调侃道:“我梦想我是一个年迈多病的侦探，去寻找那些已经迷失了很久的人们。有时我偶然看向镜中，认出了罗贝托·波拉尼奥。”日后，他果然写了冠以“侦探”之名的《荒野侦探》。然而，关于侦探，我们在故事中绝对不会比书名本身看到更多，因为小说的主人公是两个在世界各地流浪的诗人，唯一和侦探有关的是，他们在寻找另一个消失多年的诗人。

显然，小说展现的只是大量关于诗人、诗歌、作家和文学等内容的“大杂烩”，而这正是波拉尼奥和他那一代人的青春印记。1953年4月，他生于智利圣地亚哥，1968年迁居墨西哥城，不久辍学，以在书店里蹭书看进行自我教育。1973年，他自许为托派分子，受格瓦拉的“摩托车日记”影响，坐大巴一路向南，返回智利参加革命，扶助萨尔瓦多·阿连德危在旦夕的社会主义政府。未几，皮诺切特将军发动政变，阿连德总统惨死，他被指恐怖分子，遭捕并下狱八天。狱警中有两人恰为其同学，他因此获救。

逃回墨西哥后，波拉尼奥很快与志同道合者成立了小团体“现实主义以下”诗歌运动，立意反对“官方文化”及其代表、诗人奥克塔维奥·帕斯。他们多次出击，扰乱帕斯的朗诵会，席间以怪叫哄场，甚至向帕斯泼葡萄酒。然而，没过两年他终究还是离开了墨西哥，个中原因恰如他多年后回忆中所言:“在墨西哥，我过着非常‘文学’的生活。被作家们包围，处在不是作家就是艺术家的世界。我渴望在文学之外生活。”

虽然已在医院轮候肝移植的名单上排到前列，但波拉尼奥最终没能撑到救命的那一天。2003年的7月15日，他因肝衰而逝，身后留下十部小说，四部短篇小说集、三部诗集。在不少评论家看来，仅《荒野侦探》和他生命最后五年耗尽全部心血写下的绝唱之作《2666》，便足以让他晋身拉丁美洲经典作家行列。

如此评价，或许并不是波拉尼奥所乐意见到的。事实上，作为拉美文学界的叛逆者，他对众经典作家嗤之以鼻，对“魔幻现实主义”更是极为不屑，他讥笑马尔克斯“过分热衷于结交总统和大主教”，称略萨是个“马屁精”，而伊莎贝尔·阿连德充其量只是个“三流作家”。当然，他同时也承认自己受到过科塔萨尔的影响，并且非常推崇博尔赫斯。

究其实，波拉尼奥的叛逆未必是刻意的标新立异。在他生活的时代里，拉美已发生了很大的改变，魔幻现实主义所赖以存在的根基已然被抽空:资本主义、世界银行、跨国毒品交易这些邪恶的新面孔取代了军事独裁者、敢死队和政治迫害。独裁者、妓女、族长、鬼魂之类的幻象，更像是贩卖某种异国情调的陈词滥调。

波拉尼奥应运而生，他笔下的人物几乎都是当代知识分子，作品也无关家族史、拉美政治等宏大严肃的史诗性题材，而带有更多的游戏趣味。然而，他的独创和伟大却无可置疑。有鉴于此，西方媒体给予他这样的评价:波拉尼奥的天才不仅在于他的写作能力上，还在于他从不遵循拉美作家的写作范式，他的文字充满想像力，并且是超越国界的，像折射拉丁美洲土地的一面镜子。